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四川省灌县非法设立行庄之查处

附案例：对四川省灌县非法设立行庄之查处

1943年6月14日，财政部向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发出渝钱行第40817号训令：据报灌县设立行庄有华孚银行，昆义、建源、和济永、圣愚、时济、岷源、协和7家钱庄等情，查各该行庄均未经呈请本部核准设立，实情如何，亟应查明^[73]。

6月22日，财政部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监理官缪钟彝签发监字第93号训令，令该处稽核陆希龄前往查明具报^[74]。同日，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向中央银行灌县分行、灌县县政府发出监字第93号公函，除通报财政部渝钱行字第40817号训令外，告知该处已指派稽核陆希龄前往查察，并请协助办理^[75]。

根据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的指令，该处稽核陆希龄于6月29日乘车前往灌县，经分别调查，财政部训令中所涉及的有关行庄均在灌县照常营业，且俱加入当地银钱业公会为会员。据该公会主席詹巍（农行办事处主任）谈称，灌县十余年前即有钱帮公会之组织，惟当时有名无实，各钱庄仍各自为政，并不团结，迨今年4月间农行在灌设立办事处，始由农行办事处主任詹巍发起，将在灌开业之行庄组织银钱业公会（设昆义字号内），惟参加之各行庄或未依法呈请注册，或虽经呈请未蒙批复，故原称钱庄者一律改为字号或商号，事实上则仍经营银钱业务。

根据陆希龄的调查，各行庄具体情形如下：华孚银行灌县办事处，据云曾由总行呈报财政部尚未奉准，业经先行开业，大门外并无招牌；昆义、圣愚两家曾于1942年11月间呈由县商会转呈县府核转省府，嗣后省府于本年4月间指令县府，以呈请注册时间已逾财部规定，故未便核转；但据昆义字号负责人称，原呈请时间确在奉到财部1942年8月20日渝钱行69490号代电一月之内，其迟缓原因实由于商会、县府与省府将呈文搁置过久所致。经查阅县府转录省府令文及该昆义等原呈，各件尚属相符。建源、和济永两家系于1942年6—7月间开业，并未报请财政部注册，据云系负责人不明手续之故。时济、岷源两家于1942年年底开业，原均加入公会，嗣后退出，但仍继续经营钱庄业务。协和于1943年4月间始行开业，曾加入公会，开业期间核与规定不合。此外尚有信诚字号，亦曾加入公会，于1943年6月间始行开业，核与规定不合。在灌县经营银钱业务者，尚不止上列各家，有若干家资本较厚之百货商店均非正式经营存放汇业务，殊难稽查。

陆希龄在致监理官缪钟彝的签呈中提出，查未经依法注册之银钱行庄及未经报准设立之分支行号，应不准其加入同业公会，早经财政部1942年5月7日渝钱稽字第29009号训令通饬遵照在案，兹灌县银钱业同业公会会员大多均系未经依法注册之银钱行庄及未经报准设立之分支行处，殊有未合。惟据该县银钱业公会主席詹君称，以灌县为川西之门户，所有理番、汶川、茂县等地之羊毛、药材、矿产、木料等物资，均集中于此，商业颇为繁盛，其对于金融业之需要实甚迫切，而灌地各行庄经营业务中，存放甚少，大都均系收受蓉票，对川正当商业颇多帮助，而目前所有未经注册之行庄，类皆边区人民不明手续之故，似可酌予通融，倘财部格于功令停业，则所有各行庄之资金难免不移转于囤购货物之途，是则无异将正当资金迫令投放于不正当之用途，且各行庄未奉财政部批准而事实上业经先行开业，其存款准备金托词不缴，其各项报表亦拒不送核，妨碍管制殊甚云云，经查尚属实情。陆希龄并提出建议：兹姑念边区情形特殊，所有华孚银行及昆义、圣愚、建源、和济永4家钱庄在地方经济上核属需要，似可俟其补请注册或报请设立时赐予核准；其余协和、信诚2家令饬该县县政府转饬勒令停业；至时济、岷源及其他商号私营存放汇等业务者，应饬由该县政府及银钱业公会查明具报^[76]。

1943年7月24日，监理官缪钟彝签发了致财政部的监字第206号呈文，并附呈了灌县银钱业同业公会名册一份。该呈文的内容与陆希龄的签呈基本相同，但陆希龄签呈中有关处理建议部分并未上报^[77]。

9月6日，财政部向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发出渝钱行字第77085号指令：查原报灌县县银行，业据依照规定呈经本部核准注册，发给营业执照；通惠实业银行灌县办事处亦已依照规定呈准本部核准设立各在案；至华孚银行灌县办事处尚未据该行总行依照规定报部核准设立，擅自开业，殊属不合，业经训令该总行遵照结束具报，仰即转饬遵照。又查普通商号不准经营银钱业务，早经由部迭令取缔在案，原报昆义字号、建源商号、和济永字号、圣愚字号、协和字号、信诚字号等6家，改称普通商号后继续经营银钱业务，殊属藐玩功令，并经咨请四川省政府转行灌县县政府，查明取缔，勒令停业，监督清理，并将清理完竣时之资负状况报核，如该号等延玩不遵，并应报转议处，并仰转饬遵照。

监理官缪钟彝9月13日在此件上的批示为：（1）关于灌县县银行及通惠实业银行经部核准设立一节，登记备查；（2）关于华孚银行灌县办事处未经呈准擅自开业一节，拟即转饬该总行遵照部令，克日结束具报；（3）关于普通商号（昆义字号等6家）经营银钱业务一节，转饬灌县银钱业公会转函遵照^[78]。

值得注意的是，财政部6月14日的渝钱行第40817号训令中，要求查明实情的行庄，包括华孚银行及昆义、建源、和济永、圣愚、时济、岷源、协和等7家钱庄；而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于7月24日上报财政部的呈文中，也涉及了上述银钱行庄，并增加了信诚字号，在附呈中则注明灌县县银行也未经批准设立；但财政部9月6日的指令中，除通报了灌县县银行及通惠实业银行灌县办事处已经核准注册的情况外（该情形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事前并不知晓，也反映了与财政部之间的信息沟通不及时、不对称），对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签呈中提到的昆义、建源、和济永、圣愚、时济、岷源、协和以及信诚等共8家钱庄，提出取缔意见的只有6家，即昆义字号、建源商号、和济永字号、圣愚字号、协和字号、信诚字号等，而对岷源、时济两家未再提及。这其中究竟是何原因，从现有资料中无法找到答案。从陆希龄的签呈分析，或许是因为这两家退出了灌县银钱业同业公会，财政部另有处理方案。

1943年9月14日，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向华孚银行发出监字第353号训令，要求该行速将灌县办事处遵照结束具报^[79]。9月15日，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向灌县银钱业同业公会发出监字第353号训令，“令仰该会，即便转函该昆义字号等六家遵照办理，并仰该会随时督促办理具报”^[80]。

从上述文件处理的流程情形看，对于四川省灌县非法设立银钱行庄一案的处理，似乎已经可以基本结束，但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

大约3个月后，根据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鉴字第545号代电，即电报银钱行庄分布情形调查表的要求，四川省灌县县政府于1943年12月28日以财银行字第519号代电转报了由该县商会负责填报的两份调查表，即《灌县银钱公会调查表》、《灌县银钱行号调查表》。《灌县银钱公会调查表》表明，1943年10月，灌县银钱业同业公会的执行委员为建源钱庄经理张南方；在《灌县银钱行号调查表》中，该县银钱行号包括农民银行、灌县县银行、昆义钱庄（已补请注册）、四川省银行、通惠银行、华孚银行、建源钱庄（1943年10月呈报）、协和钱庄（现补请呈报）、和济永钱庄（未报）、福川银行（已呈报）、圣愚钱庄（已报未准）等。这一情况，令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大为不满。1943年2月12日，监理官缪钟彝在这份电报上批示：（1）查普通商号不准经营银钱业务，关于灌县昆义字号、建源商号、和济永号、圣源字号、协和字号、信诚字号等六家一案，由本处遵照本部1943年9月6日渝钱行字第77085号指令转饬灌县银钱业公会督促停业清理具报，兹查该案尚未据该公会呈报到处，拟再饬该会加紧督促办理具报；（2）函请四川省政府转饬灌县县政府查明取缔，勒令停业，监督清理；（3）查案呈报财政部^[81]。

1944年2月12日，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缪钟彝签发了致财政部的监字第196号呈文，并随附了灌县银钱业公会调查表暨灌县银钱行号调查表，该呈文称：“兹准灌县县政府电送银钱行庄分布情形调查表，内仍列有该昆义等五家，显系当未经取缔停业清理，除商请四川省政府转行灌县县政府迅予取缔，暨再令饬灌县银钱业同业公会督促停业清理，依照规定改选该会理事，并分令该县各行处，不得与未经呈准之行处作同业往来。”^[82]值得注意的是，从发文底稿上看，缪钟彝2月12日签发的这份呈文，直至5月31日才封发，这其中究竟有何变故，尚难知晓。

1944年2月12日，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致四川省政府监字第197号公函称：“查普通商号不准经营银钱业务，早经本部迭令取缔在案，兹查灌县昆义字号、建源商号、和济永号、圣愚字号、协和字号、信诚字号等六家非法经营银钱业务，业由部咨请贵府转行灌县县政府查明取缔，勒令停业，监督清理在案。兹准灌县县政府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财银行字第519号代电送该县银钱行庄分别情形调查表，内仍列有该昆义字号等六家，显似尚未经取缔停业清理，除呈报财政部暨令灌县银钱业公会督促办理外，相应函请贵府迅予转行灌县县政府严厉取缔，勒令停业监督清理。”^[83]

1944年2月12日，财政部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以监字第198号，训令灌县银钱业同业公会：“兹准灌县县政府电送该县银钱行庄分布情形调查表，内仍列有该昆义字号等六家，显系当未停业清理，殊属藐视法令已极，且查建源字号经理张南方、昆义字号经理杨焕文均经选任为该会委员，尤属不合，仰文到半个月内依照《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之规定，定期改选理监，凡未经呈准本部之银钱行庄或其分支行处，应一律不准加入该会为会员，除呈报财政部暨函请四川省政府转行灌县县政府迅予取缔外，合行令仰该会即便遵照办理具报，毋再玩忽为要。”^[84]

而上述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致四川省政府的公函，以及致灌县银钱业同业公会的训令，实际也是于5月31日封发的。

1944年2月12日，财政部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以检字第204号令，训令华侨兴业银行灌县办事处、华孚、福川、通惠、中农、省行办事处、县银行：“查普通商号不准经营银钱业务，早经本部明令规定，兹据报，灌县有昆义字号、源商号、和济永号、圣愚字号、协和字号、信诚字号等六家，未经呈准设立，擅自加入银钱业同业公会，经营银钱业务，殊属不法已极，除函四川省政府转行灌县县政府严厉取缔，督促结束清算具报，并令饬灌县银钱业同业公会督促办理具报，并依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之规定，定期改选，凡未经呈准本部设立之银钱行庄或其分支行处，一律不准加入该会为会员外，合行令仰该行处遵照，不得与上开未经呈准之六家商号作同业往来，如敢阳奉阴违，一经查明，定予严惩不贷。”^[85]这份电报的封发时间是6月1日。

与1943年9月份相比，成都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此时所采取的措施要更为严厉，也更为有效。特别是训令当地业经财政部核准设立的银钱行庄不得与非法设立的有关行庄作同业往来以及不准加入同业公会等措施，确实有“釜底抽薪”的效应。限于资料和篇幅，关于此事的叙述只能到此告一段落。笔者很有感触的是，监管制度的实际运行中，往往文本是一回事，而实际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监管的执行力远没有制度和流程设计得那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