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间财富管理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二、浙江民间财富管理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一）浙江民间财富管理的发展历程

浙江省是中国最早开放的省份之一，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省创业主体是洗脚上岸的农民，浙江人勤劳和智慧，具有浓厚的开放意识和创新意识，比如杭州的秀色、宁波人的智慧和温州人的敢闯。浙江大地涌起了争相创造财富的经济大潮，形成了一种成熟的发展模式——专业市场＋乡镇工业化，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形成了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比如温州模式、义乌模式引起全球瞩目和广泛关注。浙江民营经济占70%以上，中小企业占99%，产品主要以出口国际市场为主，浙江经济创造了80%以上的财富。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而支撑民营经济获得如此发展的大部分资金则来源于浙江的民间资本，大企业可以强国，小企业可以富民，浙江发达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巨大的民间资本。

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主要自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又是地处海防前线，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在浙江的投资累计不到100亿元，是除西藏以外国家投资最少的省。基于这样的背景，浙江的建设必须依靠自身经济实力的支撑，因而这也使得民间投资起步较早，浙江是我国民间资本最早发展起来的省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浙江联营、股份制、私营等经济形式日益崛起，民间投资在这一空前的机遇中长足发展。实践证明，政府资本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带动GDP增长0.31个百分点，而民间资本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带动GDP增长0.38个百分点，这些年浙江民间资本为浙江达到2010年GDP 27100亿，居全国第四做出非常大的贡献。

“六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随着国家对民间投资限制政策开始逐步放宽，我省民间投资热情高涨，增势强劲，年均增速高达21.4%，比同期国有投资高出5.7个百分点。五年内累计完成民间投资160.5亿元，占全社会投资55.9%。1984年民间投资的发展达到第一个高峰期，增速为65.4%，但总量规模不大。

“七五”时期，由于受经济体制改革滞后、经济发展放缓的影响，民间投资陷入了低潮，年均增速降为14.9%，低于同期国有投资增速5.0个百分点。1989年，由于国家实施紧缩政策，民间投资出现了第一个低谷，下降8.8%。这是自198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达到了20多年来的最低点。但是该时期民间投资总量仍在扩张，累计完成469.17亿元，比“六五”时期扩大了近2倍。

“八五”时期，我省经济增长驶入快车道，各级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加快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民间投资形势好转，投资增幅迅速回升，年均增速高达55.0%，比同期国有投资高出18.4个百分点。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以后，经济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联营、股份制等新的经济形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民间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的序幕迅速拉开。1993年，我省民间投资发展达到第二个高峰期，也是近20多年来的最高点，增速为69.7%，比第一个高峰期的1984年提高了4.3个百分点。“八五”期间，民间投资规模达到2153.86亿元，是“七五”的4.6倍；占全社会投资比重高达59.0%。“八五”后期，面对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我省积极贯彻国家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控制投资规模，民间投资出现了增长逐年放慢的态势。

“九五”时期，由于受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我国通货紧缩，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明显放慢，我省民间投资增长势头比“八五”明显减弱，年均增速仅为9.1%，比同期国有投资低5.8个百分点。比“八五”时期低45.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为56.6%，低于“八五”时期2.4个百分点。1997年民间投资出现了第二个低谷，增速为4.6%。“九五”后期的1998年以来，国家为启动经济，努力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把启动和激活民间投资作为推动投资增长的着力点，全省民间投资明显回升，呈现出投资总量攀升，增长速度加快的态势^[1]。

“十五”时期，浙江民间投资5年累计13251亿元，年均增长32%，占全社会投资的55%，民间投资成为浙江省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2001—2004年，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下，浙江省积极启动和激活民间投资，民间投资呈现快速增长之势。其中2002年，民间投资增长57.5%。针对我国出现的局部投资过热问题，2004年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浙江省民间投资快速增长势头有所控制。2005年由于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所致，民间投资比上年仅增长10.9%，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54.2%，比上年下降3.8个百分点。

“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浙江民间投资分别增长16.0%、12.3%、11.0%/、7.4%、24.7%，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长放缓，2009年尽管国家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浙江省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25.6%，但民间资本增速却跌至低谷，大大低于国有投资的增速，显示浙江民间资本未被激活，2010年在国家和浙江省支持民间投资政策的带动下，浙江民间投资6606亿元，增速达到24.7%增速比国有投资高16.3个百分点，占投资总额的57.1%。

（二）浙江民间财富管理的特点

（1）区域民间财富数量庞大。浙江是全国民间财富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浙江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头并进、均衡发展”的特征，出现了“温州模式”、“义乌模式”、“宁波模式”、“永康模式”等等。各区域经济体产业集群化发展，资本也经常抱团取暖，浙江人极强的投资意识加上资本逐利的本性，让区域民间资本的扩张格外引人注目。比如温州是民营企业的发祥地，温商资本是浙商资本里面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民营民有、民富是温州的精神特色，温州已经成为我国民间资本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流动的民间资本已经达到6000亿，而且每年以14%的速度快速增长。2009年温州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的比重是2∶1，民间自由资金包括民间借贷与银行贷款的比例大致是7∶3，民间资本已经成为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难以取代的重要力量。

（2）流动活跃。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必然处于一种不断流动的状态，而我国目前资本流动渠道的单一性及国有银行利率的偏低，浙江民间资本普遍不满足于银行储蓄的低利息，浙江民间资本流动非常活跃。浙江的民间资本到处乱窜，遍布国内外，涉及各行各业。近年来浙江民间资本收到国家宏观政策的挤压，部分民间资本就是纯粹的短期操作、快进快出，伺机而动，流动性非常强。

（3）逐利性强。“哪里有利润，资本就流向哪里。”利润永远是驱动资本流动的动力源泉。浙江省民间资本在中国乃至全球投资活跃，浙江省民间资本被人们用一个炒字来形容，如炒房、炒煤、炒棉、炒矿、炒石油等。除此之外，电力、水力、能源、交通、水利、金融甚至文化产业也同样受到浙江民营资本的追捧。

（4）民间资本溢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民间资本跨区域流动，是民营经济总量持续扩张、投资领域拓宽、外向化程度提高、企业规模日益扩大和组织结构不断调整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企业追求理论化目标的结果。近5年来浙江省内的投资低于周边兄弟省市的投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浙江民间资本的出走在外。可以说浙江是民间资本溢出地，为推动国内其他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浙江有440万浙商在全国经商办企业，有140万浙江人在世界各地办企业。以温州为例，温州在外的投资将近3000亿，在外地创办的工业企业有3万家，其中，亿元以上的企业近500家，可以说在温州外面还有一个温州。据统计浙江省外创业人超过640万人，2008年销售规模1.767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浙江GDP的80%以上，几乎在省外再造一个浙江，投资总额达到3.89亿元，满天飞的浙江企业无疑推进所在地的经济快速发展，但对浙江本土经济来说确存在一些消极影响。

（5）民间金融规模巨大。浙江的民间融资传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从那时开始，民间借贷便悄然兴盛起来，民间资本以前大多只是以地下钱庄的方式运作，很多中小企业的“第一桶金”大都缘于民间融资，真正来源于银行贷款的很少，这一状况一直持续至今，现在浙江是中国民间金融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浙江民间资本相对充裕，不少企业主经过多年积累手中掌握了大量现金，他们热衷于通过民间金融这种“钱生钱”的方式来投资获利。民间金融有利于资金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本地贷款规模的扩张；有利于弥补信贷资金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不足，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监管缺位、融资借贷不规范、高利贷盛行，浙江省非法集资大案要案频发，增加了社会不稳定性。浙江仅吴英案涉案总金额就高达14亿元人民币，可见浙江民间金融规模之大。

（6）民间资本全球化。浙江是资源小省，加工制造业发达，外向型程度较高，企业的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受到资源要素倒逼因素影响，必须走出去，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截至2010年6月底，浙江经审批和核准的境外企业和机构共计4178家，覆盖了13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投资总额53.2亿美元，累计中方投资44.64亿美元，浙江省在境外投资的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同时，近年来浙江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国际并购，浙江省的境外投资额中跨国并购占主流，2010年的1—9月份有32个项目，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就有21个。2010年8月吉利以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复星集团通过其在香港地区的上市公司复星国际作价近2.1亿元人民币进行收购地中海俱乐部等等。

（三）浙江民间财富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对于民间财富进行管理，确保实现民间财富保值增值，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是财富发展的需要，是实现私有财产权益保护的需要，也是促进浙江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外财富积累的无数事实证明，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财富的积累，靠的应是经年累月的辛勤劳作，靠的应是知识、经验、技术的不断积累和发明创造，靠的应是科学严谨的管理和经营。30年来的富民政策，使民间集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这些社会财富需要进行合理的投资与运行。

1.宏观层面

（1）宏观调控困境。当前中国经济出现增量滞胀，即增速趋于放缓，同时通胀趋于攀升，宏观调控陷入两难境地。这与1985年、1993—1994年、2008年经济情况类似，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长期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需求的结果。所以当前宏观调控不应一味施行该政策，而应使用供给学派政策改善供给，主要包括降低税率、放松管制、搞活企业。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较谨慎，甚至有可能出错，与其振兴产业，不如搞活企业，尤其是吸引民营资本介入。通过降低税率、放松管制、搞活企业的方式实现经济振兴，尤其是加大民间资本投资。

（2）资本的逐利性。逐利性是资本的天性，浙江人有天生的投资才能，浙江民间资本可以尽情地寻找和发挥资本的增值渠道，但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个体的非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如果任由以投机为目的的“热钱”在市场上狼奔豕突，其势必造成的经济恶果可能要由政府和全社会为之埋单。比如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炒国企团、炒黄金、炒姜团……诸如此类的商业符号已经成了浙江商人的代名词，一定程度上反映浙江民间资本对全国资源和人力的掠夺和剥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和扰乱，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泡沫化”和“空心化”倾向。浙江上万亿的民间资本在银行体系之外，会给浙江金融部门业务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对资金的正常需求和安排利用都带来很大的影响，冲击了金融部门对金融流动的监管。民间资本集中于某一时间对某一行业、某一地区的扩张性流动，虽然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确实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特别是以短期套汇为主的投机行为，风险难以控制。

民间资本的特点以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决定了对民间财富管理的必要性，这是事关国家经济金融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大事，从宏观角度，如何在政策体制等方面破除各方面障碍，引导民间资本投入，促进民间资本与区域产业有效对接，要素有机融合，宏观政策协调配合，促进区域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日益关注的重大问题。

2.中观层面

浙江民间财富不仅为国家统筹区域发展以及浙江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延伸了浙江的产业链，推动了浙江产业的梯度转移，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浙江省中小企业虽然十分发达，但是难以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需求的新变化。在2006年，浙江全省各地全面开始实施以创新为抓手的产业转型，适时适当发展“重、大、国、高”来优化和提升产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民间资本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发展形成的合理的资本形式，已从剩余资本发展成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为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可以将民间资本和产业资本有效对接，把民间信用的资金引导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上，鼓励民间资本投向科技研发、产品升级以及高新技术产业，提升浙江产业技术与企业竞争力，鼓励并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太阳能、风能、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工程、信息网络、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海洋经济，促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浙江各地可以结合当地经济特点，筛选出具有地方特色和相对优势的若干个产业，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行重点的培育和扶持。浙江民间资本除了产业转移外，还可以投资资源和能源型企业与基础设施、进入原来垄断性行业。彻底改变过去任由民间资本到处乱窜的现象，进行专业化、有序的管理和运作，使资金能得到长期、合理的回报，同时将浙江民间资本引入推动浙江当地的产业升级、提升产业技术与企业竞争力这样一个大方向。

3.微观层面

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实现了先富起来，据统计（见表2.1至表2.3），有8.6%的富裕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31.43%，浙江富裕阶层总量较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造就了大量中青年富裕人士，也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层。从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报告认为，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快速增长将快速继续，单是2009年底就比2008年年底增长了约28%，达5.4万亿美元。2009年，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数量达670000户，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根据贝恩公司发布的《2009国内私人财富报告》，2009年底，国内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估计达到32万人，同比增长6%；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超过9.3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7%。当这些财富试图谋取更大经济利益时，就转化成了资本。

2010年浙江省人均GDP为52059元，按年末6.6227的中间价折算为7861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303元，扣除价格因素，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11.2%和12.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6年列全国各省区第一位，仅次于上海与北京，在全国处于第三位。

表2.1　全国人均GDP 、收入与储蓄指标（1978—2010年）单位：元

表2.2　浙江人均GDP 、收入与储蓄指标（1978—2010年）单位：元

表2.3　浙江与全国、北京、上海的人均收入指标比较（2010年）单位：元

浙江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地区之一。一个如此庞大并处于高速成长期的市场，而且浙江人富有经营和理财头脑，为开展财富管理业务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和必要性。另外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人们对建立退休、教育和应急基金，管理个人资产和债务，为未来生活提供保险、合法避税和积累财富等将产生越来越大的需求。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投行、电子银行和理财业务发展较快，我国基本形成了现代金融市场体系的整体框架，这就在制度上和体制上为个人开展财富管理业务提供了保证。从微观角度，如何加强对区域民间资本的管理与引导，引导民间资本从“地下隐蔽”转为“公开透明”运作，解决民间资本发展天生的、内在的自发性、无序性，防止对社会生活、金融市场正常秩序产生冲击，降低区域金融风险，维护区域经济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