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自然神学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神学不同于宗教。“theology”一词从词源上来说，是一门学科，即关于神的学问。自然神学作为神学中一种重要的研究进路，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探讨，而非信仰。其次，严格来说，自然神学是基督教神学的一种研究进路。大体而言，基督教学者对理性的态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敌视理性，认为过于信赖理性会导致削弱信仰，其中代表人物有图尔良等人；第二类认为理性无关乎信仰，这两者分属于不同的领域；还有一类则是“理性辩护主义”，认为理性与信仰并不相悖，遵从理性也就是遵从神的意旨。托马斯·阿奎那属于第三类，他主张凭借理性或信仰都能达到接近神的目的，并首次对自然神学与启示神学做出了明确的区分。阿奎那从“目的论”观点出发，论证自然背后存在某种智慧力量的引导作用，从而使神成为推动宇宙运行的“第一因”。然而在中世纪学者看来，神的存在根本无需证明，自然界中可见的目的和秩序在神学讨论中只占第二位。换言之，自然神学只是对启示神学的一种辅助。自然神学的意义在于它能更清楚地讲明义理，便于劝服异教徒和非教徒接受基督教教义。

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重新引起人们对自然的兴趣，被造物中彰显着神的荣耀、智慧与仁慈的观念已经成为共识。然而直到十七世纪最后十年之前，英国自然神学大体上并未摆脱阿奎那设定的框架。此后，英国自然神学进入鼎盛期。正如N.吉利思俾所说，培根的《新工具篇》虽然意在反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等人的目的论传统，并主张要将自然研究与神学研究分离开来，结果却“全然无心地提供了第一次动力，使英国的博物学与自然神学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N.Gillespie，1987：12）。自然神学与自然哲学研究，尤其是与博物学紧密地联系起来，新的观察记录和解剖结果为自然神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论证材料。这一时期的神学论证集中在从设计出发的论证，摩尔、波义耳以及约翰·雷，都认为自然的秩序、美丽及其中体现出的目的性，表明自然背后存在一个智慧、仁慈的造物主，并主张通过观察和认识被造物去接近神，理解神的意图，并赞美神的智慧与力量。

1691年波义耳逝世后，留下一笔款项，设立“波义耳”讲座。讲座的目的原本是“向异教徒证明基督宗教”，但这一行动“不仅没能劝服听众接受基督教信仰，反倒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并从十八世纪中期开始衰落。其原因在于，英国“牛顿主义世界观”（注：这种世界观并不等同于牛顿本人的世界观。十八世纪法国学者伏尔泰等人有意将牛顿理性化，以宣扬他们自己的理性哲学，并用自然神论取代牛顿自然哲学背后的唯意志论神学。参见袁江洋、王克迪，2001，pp.60-96；袁江洋，1995，pp.43-52。）的盛行使自然神学与一种机械世界观联系起来。这种机械世界观即便没有完全排除“神意”，多少也削弱了自然神学的传统内涵（Kubrin，1967：325-346；McGrath，2006）。按照麦格理斯的看法，这种进路最终导向的是“理神论”（Deism）（注：“理神论”（Deism）是一种非主流的宗教主张，国内亦译作“自然神论”。马修·廷得尔的《基督教与创世同龄》被称为英国理神论的教科书。其基本观点是，神创造了合理的“世界机器”，规定其规律和运动，然后就不再干预自然界的自我运动；除理性之外，别无认识神的途径。英国理神论者的目的是反罗马教会和圣经权威，从而确立理性权威、促进政教分离和宗教宽容思想。“理神论”这一术语最早于十六世纪由主张基督教神一位论的索西尼派为反对无神论而提出。通常认为“以牛顿为代表的物理学家”和“博物学家”分别属于“理神论”和“自然神学”的阵营。参见桂起权，1995，p.2；2003，p.149。部分学者认为自然神学用于指称一个学术领域，理神论则指神在创世之后不再干预世事这样一种主张。参见袁江洋，2001，p.96，n.3。按照N.吉利思俾的说法，牛顿传统与约翰·雷传统同属于英国十七世纪自然神学，只是一支偏重“宇宙论”，另一支偏重于“地上事物”。参见N.C.Gillespie，1987，pp.1-49。），而不是正统基督教。十九世纪初，佩利（William Paley）的《自然神学》出版后，遭到十九世纪公认最重要的英国神学家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无情批驳。纽曼认为，佩利过于强调“设计”（contrivance），因而将神降低到世界之“神性设计者”的地位，另一方面，佩利十分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性，致使人类的想象与情感失去立足之地；总体而言，佩利的“钟表匠”神是一位冷漠无情的、机械论的法则制定者，而不是正统基督教宣扬的救世主。（注：英国十九世纪早期佩利神学的变化。参见N.C.Gillespie，1990，pp.214-229。尼尔·吉利斯俾认为，佩利的神学论证受到工业革命很大的影响。）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给自然神学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理神论者那里，理性被确立为信仰的基础，上帝之所以是上帝，只是因为他是一个无限的理性。

纵观自然神学在西方早期历史上的思想源流，以及自然神学在不同社会语境下呈现出的不同形态，或许可以接受这样一种解释：自然神学并非某一种特定的神学观念，它是一整个谱系，其中包含多种可能性。佩利的钟表匠神只是自然神学谱系中一个特定的形式。传统上对“自然神学”的界定是“从既不包含也不预设任何宗教信仰的前提出发，为宗教信仰提供支撑的行动”（Alston，1991：289），或更简单地阐释为“证明或论证神存在的行为”（Plantinga，1980：49）。而詹姆士·巴尔认为，自然神学并非与传统神学对立，也并不是所有的自然神学都致力于“证明”，相反很可能只是“表征”（indicate）、只是记录人们关于神的想法（what people think about God）（Barr，1993：1-2）。麦格理斯也指出，对基督徒来说，关于神的信仰与对自然的沉思是无法割裂的；现在普遍认同的自然神学一词“已经被污染，因与众多可能性谱系中的一种特定进路联系起来而受到玷污，这种进路从思想观念上来说与启蒙运动紧密相连，它立足于英国理神论与启蒙运动的‘普遍化的有神世界观’（generized theistic worldview），给予人类理性以优越性，使之高于其他官能，凌驾于想象之上”。因此麦格理斯提倡另一种“在整个谱系中占据一个截然不同位置”的自然神学（McGrath，2006：65）。在这一语境下，详细探讨十七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博物学家的自然神学，是非常必要的。

自然神学几乎自诞生之初就备受非议。首先是在宗教改革中受到神学上的彻底否决：路德和加尔文都极力强调理解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性，反对以理性和哲学方式来接近神；随后，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以休谟和康德为代表，从认识论的层面对自然神学的论证方式提出质疑、进行否定；十九世纪之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达尔文进化论对传统自然神学带来沉痛的打击，与此同时，哲学家和基督教神学家们继续在猛烈攻击自然神学的根本原则和研究方法。看起来，经过康德和休谟从哲学本体论等层面的论证，自然神学早已失去立足之地，彻底打上“陈旧过时、腐朽荒唐”的烙印。

然而自然神学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不容否认的。迈尔认为：“就生物学而言，基督教在其发展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被称为自然神学的世界观。”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格式塔”问题，即自然神学与进化论之间可以互相转换：

进化生物学的发展从客观上曾大大得益于自然神学，自然神学所提出的问题涉及造物主的智慧，以及他使各种生物彼此适应和使之与环境适应的高明技巧。这就促进了自然神学家对我们现在所谓的“适应”现象进行观察、研究和阐述。当在解释中将“造物主之手”用“自然选择”来代替时，就可以把关于生物有机体的绝大多数自然神学文献几乎只字不易地转变成进化生物学的文献。（迈尔，1990：120）

即便如迈尔所说，自然神学对后来的科学起到了很大贡献，史学家对自然神学的认识，大体上也依旧停留于佩利的《自然神学》，就连“自然神学”一词似乎也被归功于佩利。佩利的神学著作之所以一再有人提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达尔文自称曾读过佩利的《自然神学》并从中受到极大启发。而瑞温指出，佩利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是转述约翰·雷的著作：“佩利几乎没有明确提到过约翰·雷的《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但他一再借用里面的材料而不加标注。事实上，佩利书中几乎将约翰·雷的著作全篇重写了一遍，而且很容易辨识出来。”（Raven：1986：452，n.2）尽管佩利的著作有“剽窃”之嫌，但毋庸置疑，我们更容易将约翰·雷视为仅仅是为佩利提供了材料来源的“先驱者”。佩利的“钟表匠”隐喻几乎也成了现在公认的自然神学中经典的神形象。瑞温虽然指出了约翰·雷的著作与佩利著作之间的某种“传承”，但是他并未关注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维多利亚时期在进化论的光芒下遭到批驳的自然神学，并非佩利神学的简单延续。在一定程度上，佩利的自然神学甚至也不等同于约翰·雷的自然神学。简言之，约翰·雷的神，远远不同于通常被视为理神论经典形象的钟表匠神。如果从具体观念来分析，约翰·雷的自然神学应当在整个“谱系”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

撇开对现代生物学的贡献不谈，自然神学更重要的作用存在于社会和生活领域中。自然神学是一种世界观，无论从知识论的角度还是从生活信仰的角度来说，都与历史上的原子论世界观、机械论世界观等具有同样的职能。对十七世纪英国而言，自然神学是在各种社会、宗教、哲学因素的相互激荡之中应运而生，而不是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从来就理所当然地存在于英国社会内部。随着中世纪经院哲学向近代早期自然哲学的过渡，旧有的自然观和世界图景受到挑战。正如斯蒂芬·高克罗格所说，到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自然哲学的统一性已经变得极具争议，三种新的探究模式替代了两种更古老的模式。这两种古老的知识统一论的模式：一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自然哲学观念，二是基督教的普遍创世观念。三种新模式分别为机械论、实验哲学（主要指博物学）与惠更斯、牛顿等人的几何化的自然哲学（基本上是力学）。机械论反对目的论，因此至少在十七世纪的大多数人看来是拒斥设计论的；实验哲学则“能极好地与设计论观念相洽，因为博物学的发展或许能引导《圣经》的解读，而不是后者影响前者”；力学（至少其中实践数学（注：practical-mathematical。）的部分）在传统上与博物学一样被排除在真正的自然哲学之外，但是不同于博物学，它与机械论纲领有密切联系并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加强。力学与机械论的差异则在于，机械论停留在物质论层面，力学则将运动与力视为基本元素，通常避谈物质（Gaukroger，2006：455-457），在理性力学、分析力学那里更是如此。机械论与“数学化”运动的兴起，为无神论的滋长提供了养料。与之相对，博物学家意识到彻底的机械论解释背后存在不足，并将自然界中令人赞叹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及各种精妙的结构视为神学目的论的最佳论据。十七世纪的自然神学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神学与机械论哲学之间折冲樽俎的结果，也是生活在旧传统中的学者为新知识体系寻找思想背景和信仰基础而作出的尝试。对当时英国社会而言，自然神学起到维持社会秩序和个人内心平衡的作用。

统治西方历史长达2000年的“设计论”似乎并未被达尔文进化论彻底推翻，主张“设计论”的依然大有人在。如今基督教学者也将自然神学作为应对全球化危机、缓解科学与宗教之间张力的重要途径。现代学者要求重新阐述传统神学观念，并提出三种不同形式的整合：“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关于自然的神学”（theology of nature），以及“系统的综合”。在“关于自然的神学”中，神学的主要来源在科学之外，只是科学的理论可以强烈影响某些教义的重新表述，特别是关于创世和人性的教义（伊安·巴伯，2004：25）。在更广泛的层面上，针对理性时代的信仰危机，有人提出，自然目的论和自然神学的复兴或许能提供有效的解决之道。“自然神学在未来有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其形式或许会不同于传统的形式。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中，自然神学将提供一个桥梁，将日常生活与有关神的语言，以及这些语言所表达的经验沟通起来。在日益增加的宗教对话中，自然神学的作用也将越来越重要。”（McGrath，1999：401-405）这也正是探讨约翰·雷的自然神学的意义所在。下文将从分析约翰·雷的宗教倾向入手，进而阐释他的自然神学及其思想内涵，并从“神与造物的关系”以及“神与人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去探讨约翰·雷的自然神学与博物学和伦理学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