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概况

第一节　金融业“三反”、“五反”运动概况

1951年底，上海的私营银行、钱庄与信托公司已由刚解放时的200余家减少到60余家（外商银行除外），除东亚银行、华侨银行、集友银行三家侨资银行以及中汇银行、致昌钱庄上海分庄、泰来钱庄与惠昌源钱庄外，其余60家行庄公司组成了五个联管总处，即公私合营十一行联合总管理处、公私合营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公私合营上海银行联合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上海市金融业第二联营总管理处，除了资本尚未统一以外，大体上实现了业务、财务、人事方面的统筹统配。各联合总管理处的成立是私营金融业进一步实现集中经营的体现，经过上海解放以后两年多的整合，私营金融业总数的94%、业务量的97%以上都已经公私合营或者由国家派干部参与领导，整个行业基本上进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范畴。

与此同时，持续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在财政供给和人力物力的消耗上给国家带来重大负担，为了保证供给，从1951年10月开始，上海私营金融业也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接着，中共中央在12月1日和8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宣布要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虽然这一运动主要是针对国家机关的，但也很快波及上海私营金融业。

确切地讲，上海私营金融业的“三反”运动主要是在公私合营十一行联合总管理处、上海银行及其所属的十几家大银行中开展的。公私合营十一行联合总管理处成立了“三反”运动总会，办公处设于中国实业银行内，要求新华、中国实业、四明、中国通商四家最早实现公私合营的银行从解放后开始查究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等行为；建业、浙江兴业、国华、和成、源源长、聚兴诚、浙江第一与中国企业银行自参加公私合营或参加联营开始查，但是“如果在这时期以前将人民财产隐匿和吞没的，都必须追究”^[2]。上海银行联合管理委员会也设置了相应机构开展运动。此后，随着“三反”运动的逐步开展，中央认为各级国家机关干部中的腐败现象是与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根绝“五毒”。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3]。这无疑是发出了开展“五反”运动的号令。2月上旬，“五反”运动便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各大城市猛烈地开展起来，上海金融业自然未能置身于外。

其实，在“三反”运动开始不久，上海有关当局为了配合运动，还在工商界开展了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的所谓“四反”运动。1952年1月15日，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在工商界代表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开展工商界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的报告》，指出：“工商界必须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展开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的斗争，来贯彻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4]上海市金融业公会在接到工商联的指示后，于次日召开除公营银行之外的全体会员分组学习，并在1月21日召集会员代表大会，传达工商界代表扩大会议的精神和决议。随后成立“上海市工商界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委员会金融业分会”，制订《组织规程》及分会委员名单。组织规程规定：为了响应政府增产节约、“三反”号召，成立“四反”运动金融业分会，设委员29位^[5]，以金融业公会主任委员项叔翔为主任委员，金融业公会副主任委员沈日新、王志莘等五人为副主任委员；在上海市工商界“四反”运动委员会规定指示内，领导全市同业开展“四反”运动，动员、鼓励并接受自动坦白和他人检举；各行庄公司依照四个联管总处及非集团行庄分为五组^[6]，其所属行庄公司再酌分小组进行学习，鼓励坦白和检举^[7]。同时，金融业公会的全体执监委员一律加入“四反”运动委员会金融业分会，并成为组织领导者。同日，“四反”金融业分会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议决“三反”与“四反”运动要互相联系，已经参加“三反”运动的全体委员应该带头并分组学习“四反”；新年假满后的第二天起即分组学习，连续三天，各组同时做自我检查，进行坦白与检举；学习完毕后，举行全体委员会报，决定下一步骤的任务等^[8]。会后，各行庄公司即按集团分组，分别由29位正副主任与委员领导，进行学习和自我坦白，并相互检查。2月2日，由分会全体委员举行会报，报告各组检查情形。为了鼓励群众并解除思想上的顾虑，更好地开展运动，分会还特请金融业公会常务委员、公方代表谢寿天出席会议，进行动员启发。

其后，金融业公会又制订《上海市工商界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委员会分会办事规则》，强调会务必须由分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及委员亲自掌握；接受坦白或检举的方式可以是口头也可以是书面材料；分会委员接见坦白者或检举者时，必须是两人，并将谈话经过作成记录一式两份，一份送交“四反”运动总会，另一份由分会负责保密保管^[9]；在香港路59号金融业同业公会内“三楼楼梯边”设置检举箱，由专员负责管理，并承诺将检举信密转“四反”运动总会处理^[10]。为了更好地开展运动，金融业公会又决定调整同业营业时间，自7日起上午对外营业时间向后推迟一个小时，改为10点，下午时间照旧^[11]。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金融业公会向会员发出通知，将于2月7日召开金融业坦白检举大会，全体会员代表（包括执监委员在内）、各单位资方代理人（包括经副襄理等高级职员及不参加工会者）、公私合营银行中在上海市有分支机构（分支行办事处等）的负责人一律参加，如有特殊事故不能出席者，必须由所在单位开出证明；会场内设有坦白检举箱，随时接受坦白与检举^[12]。上海私营金融业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波。

当上海工商界依旧以“四反”为号召时，“五反”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展，这时，“反暴利”的提法被明确认为不妥，受到了批评^[13]。2月6日，上海市政府发出指示：工商界的“四反”运动应改为“五反”运动，并由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统一领导。接着，上海市工商联执监委员会及工商界“四反”运动委员会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决议自即日起将上海市工商界“四反”运动委员会改称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委员会（简称工商界“五反”运动委员会）。次日，金融业公会通知会员，自即日起，各分会停止接受工商界检举书或坦白书，如果有送检举书或坦白书者请转送“南京路外滩二十号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各分会的检举箱连同锁匙、所有关于检举坦白的资料限中午以前送工商界“五反”运动委员会；各分会如何改组，将在组织通则修正后再通知^[14]。与此同时，金融业公会原定于7日召开的全业坦白检举大会宣布停止，各业“四反”运动分会也一律停止工作并缴销会章。而后，金融业公会又根据工商联的要求，商定在2月10日上午9时至12时、下午2时至5时召开同业全体执监委员（除公营银行外）坦白大会，各委员及各单位的坦白检举书遵照上级规定送交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办理^[15]。

自“四反”改为“五反”之后，金融业的运动规模扩大了。从机构来讲，在新组成的“五反”运动委员会中，委员名额大大增加，由过去的29人猛增为563人；委员会下属的小组也由五个变为六个，即公私合营十一行联合总管理处、公私合营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金融业第二联营总管理处、公私合营非集团行庄、私营非集团行庄，并在小组下面再划分基层小组，共27个^[16]。从领导机构来讲，由原“四反”运动总会即上海市工商界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委员会领导，改为直属上海市政府的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统一领导，显示出政府的重视程度提高了。

“五反”运动开展期间，有关当局认识到面对面的斗争火力太强，太伤感情，对今后继续团结资本家不利。因此，4月初起，与上海其他各行业一样，金融业的“五反”运动进入新的阶段，根据对象的不同态度区别对待^[17]。5月下旬起，运动进入处理阶段，到10月份完全结束。上海、新华等13家银行除了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直接领导下进行“三反”运动外，还与其余50家行庄一起参加了“五反”运动，其中包括公私合营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金融业第二联营总管理处及3家华侨银行，另外有典当业及保险业27家。这期间，共有400多位资方人士交代了问题，全体金融业职工进行了排队检举和补充检举，提出的检举信函达3975件^[18]。根据华东区行的材料记载，仅公私合营十一行联合总管理处在“三反”运动中被查出的贪污人数就占总人数的33.12%，贪污金额达102亿元；其他行庄公司在“五反”运动中，被查出偷漏及盗窃国家资财（包括企业和个人）金额共达276亿元^[19]。由此可见此次运动的规模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