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的组成因素

第二节　政治风险的组成因素

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是指由于借款国家的政治活动或环境所导致的无法或延期偿还外国借款以及东道国的政变事件、社会动乱、政权的变化等因素造成的投资者不能将资金、债息、本金、利息等汇回本国的可能性。该风险与东道国的政治、社会、法律有关，是投资者无法控制的风险。在国际资本流动面临的风险中，政治风险是最具威胁性的，它不仅对投资方的经营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有时还直接危及投资方在海外的企业的生存。常见的政治风险包括以下内容。

一、政治变动风险

政治变动风险主要是指东道国政治的稳定程度。政治变动风险最直接的表现是战争风险。即东道国因阶级矛盾、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等而发生革命、政变、战争、内乱等，还有些国家可能与邻国陷入连年战争，这都会影响跨国公司所雇员工及期望为跨国公司建立出口市场的营销人员的安全。另外，饱受战争威胁的国家，其商业活动很不稳定，使外国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无法继续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而跨国公司从该国创造的现金流量也变得更不确定。

比如，在1991年“海湾战争”以后，自1996年12月启动的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成为伊拉克与外界开展经贸往来的唯一合法渠道。我国对伊年出口额最高达4亿美元，年度进口额最高达6.5亿美元(2000年)。但由于伊拉克多年战乱，导致我国对伊贸易应收账款问题突出。据报道，自1986年中伊两国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以来，伊拉克方面对中国的贸易和工程承包欠款超过13亿美元。伊拉克战争开战之前，我国企业在伊拉克的工程承包和供货合同金额达到27亿美元(基本是电站设备和工程)。由于伊拉克战争给中国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达44.74亿美元左右。

另外，由于突发事件引致的国家风险也屡见不鲜，特别是在“9·11”之后。例如2004年3月11日清晨7点50分，西班牙遭遇严重的恐怖袭击，首都马德里发生多起爆炸，导致200多人死亡、1 000多人受伤。西班牙爆炸引致欧洲证券市场的大幅下挫，许多投资人开始大量转移资产。2004年4月，8名中国工人在伊拉克遭绑架。2006年2月，3名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遇袭身亡。5名中国工人2007年1月5日在尼日利亚被武装分子绑架。2007年7月8日晚，3名中国工人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另有一名中国工人伤势严重。据当地警察介绍，遇袭身亡的3名中国工人隶属于一个三轮摩托车制造厂。2007年4月24日，中原油田勘探局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工地遭到欧加登国家解放阵线武装人员袭击，袭击造成中方9死1伤，另有7人被绑架。经各方努力，7名被绑架中国人质29日获释。在我国外交部网站上有百条出国特别提醒，绑架、恐怖袭击、抢劫、政变、动乱、灾害，甚至劳务纠纷、非法移民、留学等不一而足。

二、货币不可兑换

货币不可兑换又称汇兑限制(Restricted Remittances)，是指一些国家的政府不允许自身的本国货币被兑换成其他货币。这种限制导致跨国公司子公司在这些国家所创造的利润不能通过货币兑换汇回其母公司所在国。

三、资金转移的冻结

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经常要把资金转回母公司或者是偿还贷款、购买原材料、缴纳管理费、汇回收益或者其他目的。有些情况下，东道国政府可能会冻结资金转移，一旦资金被冻结，跨国公司为了寻求资金的增殖可能会将资金投资于当地证券市场以求获得一些收益，但这种渠道可能并非是资金的最佳投资去向。

四、东道国政府的态度

东道国政府采取的各种行动都可能影响跨国公司的现金流量。例如，东道国政府可能会设立污染控制标准、增加公司所得税或者预提所得税和进行资金转移限制。设立污染控制标准会影响到公司的运营成本，增加公司所得税会影响公司税后收益，而预提所得税和资金转移限制会影响转回母公司的税后现金流量。

总之，东道国政府可采纳多种方法，以使跨国公司的经营与该国自己的目标一致。这些方法包括，它可以要求子公司使用当地雇员作为管理人员，要求子公司建立社会福利设施(如体育锻练室、无烟区等)或专门的环境控制设施(如控制空气污染设备等)或者东道国政府规定对外国经营者设立特许权批准，加重其税收或对本国竞争者给以补贴等等，上述这些做法都相当普遍。

吉利汽车在马来西亚的受挫就是东道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态度所导致的政治风险的典型例证。2005年11月是吉利汽车马来西亚生产基地第一辆车下线的时间，然而，当地一纸通告让吉利老板李书福十分难受:禁止所产的吉利汽车在该国销售，这使吉利马来西亚设厂的主要目的面临“流产”危机。

由于我国企业管理层普遍缺乏在不同环境下处理劳工权益问题的经验，因此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由于劳工权益问题引起政治暴力行为的风险较高。尤其是在一些法制不甚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资源开发型项目。最经典的资源开发型项目莫过于采掘业。比如，首钢秘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自建立不久便陷入劳资纠纷困扰，仅从2004年6月1日开始的罢工就令该公司直接损失351万美元。据统计，从1992年首钢决定收购该矿至2003年，该矿年产量从300万吨上升到500万吨，年均增长不过4.75%，在仍然存在足够可采资源且中国国内目标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下，首钢秘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的产量增长却缓慢，在一定程度上讲，上述后果系劳资纠纷所致。

五、国有化风险

大多数国家政府都对一些特殊产业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实行控制或禁止，即使对已经掌握在外国直接投资者手中的行业，当东道国政府认为某些行业与安全和主权有关，或某些行业控制在外国投资者手中会影响国家的形象和经济利益时，便会对这些行业采取国有化政策。例如，埃及曾于1958年将苏伊士运河运营权收归国有，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国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纷纷将石油的开采和经营实行国有化。

常见的国有化形式主要有没收和有补偿的国有化两种。没收实际上是无补偿地将外国人控制的企业收归国有，此时，投资者丧失了其全部投资。例如，秘鲁政府曾于1968年接管了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在秘鲁的分公司，玻利维亚曾于1969年没收了美国公司的油田，1971年智利政府也曾没收了所有外国人控制的铜矿。

有补偿的国有化则是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对外国投资者给予一定程度的经济补偿，在补偿时遵循公平、有效和及时的原则。例如，委内瑞拉政府在1974年对铁矿和石油行业实行国有化时，以可兑换货币为投资者提供补偿。虽然，投资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补偿，但得到经济补偿的数额一般都低于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的最初投资值，更远远低于最初投资时的目标利润额，投资者还是有所损失。

国有化风险问题虽然是分析国家风险时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但就近几年的国际投资活动来看，国有化风险已经成为国家风险中出现概率最低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