语言学中的博物学

1678年，约翰·雷在他以F.威路比名义出版的《鸟类志》（Ornithologia）一书序言中声明，他们“去除了象形文字、象征、道德、寓言、预示以及其他与神学、伦理、语法或者任何一种人类学问相关联的事物”。基思·托马斯曾引用这一断言来阐述十七世纪普遍兴起的理性主义精神（托马斯，2008：59）。约翰·雷被誉为“现代博物学之父”，这一称呼本身暗示着他与旧传统的决裂。然而就在《鸟类志》出版的前后，约翰·雷先后整理出版三部语言学著作。从素材收集乃至写作时间上来看，三部语言学著作与《鸟类志》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出现的。然而，语言学不仅恰恰与“人类学问相关联”，而且其中常常具有丰富的伦理蕴含，隐喻等手法也一向是民众语言青睐的表现形式。约翰·雷的语言学研究是否违背了他在《鸟类志》中明确表达的意旨？抑或语言学并不在其博物学研究范畴之中，而是另一个引起他兴趣的独立领域？威斯特弗在评价约翰·雷的宗教态度时声称他在自然哲学领域内坚持“普遍神意”（General Providence），而在个人信仰中坚持“特殊神意”（Particular Providence）。类似地，能否认为约翰·雷将伦理、隐喻等与人类学问相关联的因素从博物学中驱逐出去，与此同时在语言学研究中为之找到了一席之地？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关系到对约翰·雷博物学思想整体性的理解，也牵涉到语言学与博物学之间的关系。

约翰·雷一生中研究范围极其广泛，并留下了大量著作，其中三本语言学著作在当时乃至十八世纪中期都大受欢迎，一连发行了多个版本，对后世的语言学研究起到深远的影响。但相关文献中通常仅提及约翰·雷在博物学传统领域如动植物分类方面的研究，而忽略了他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瑞温虽然曾对约翰·雷各方面的工作和著作作出全面的阐述，甚至依据约翰·雷植物学著作中记载的地点亲自去考证，但他对约翰·雷的语言学著作，却远远没有给予同样的关注。虽然瑞温介绍了约翰·雷在语言学方面的著作，但仅限于对出版情况及著作内容的概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因为语言学材料更为零散，另一方面也因为，即使在博物学语境下，语言学研究也常被视为无关宏旨的边缘学科。

本章将简要叙述十七世纪英国思想界在语言学研究上的动机及主要活动，介绍约翰·雷的语言学著作，结合实例阐释其中丰富的博物学内容，在此基础上探究约翰·雷对伦理、象征、寓言、隐喻等“关系到人的学问”所持的真实态度。约翰·雷的语言学研究实际上是对《鸟类志》中理性宣言的呼应，约翰·雷的真实意图恰恰是从博物学的田野研究出发，弄清隐喻的来源，并纠正语言流传中产生的谬误，从根本上恢复语言与日常生活经验的联系。结语处将进一步探讨语言学与博物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