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支行设立之监管

第三节　分支行设立之监管

抗战爆发前，监管机构对银行分支行处之设立，有过一些原则要求。1908年清度支部奏准的《银行通行则例》规定，官办行号每省会商埠只准设立一所，如有必要另行设立时，须与度支部协商，或会奏请旨办理。各种官立银行欲设立分行时，凡已有大清银行分行地方，须先尽该分行作为代理^[86]。1924年北京政府起草的《银行通行法》规定，银行添设分行或变更分行所在地时，应呈由地方长官转请财政部核准注册；其废止时亦同^[87]。1931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银行法》规定，银行设置分支行及办事处或代理处，变更总分支行及其他营业所在地，以及分行以外之营业机关改为分行等，均须得财政部之核准；本法施行前业已呈经财政部核准之银行，其已设分支行及办事处或代理处未经核准者，应于本法施行后六个月内补请核准；逾期不呈请者，财政部得令停止其业务^[88]。

总体而言，直到抗战爆发前，金融机构聚集于沿海地区，西部地区金融设施落后且稀少。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无论是应付军需，还是满足生产和流通的需要等，都有赖于金融机构在西部地区的普遍设立。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后，沪市各银行积极筹设重庆分行，除交通、浙江兴业、上海商业等三行的渝分行已先后开始营业外，中南银行、盐业银行、江苏农民银行、大陆银行、四明银行、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绸业银行、四行储蓄会等也积极在重庆设立分行^[89]。同时，政府尽量扩展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西南各省分行之业务，并将财政部一部迁设广州，“俾可就近处理中外金融贸易事宜”。而商办银行亦在计划向西南诸省尽量发展，“此种动机，半由环境使然，半由于其对国家设法与整个金融机构应尽之职责所驱”。八一三事变后，西南新设之行处包括：（1）中央银行云南昆明、广西梧州、湖南衡阳分行；（2）交通银行四川重庆支行；（3）广东省银行广西梧州及广东乐昌、琼东支行和办事处^[90]。

1939年10月，在四联总处第三次理事会上，孔祥熙提出了“如何加速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并发挥其功能案”，经决议，分函四行，切实研究过去遭遇之困难与今后改善之方法^[91]。此后，四行先后函复，提出关于筹设金融网所遭遇之困难，大致包括四点：（1）交通不便，“人员往返、钞券运输，均感困难”；（2）人员缺乏，“通晓后方各地金融经济情形，并能耐劳忍苦者殊不易觏”；（3）房屋难觅，“偏僻地区，欲租赁简陋房屋，亦非易事”；（4）治安问题，偏远地区，“于库款之保管，钞券之接济，尤多顾虑”。1939年12月5日，四联总处秘书处就这些问题拟定了相应的对策，并强调“际此抗战期间，困难自属难免”，严促四行加紧进行^[92]。

财政部制定的完成西南、西北及邻近战区金融网之二年计划，其步骤为：（1）凡后方与政治、经济、交通及货物集散有关之城镇乡市，倘无四行之分支行处者，责成四联总处，至少有一行前往设立机构；（2）其他地点稍偏僻者，四行在短期之内，容或不能顾及，则责成各该省省银行，务必前往设立分支行处，以一地至少一行为原则；（3）在各乡市城镇筹设分支行处之过程中，以合作金库及邮政储金汇业局，辅助该地之金融周转及汇兑流通；（4）邻近战区之地方，亦同此设立分支行处^[93]。

1940年3月30日，四联总处制订《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方案》，具体提出要在西南、西北设立金融机构216处，分三期推进，限于1941年底全部完成。同时强调，各地如已有指定行处前往设立者，或该处已有成绩卓著之商业银行者，四行可不再前往设立，以避免重复；在内地各处设立行处，“原有种种困难，惟一经认定以后，应即按期前往筹设，不得藉故推诿”^[94]。截至1942年底，四行在西南、西北共设分支行处661处^[95]。在完成金融网第一期中，四行为上项目的，在西南、西北各地所增设之分支行处，计154处，其中央银行增设者33处，中国59处，交通26处，农民36处；增设地区计四川63处，云南18处，贵州29处，广西21处，广东2处，湖南5处，陕西15处，甘肃、青海、宁夏共14处，西康3处，另在浙江、江西、安徽、湖北、福建各省增设之分支行处共60处，计全国四行之分支行处已逾300处^[96]。

在鼓励银行向内地增设分支行处的同时，财政部加强了相应的管理。1942年5月7日，财政部渝钱稽字第29099号训令规定，各地已依法注册之分支行处应强制加入公会，俾加强各地银钱业同业公会的管制机能^[97]。

1942年5月21日，财政部以渝钱行字第40380函四联总处，抄送《商业银行设立分支行处办法》，要求转行四总行暨各分行执行。商业银行设立分支行处，除《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另有规定外，并应遵照本办法之规定办理。该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实收资本超过50万元者，方得设立分支行处，且每超过25万元，得增设一处。其营运基金数额，得视业务范围大小酌拟，呈请财政部核定之。该办法颁布前业已呈准设立之分支行处，得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但应将所拨各分支行处营运资金数额呈报财政部备查。商业银行呈请设立分支行处，如经财政部查核其工商业暨一般经济金融情形，认为无增设必要者，不准设立。此外，该办法还具体规定，商业银行呈请设立分支行处，应备具下列各项书表一并呈核：（1）业务计划书（包括拟设行处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履历、拟拨营运资金数额及业务推进计划）；（2）当地经济金融调查报告书（包括当地已设银钱行庄详情及工商业概况）；（3）本行已设分支行处详表（包括行处名称、地址、现任负责人姓名履历及营运资金数额）^[98]。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缅甸、侵入滇西，西南国际运输线中断，西北对外交通显得更为重要，“且为我国战时主要资源蕴藏所在”，国民政府将更多注意力转向西北。四联总处要求四行，“就辅助国防生产之需要，察酌实情，自动前往筹设行处”，以期加快筹设西北金融网；同时提出四项原则：（1）以兰州为建设西北的起点，四行在兰州原有机关人员应逐渐加强充实，“俾可随时应付”；（2）陕、甘、宁、青及新疆五省境内，“以军事、交通、经济等需要，应行增设行处或作其他布置之地点”，各行应就本身主要业务会同当地主管机关，派员实地调查后，斟酌认定，进行筹备；（3）各行局新设行处，或作其他布置，须增添人手时，“应就滇、浙、赣、闽等省撤退行处人员尽先调用”；（4）为应付需要，“钞券运存应预为绸缪，以免缓不济急”^[99]。

随着战事的发展，银行的合理布局成为必须要考虑的重要问题。1943年2月3日，蒋介石就限制各地公私银行开设，向财政部下达了手令：“各地公私银行之开设，财部应有严格之规定，不可漫无限制，任其自设。如云南省银行，查在西安设分行，此是否为其业务所必需，应由财部审核决定。如认为无此必要，应令停止开设。但财部审核此类事件，必须尽速办理，可则准，不可则驳，不得延搁不办，或待其开业后再令不准，致使对方进退为难。此点应饬财部属员切实遵守。至于目前各地之银行，仍应调整减少，凡非必要之银行，应令停止营业。希照此拟具具体办法呈报为要。”^[100]2月20日，财政部以79271号代电，向蒋介石陈报了在限制设立以及调整减少银行方面以往所办理的情形，以及目前采取的措施。其中，在限制总行开设方面，除县银行外，其他任何情况下均不准新银行之开设；在限制分支行方面，“其请求设立分支行处之地方，如经本部查核其工商业及一般经济金融情形，认为无添设行处之必要者，不准设立”；在调整减少行号方面，“通令各地银行、钱业同业公会，切实督导资力薄弱之行庄设法商洽合并，并将办理情形呈报”^[101]。

1943年3月1日，蒋介石就限制钱庄设立，再次致电财政部称：“所拟限制新设银行并管理银行增设分行办法尚属妥善，惟对于新设银号、钱庄，尚未闻有所限制，亦应加以规定。又，对于银号、钱庄增资改设银行，必须规定合并三家以上之已经登记之银号或钱庄，方准立案，以符减少银钱行号数量，充实、管理、整饬金融之主旨为要。”^[102]1943年3月13日，财政部训令派驻各区银行监理官、各地银行业同业公会以及各地钱商业同业公会：“嗣后各地银号、钱庄增加资本，如改用银行名称者，必须合并原有银号或钱庄三家以上，方准注册。”^[103]

4月24日，四联总处以渝秘文字第0924号代电财政部称：据柳州支处呈报，柳州同业已开业者有中、中、交、农四行暨邮汇局、广西省、广东省、湖南省、亚西、金城、复兴、和成、美丰、贵州等银行14家，将开业者有大同、华侨、中实、光裕、兴文等银行5家，共计19家，按当地金融情形似已足应付，经柳州支处第93次委员会议决议，呈请四联总处转函财政部加以限制。据此，财政部于1943年10月11日发出渝钱戊字第44459号训令：本部前以重庆、成都、内江、西安、兰州、衡阳、昆明、桂林、曲江、宜宾、万县、贵阳等12地银行钱庄已多，对于增设上列各地分支行庄处，经一律截止核准在案。兹据报柳州设行已多，请加以限制添设一节，经核尚系实情，应即依照上项办法之规定暂予限制添设^[104]。

1943年8月31日，财政部发出训令，规定各省地方银行所设之省外办事处，除得办理汇兑外，“以前所营存款、放款及投资等项业务，应自即日起办理结束，限于三个月内结束完竣，不得违延”^[105]。

1944年4月15日财政部发布渝钱戊字50601号训令：查银行设立分支行处，应于呈准后6个月内开业，倘逾6个月限期未开业者，一律不得再行设立，前经本部于1942年12月24日以渝钱行字第3524号训令饬遵在案；近查各银钱行庄对于本部批准设立之分支行处，已届限期仍未开业，每有借口人事派遣或寻觅行址困难种种原因请求宽限者，其实际多系呈请之初并未妥慎计划、充分准备，以致期限虽宽而限满仍未设立，复再饰词呈请展延，殊与本部整肃金融之旨有违。兹特重申前令，嗣后请求设立分支行处，务必事先妥慎筹划，经部核准以后应即依限开业，不得再有请求展限情事，如有逾期未将开业日期报部者，一律撤销核准设立原案，不得再行设立^[106]。

1944年10月21日，财政部渝钱戊字第67358号致函四联总处，转达了《商业银行及其分支行处迁地营业办法》。该办法规定：（1）凡经财政部核准注册之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包括银公司、银号、钱庄）因业务需要迁移地址营业时，应备具下列文件呈请财政部核准：现在地址无继续营业必要之理由书、拟迁地址金融经济状况调查报告书、拟迁地址之营业计划书；如为分支行之迁移，应加具遣派负责人之姓名、年龄、籍贯、经历表及分拨营运资金数目表。（2）前条营业地址之迁移，在下列区域不得迁入，并不得互相迁移：重庆、成都、内江、西安、兰州、衡阳、昆明、桂林、曲江、宜宾、万县、柳州、江津、合川、南充、自贡市、资中、遂宁、泸县、乐山、雅安、康定、达县、长沙、梧州、温州、贵阳。（3）因战事撤退之商业银行及其分支行处（以1944年湘豫粤桂浙等省战事发生以后为限），得迁移至前条限制之27处区域以外地点营业，但须于撤退后6个月内为之，并应先行报经财政部核准；前项迁地营业之商业银行及分支行处，于恢复原地营业时，其迁地营业之行处应即报请撤销。（4）本办法于沦陷区行庄内移，不适用之^[107]。

抗战结束后，财政部进一步加强了对商业行庄设置分支行处的管理。

1945年9月28日，财政部以渝财叁字第3533号令，公布《收复区商业银行复员办法》，规定凡经财政部核准注册之银行，因抗战发生停止营业或移撤后方者，得呈经财政部核准，在原设地方复业；前项复业之银行，除原准分支行外，在复业1年以内不得增设分支行处。凡经财政部核准注册之银行呈准在收复区已设立之分支行处，因抗战发生停止营业或移撤后方者，得呈经本部核准在原设地方复业。凡经财政部核准注册在收复区设立之分支行处，在抗战期间继续营业者，依照《收复区商营金融机关清理办法》之规定办理。凡经财政部核准注册之银行或银号、钱庄改组之银行，开业在4年以上者，得呈经财政部核准在收复区设立分支行处，但每一银行不得超过3处。在收复区复业之分支行处，已逾一处者，不得增设；凡银号、钱庄，暂限制在收复区推设分支行处^[108]。

1945年11月29日，财政部驻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公布了《京沪区商业银行分支行处复业或筹设应行注意事项》，要点为：（1）凡经财政部核准注册之银行，其分支行处复业或筹设，如总行在京沪区内，应由总行备文呈请本办公处，转呈财政部核准后，方得复业或开业；（2）商业银行分支行处之复业或筹设虽经核准，在筹备完毕后择定复业或开业日期，仍呈报本办公处备案；（3）倘有不依规定手续，擅自复业或开业者，应受停业处分^[109]。1946年1月12日，财政部驻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对《京沪区商业银行分支行处复业或筹设应行注意事项》作了修改，规定凡经财政部核准注册之银行，其分支行处复业或筹设，无论总行是否在京沪区内，均应呈请财政部或呈由本办公处转呈财政部核准后方得复业或开业^[110]。

1946年4月24日，财政部以渝财叁字第6268号令，公布修正后的《收复区商业银行复员办法》共5条，规定凡经财政部核准注册之银行，呈准在收复区已设立之分支行处，因抗战发生停止营业或移设后方者，得呈经财政部核准在原设地方复业；凡经财政部核准注册，在收复区设立之银行分支行处，在抗战时期继续营业者，依照收复区金融机关清理办法之规定办理^[111]。

对于财政部1944年7月渝钱戊字第3493号训令“已成立之各商业银行，绝对不准在任何地方增设分支机构”，战后有人认为，“似非明智之举”；并呈请财政部称，“窃银行业为工商业之辅车，其兴起实基于经济社会之需要。抗战以还，后方都市商业畸形发达，行庄风起云涌，钧部为限制商业资本之活动，并解除同业不正常之竞争计，限制增设，用意良苦。但在多数乡镇，经济落后，而农民游资异常活跃。一方面民众需要银钱业之服务，藉以解除土劣高利贷之盘剥，一方面为吸收游资，以免刺激农产品价格起见，政府亦殊有鼓励银行下乡之必要”；并建议废除限制银行在任何地方增设行处之禁令^[112]。

1946年4月24日，财政部以渝财叁字第6267号令，公布《商业银行设立分支行处及迁地营业办法》6条，其要点如下：（一）商业银行设立分支行处，应先备具下列各项文件，呈请财政部核准方得设立：（1）拟设行处名称，地点，负责人姓名、履历及分拨营运基金数目表；（2）最近总分行全体资产负债表；（3）已设分支行处一览表（包括行处名称，地址，现任负责人姓名、履历及所拨营运基金数目）。商业银行须注册已满4年，实收资本在2　000万元以上，业务正常者，方得设立分支行处，每超过500万元，得增设一处；本办法公布前已呈准设立之分支行处，得不受上项规定之限制。但其所设分支行处已超过上项规定者，不得再行增设。凡经济上无增设金融机构需要之地方，财政部得限制商业银行增设分支行处。其他地方另以部令定之。（二）商业银行总行及其分支行处迁地营业，应先呈明理由，呈请财政部核准方得迁移，但其迁移地方，须在原营业地方附近，而系适应经济上之需要为限，惟不得迁入财政部规定之限制地方^[113]。同日，财政部以渝财叁字第6270号令，废止前颁《商业银行及其分支行处迁地营业办法》^[114]。

1947年3月3日，四联总处秘书处京字第8936号函，转陈财政部指令，即：依照《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内加强管制金融办法相关规定，参酌各地经济及商业行庄分布情形，“指定南京、上海、天津、北平、青岛、广州、重庆、济南、汉口、西安、成都、杭州、昆明、苏州、宁波、绍兴、永嘉等地为限制地区，停止商业行庄复业及增设分支机构”^[115]。

1947年9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施行的《银行法》规定，银行经核准营业登记后，欲设立分行时，应开具业务种类、营业计划、分行所在地，分别呈请营业登记。中央主管官署得视国内各地区经济金融情形，于呈准行政院后，限制某一地区不得增设银行或分行，或不得增设某种银行或分行。银行分行对外文件，除标明其本行营业执照号数外，并应标明该分行营业执照号数^[116]。

为贯彻落实新《银行法》，财政部相继以训令形式，作了一些补充规定。1947年10月22日，财政部发布财钱戊字第17440号训令称：凡以前经财政部核准设立的银行分支行处，应即遵照《公司法》第349条的规定，开具分公司名称，分公司所在地，分公司经理人姓名、籍贯、住所，本公司登记执照所载事项及执照号数，连同执照费及印花费，一并于1年内呈送财政部，以便补发营业执照^[117]。1947年12月，财政部财钱己字第019566号训令称：“查办理储蓄银行各银钱行庄，其分支机构，何者办理储蓄业务，何者未办理储蓄业务，本部亟待明瞭”；并要求办理储蓄银行业务的各行庄，“即将办理储蓄之分支机构名称，列表报部，以凭查核为要”^[118]。1948年1月，财政部代电中央银行称：“行庄在同一地区增设临时办事处，应视为增设分支机构，应依照《银行法》第15条之规定，先行呈部核准为营业登记，发给营业执照方得开始营业；至银行附设储蓄部、信托部，如由银行部迁出，另立门面营业，亦应事先呈部核准”；对昆明等限制地区，“银行附设储蓄部、信托部，原与银行部在一处营业者，自不得再行迁出，另立门面营业”^[119]。

1948年10月，财政部发布财钱庚三字第005193号训令，各行庄不得擅自设立海外分支行。训令称，为执行《整理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第28条起见，除各银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经呈报有案者，本部即将考核其业务成绩外，若有未经呈准已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者，应于奉令后立即自行撤销，呈报本部备查；“此后并不得再有擅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情事，倘有不遵，即撤销，或再擅行设立者，一经查明，本部即吊销其总机构营业执照，以示惩儆。”^[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