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第一节　承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

一、金融业的动员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方面经济建设是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人民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国家财政极度困难。为了在迅速统一全国，克服国家严重财政困难的同时，又能保持物价稳定，安定民生，恢复和发展经济，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1950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条例》，规定：公债的募集与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单位定名为“分”，每分所含实物为大米（天津为小米）6斤、麦粉1斤半、白细布4尺、煤炭16斤，实物的价格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批发价，用加权平均法计算^[2]，由中国人民银行每10天公布一次；公债总额为2万万分，分期发行；偿还期为五年，每年抽签还本一次，第一年抽还总额的10%，以后每年递增5%，即第二年还15%，第三年还20%，第四年还25%，第五年还30%；利息以实物计算，年息5厘，自1951年起每年3月31日付息一次^[3]。第一期公债于1950年1月5日发行，总计1万万分。上海分配到3 000万分，占总额几近三分之一。中央政务院明确指示，公债的推销对象“主要应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工商业者，城乡殷实富户和富有的退职文武官员”^[4]。

作为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是旧中国政府推销公债的重要地区，金融业总是承销和购买公债的主要对象^[5]。因而依据惯例，在此次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中，金融业自然也应该承担起重任。但是在1949年，作为金融业主体的上海私营金融业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48年国民党政府推行的金圆券政策，曾使上海私营金融业的实力极大地缩水。经过解放初期被整顿与改组后，到1949年底，私营银行、钱庄与信托公司的数量已从204家减少到168家；从资本额与业务情况看，与上海刚解放时相比虽然有了很大的好转，但依然处于调整与不稳定状态，随时可能发生倒闭。总之，从整体上讲，上海私营金融业没有摆脱困难处境。另外，到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公债政策已彻底失败，各种债券信誉扫地，私营金融业对购买公债犹有避之不及之感。解放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闭，也就是说金融机构购买折实公债后将无法随时买卖变现，这是解放前所没有的。因而上海私营行庄公司从自身利益考虑，对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国民党政府时期，在推销公债过程中，金融业同业组织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在政府与金融业之间一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发行时，上海银行、钱业、信托业三业公会刚刚完成大合并，成立了统一的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作为唯一合法存在的金融业同业组织，金融业公会筹备会在推动各行庄公司购买折实公债的活动中，义不容辞地承担着动员、组织和领导作用。筹备会成立伊始，便把推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作为“当前急务”，并表示“同业之中如中信、和成、嘉定均已认有相当数额，其余亦在推动之中。工商联对此将成立工商界分会，本会亦须成立支会，希望各委员先行积极推进”^[6]。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金融业公会筹备会的领导阶层在公债的推销中起着相当积极的作用，如金融业公会筹备会主任委员、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就提出应该把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作为公会的主要工作。他认为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是和缓发通货配合起来运用的，通过公债的发行使社会上的游资和民间的财富聚集起来，供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之用，因而金融业应该支持；折实公债又是一种实物公债，是以米、麦粉、布、煤四种民生日用品按一定分量的价格为计算单位的，金融业多购一分，便是代广大人民储存了更多的民生日用品，结果金融业在本业经营范围以外，还兼有从事工商的利益；由于折实公债可以减少通货发行，平稳物价，对金融业正常业务的进行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金融业的活动中，任何活动都没有比认购公债来得利人利己！”他表示，金融业“决心要负起这一任务，决心要在各业中起一个带头作用”^[7]。项叔翔不仅提到购买折实公债的一般政治与社会意义，而且强调其对于稳定市场和有助于金融业正常运作的意义，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1950年1月5日，金融业公会筹备会召开各行庄公司代表会议，继续向与会者宣传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强调发行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是为了弥补赤字，减少现钞发行，有计划地回笼货币，是使通货与物价稳定的一项有力措施；如果财政赤字大，发钞失控，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必将影响到各阶层人民的安定生活，影响到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而这些都将不利于金融业的稳定发展。此次会议使各行庄公司进一步认识到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意义，“出席代表竞相发言，一致拥护”^[8]。

1月12日，各行庄公司代表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响应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市推销委员会工商界分会的指示，成立金融业支会以推动金融业认购公债的行动。为了顺利开展劝购工作，推定金融业公会筹备会的全体负责人、各行庄公司的代表以及多名有财力、有能力、有高度热情的人士为推销委员，共213人^[9]。经过宣传和鼓动后，各行庄开始了劝购与认购组织工作。当时金融业公会筹备会每周一、三、五召开正副主任委员及正副秘书主任的工作会议，从1月16日开始，每次工作会议中都具体地讨论劝购与认购的数目、方法等问题。关于金融业认购折实公债的数目，“以解放前后金融业的存款数字消长来看，如果以物价指数减值后，解放以来金融业的力量大大地增加不少，尤其9月增补资本后，这一部分的力量也不小”^[10]。因此，经过多方考虑，初步决定整个上海私营金融业负担200万分，占上海工商界承销总额2 700万分的7.4%，占上海各界承销总额的6.7%。

根据各行庄公司的情况看，金融业公会筹备会认为整个上海私营金融业负担200万分是没问题的，关键是在资力大小不同的160余家行庄公司中如何适当分配。金融业公会筹备会决定由公会的6个正副主任委员分别到各行庄公司听取意见。在征询意见过程中，有的行庄公司认为认购总额100万分还可以承受，200万分就有些吃力了；有的认为120万分似乎合适，以后可以慢慢地增加到200万分；有的称140万分没有问题，200万分不敢保险。总之，各行庄公司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承购公债的困难，劝购工作难以进展。正在这时，传来杭州方面的消息，在杭州市承担的150万分折实公债中，金融业担任了10万，占到1/15^[11]，这对上海金融界是一种激励。上海作为全国的金融重心，金融业虽不能担负起公债总额的大部分责任，但也决不能落在杭州市后面，至少要与杭州相同，而200万分正好占上海市承销3 000万分公债总额的1/15。于是，各劝购委员强调运用集体力量，量力分担，聚沙成塔，金融业是可以完成200万分的承销任务的。

1月18日，金融业公会筹备会各正副主任委员、正副秘书主任实行分工制，向各自负责的行庄公司劝认公债。次日，项叔翔召集浙江第一、新华、中南、金城、聚兴诚、和成等外汇指定银行负责人集议，“采取自报公议的方式，再加以协商，更运用公会方面所得的资料加以说明”，取得很大的进展^[12]。经过金融业公会筹备会领导的不懈努力，上海私营金融业终于完成了200万分的折实公债认购任务。

二、认购公债的实际情况

在完成认购任务之后，1950年1月27日，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市推销委员会工商界分会金融业支会（以下简称金融业支会）在前钱业公会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市推销委员会工商界分会金融业支会组织简章》，确定推销对象为企业单位董监及其股东、未参加职工会之职员、曾经营本业之热心人士；宣读了金融业支会的213名委员名单，并推选项叔翔为主任，中信银行总经理毛啸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伍克家、存诚钱庄总经理沈日新、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浙江第一银行总经理陈朵如等10人为副主任，另推选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均泰钱庄经理王仰苏、聚康兴钱庄经理王怀廉等58人为常务委员，执行日常会务；支会下设总务股、推销股、联络股、宣传股与稽核股五个股，分工负责推销任务^[13]，以推动购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大会宣布160家行庄公司认购公债数额已经达到2 053 862分，超过了预期目标200万分。私营金融业这种令人振奋的成绩获得与会各界的一致赞扬。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称赞金融业能在支会成立之前，“已把认购工作做得这样广泛普遍而有成绩实在难得，金融业支会在推销公债工作上是一个模范，而且在工商界起了带头作用”。他认为应该广泛宣传金融业推销公债的经验，如果全上海的工商界都能依照金融业“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认购方法，那么完成3 000万分公债“不仅有把握，而且有超过的希望”。他还进一步表示，因为金融业与各界都有接触，对殷实富户的财力也最为了解，希望能够担负起向他们宣传、劝购的任务，并相信一定会取得相当成绩。上海市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工商界分会主任委员盛丕华在谈话中，甚至以工商各业领袖的盛誉鼓励金融业，“金融业向有上海百业领袖之称，上海工商界有什么事情，都以金融业的马首是瞻。金融业是工商界领袖，所以金融业支会的成立就是领导工商界的支会成立了。这一支会的成立会起很大的作用”。上海私营金融业主管当局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副行长谢寿天致词，言简意赅地评价了金融业同仁们在认购公债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能以国家困难为主，自身困难为次，踊跃认购公债”^[14]。

各界的称赞使金融业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鼓舞了金融业。在自由发言中，浙江第一银行总经理陈朵如表示：1950年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是符合人民意愿的，人民应该迅速完成这一任务，“不过八年抗战和四年解放战争以后，工商界不免有许多困难，我们金融业的困难中也很不少，但不如其他工商业那样严重。因此，我们愿意多尽一份力量来完成我们应有的光荣任务”^[15]。四明银行经理韩宏绰当即表示：

金融业与工商业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想对工商业宣传认购公债工作，没有再比我们金融业来得适合与深入。今天潘副市长号召我们向工商业界进行劝购工作，我们应该义不容辞起来担负这个责任，行庄营业部分的人员对工商界人士说明了公债意义和帮助他们克服资金的困难以后，必须请他们多多认购公债，相信定能收到很大的成效。

在大会热烈气氛的鼓舞下，当场有一些行庄公司增加认购额，如上海信托公司追认300分、中一信托公司300分、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500分、同庆钱庄2 300分、金城银行898分、金源钱庄500分、建业银行500分、致昌钱庄100分、鼎元钱庄600分、广新商业银行500分。最后四明银行加认1 000分，连以前的50 000分达到51 000分。不甘落后的中国实业银行也立即加认1 000分，总数也达到51 000分。总计各行庄公司加认8 498分，金融业认购额总数达到2 062 360分^[16]，在上海市应该认购公债的总数3000万分中占了1/15强。以下是各行庄公司认购公债数额的分类统计表。

表8-1　1950年1月金融业支会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统计

资料来源：《金融业劝购公债工作初步总结》，《经济周报》第10卷第5期，1950年2月2日。

*原文统计数字是3家，疑为误写。根据《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金融业认购及缴纳额表》上海市金融业公会档案S172-4-148核查，应该为2家。

当时认购2万分以上的金融机构共计16家（包括2万分），具体情况参见下表。

表8-2　1950年1月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二万分以上的银行

资料来源：根据超额行庄公司清单、足额行庄清单、欠缴行庄清单整理，上海市金融业公会档案S172-4-148。

上述16家多为全国性的大银行，认购分数为1 140 850分，占总数的55.32%；而认购2万分以下的144家，多为中小行庄，占总家数的90%，认购分数仅为总数的44.68%^[17]。这反映出金融业有钱出钱、量力而行的原则。正如推销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沈日新在总结报告中谈到的，此次同业中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第一商业银行两家各认购173 000多分，创全国工商业单位认购的最高纪录，成为金融业的骄傲；规模较小、资力较弱的行庄认购数也在2 000分以上，虽然数目并不大，也占了他们资本额的二分之一以上，这种当仁不让、不顾小我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还有不少行庄在已经认购的数字以外再加认分数，以此照顾力量较小的同业，体现出互助和全局的精神^[18]。

由于各行庄公司的积极努力，踊跃认购，上海金融业支会的认购额打破了其他各行业已成立支会的最高纪录，也是首先完成任务的行业，无疑会对其他各行业起带头及示范作用。

三、公债尾欠情况

在折实公债的认购阶段，各行庄公司还是比较积极的。但当金融业正在踊跃认购时，“二六”轰炸事件发生，许多工厂商店陷于停业，私营行庄发生连锁反应，到3月底止共有45家倒闭。因此，私营金融业在实际缴纳所认公债款额的过程中，出现了欠缴现象。

按照规定，3月31日是第一期折实公债的缴款截止期。根据金融业公会筹备会副秘书主任盛慕杰在3月8日金融业支会稽核股会议上的报告：截至现时止，已缴足认购公债债款的行庄，银行方面有上海女子、中华劝工、永亨、和成、福昌五家，钱庄方面有永隆、义丰、福源三家。钱庄已缴债款占认购数60%以上，计20多万分；而银行已缴债款者尚属少数。此外，由于部分行庄停业，致使5万分左右的公债款又成为问题^[19]。因为限期迫近，金融业公会筹备会深为担忧能否如期完成任务，因而亟谋催缴办法。

为了催请同业在限期前缴清认购的公债债款，金融业支会决议各股股长干事分别协助催缴^[20]。银行方面，由总务股的刘渐陆、罗伯康，推销股的徐国懋、罗郁铭、杨锡融、徐振东，联络股的孙同钧、陆允升，宣传股的韩宏绰、潘仲和负责；钱庄方面，由总务股的沈浩生、冯作舟，推销股的裴鉴德，联络股的孙翼青、王怀廉，宣传股的李星五、符志峰、陶仲序负责。至于稽核股催缴债款的工作分配，钱业方面由王仰苏、冯梅卿负责，银行方面则由杨锡山、郑祖庆、赵复初负责^[21]。

1950年3月23日，金融业公会筹备会召开停业行庄座谈会，了解各行庄遭遇到的具体困难情况，以期有所帮助。会上，金融业公会筹备会副秘书主任寿进文提到了公债缴款之事，他说：“当大家情绪不好的时候，还来提起这件事，好像是不识时务，但我们站在公会里工作的立场，仍请各位对认购的数额，早日设法缴款，俾公会得以完成任务。”绸业银行代表坦言对公债问题有意见：“我们现在连门都关掉了，还买得起什么公债呢？应请外汇多、资力大的行庄多认。”盛慕杰则强调，免认公债的想法是不可行的，但钱多则多购，钱少可以少购，希望各行庄“竭力帮同完成任务”^[22]。这样较为通情达理的说服工作，有一定的沟通效果。

然而，欠缴情况仍然无法避免。据统计，截至1950年3月底，各行庄公司缴款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国通商、中国实业、新华、四明、上海、浙兴、国华、金城、联合、大陆、盐业、和成、福源、宝丰、上海国民、中孚、中国垦业、中华劝工、中汇、永亨、东南、国安、惇叙、上海信托、中一信托、中国信托等45家为超额行庄公司，共认购1 110 708分，已缴1 146 244分，超额35 536分。

（二）浙江第一、中国企业、中信、至中、同庆（由新华银行代缴）、存诚、金源、聚兴诚等43家为足额行庄，共认购514 586分。

（三）安裕、中南、东莱等29家为欠缴行庄，共认购245 966分，已缴111 551分，欠134 415分。

（四）停业行庄45家，共认购192 600分，已缴22 072分，欠170 528分。其中，有15家欠缴，30家完全未缴^[23]。

虽然各行庄公司认购总额增加到2063860分，而实缴数则只有1 794 453分（包括超额认购的35 536分），尚欠269 407分。到4月13日金融公会筹备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时，实缴数也不过达到1 797 347分，仍然不能完成任务。因为认购者中有45家停业行庄的欠缴额为167 643分，占欠缴总数的63%^[24]。公会讨论决定，对尚未缴清认购公债额的各行庄，再次分别催缴；已经停业的欠缴各家原则上必须也要缴清认购额，但确有特殊困难者可另行商议弥补办法。

下表是另一份关于1950年4月份认购情况的统计。

表8-3　1950年4月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金融业认购及缴纳统计

资料来源：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金融业认购及缴纳数额表，上海市金融业公会档案S172-4-148。

从上表可以看出，认购数字又有所增加，达到2 064 160分；但是实购公债额也不过1 854560分，占认购总数的89.85%，仍然没能完成任务。

由于欠缴情况较为严重，并且主要为停业行庄所欠，1950年5月中旬，金融业公会筹备会再次召开停业行庄座谈会，与欠缴各家商谈，结果是“一片困难之声”。副主任委员毛啸岑当时提议各缴半数，另半数再行筹措，然“察言观色亦甚少希望”^[25]。

其实，欠缴现象不仅仅存在于金融业中，当时各界普遍存在。以下是1950年8月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市推销委员会各界分会认缴公债情况的一份统计表。

表8-4　1950年8月上海市公债推销委员会各界分会认缴公债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史料》整理，《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3期，第18页。

*原文数字为805 335，根据表格的综合统计，可能是误写。

十四个分会中，只有回民与职工界缴清认购额。其中工商界欠缴数最大，占欠缴总数的98%。对于认购公债中的欠缴现象，当时的报刊也有所报道。如《经济周报》称：

今年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自发行后，在全国人民的踊跃认购下，超额完成了任务，这是全国人民的光荣。可是美中不足的是发生了尾欠问题。上海市各界认购公债的数额，在全国是占有极大的比重的，这当然是上海人民的光荣，可惜也发生了尾欠问题，并且尾欠的数额相当巨大。据报告：截至19日止尚有尾欠638万多分，占总认购数的20%强，而工商界中金融、棉纺等15个行业，约占尾欠总数的60%以上。在目前经济情况日趋好转的情况下，以上15个行业是比较占有优势地位的，似不应再持观望推诿，为了照顾各业不同的经济情况，可以依一次、分期或定期缴款三种办法分别缴清。试想自3月财经统一以来，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逐步稳定，为工商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饮水思源，工商界实在不应该拖延尾欠，并且认购公债，看是把钱缴出，将来还本仍要拿回来，而买了公债可以促使工商业好转，实际还不是自求多福？工商业者应该放大眼光，认清前途，尽速缴清尾欠，来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26]

可见，工商界的欠缴现象普遍，而金融界也被视作欠缴情况比较严重的行业。

1950年10月6日，上海市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及其工商界分会就尾欠催缴工作召开联席会议，工商联筹备会副主任委员胡厥文首先发言指出：“既然认购，必须完成任务，否则便是耻辱。”这种严厉的话语令与会者颇感压力。金融、棉纺、毛纺、染料、酸碱、丝织、国贸等十几个支会的负责人都作了总结汇报，在申诉困难的同时也都表示将尽力完成认购数字。金融业支会负责人项叔翔称，金融业已交认购额的89%，尚欠245 233分（包括超额认购分数在内）。在尾欠中，截至9月25日，尚在营业的四家行庄共欠11 437分，认购时业务情况尚好，但是现在比较困难。尽管如此，其中的三家可以立即缴出1 000多分，稍后争取全部交清。最后项叔翔不无忧虑地说，其他尾欠均属已停业的行庄^[27]。在十几个支会中，金融业完成缴款的情况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催缴尾欠工作仍然显示出严峻的势态。

工商界分会从10月11日开始全力推进催缴尾欠工作。要求各支会召开清缴尾欠民主评议会议，10月底完成；尾欠缴款工作则在11月上旬前结束；11月10日起由工商界分会办理结束公债尾欠的缮后工作。

1950年11月30日，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市推销委员会工商界分会宣告结束，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认缴工作也随之结束。在一个多月时间里，金融业努力清缴尾欠，经过民主评议，最后减免公债255457分，在26个支会中，减免数额排在第18位，见下表。

表8-5　1950年11月30日上海市工商界分会所属各支会缴购公债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市工商界推销分会的工作报告工作总结及统计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档案C48-2-108。各业认缴统计表内公用事业类未列入此表。

10月6日会议后，工商界分会对金融、国贸、房地产、棉纺、毛纺、染织、棉布、绸缎、毛绒线等37个尾欠严重的行业进行催缴工作。如果把37个行业到11月底已完成认缴数额的百分比与10月份相比较如图8-1（编号1为金融业），可以看出一个多月时间里，金融业认缴额已明显上升，从89.6%上升到91.2%，认缴比例居37个行业的第六名。

图8-1　1950年10月与11月上海市公债推销委员会工商界各支会认缴公债百分比图

资料来源：《工商界分会结束尾欠工作总结之一》（检查重点统计表）、《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市工商界推销分会的工作报告工作总结及统计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档案C48-2-108。

可以说，上海私营金融业最终还是较好地完成了折实公债款的认缴任务。

综上所述，对于中央政府1950年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私营金融业在认购阶段初期采取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可是很快转为积极，各行庄公司积极踊跃，竞相认购，在上海工商业中表现最为突出，受到各界纷纷赞扬，并寄予厚望。但进入缴款阶段，各行庄公司之间的情况出现了差别，超额、足额和欠缴、停缴并存，金融业成为被公开点名批评的行业，对私营金融业来讲，也许这是始料未及的。但应当看到，对待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态度，不仅仅是有关行业的政治立场问题，还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和经营状况。当时各行业普遍出现欠缴，最后不得不减免缴款额的情况，便是很好的例证。从金融业对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认购和缴纳款额情况看，考虑到当时金融业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实力下降和业务经营不景气的状况，特别是在已经关门停业的情况下，一些行庄仍坚持完成认购任务甚至继续认购，可以说，上海私营金融业的执著努力和奉献精神应该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