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宁波钱庄

第三节　清末的宁波钱庄

经过一番整顿，钱业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在1864年在钱业同业公会的努力下，滨江庙恢复了钱业市场，并重新修订了钱业规则。所以宁波有记载的系统的钱业活动均是从此开始。当时有钱庄和源、恒丰、养和等36家，其余33家未留下名称。这36家钱庄是指参加钱业同业公会的大同行钱庄，不包括小同行钱庄与现兑钱庄。1866年新开设祥源、义生等3家。1867年又设谦尊、永康等4家，其他历年有添设闭歇。到宣统末年，有大小同行六七十家。^[42]36家大同行大部分均集中在江厦街，因此江厦街又被称为钱行街。我们以平均每家大同行资产规模30万元来估算，则江厦一地，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拥有的财富总量在1，000万元，那么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存在一条短促的街道集中有如此多的财富的。宁波谚语“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其意义就是指此。它透出一股宁波人的自豪气，这是历史事实，也不容任何人否认。在近代前，中国没有金融中心，因为不存在连接全国的金融网络与金融体系。但从一个城市的金融规模与金融资源来说，在彼时经济背景下也可以勉力为之。在票号的大本营天津，也不存在密集的票号活动现象。江厦街其实在当时是由三条街延伸而来。先是糖行街，中间是钱行街（双街），再后是半边（鱼行）街。相当于今新江桥堍到灵桥，五百米左右。

很多人认为，过账制度是为了节省货币流通量。从传统观念来解读，确实是有节省之效果，而从现代货币银行学角度看，它的意义在于创造了信用货币。这些现金通过钱业，从宁波市场贷放给以上海为主的新兴市场，从事新式产业活动，既促进了宁波商人在贸易上的进步，同时也使钱业获得较高的收益，形成双边良性互动和双赢格局。一般来讲，宁波钱庄的发力也是在用传统的武器去追随近代化的潮流的过程中，进行了技术革新。此后，宁波一直被称为多单码头，就是资金充裕，拆放外埠的意思。宁波民谣“江厦街，钱庄多，放账放到上海港”，就是生动写照。我们今天工业化的过程里，资金不足本是常态。而宁波的资金过剩却发生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只能理解为宁波人的产业空间已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虽然这些富余的资本没有在本土发挥效用，却也被宁波商人所运用，资本运营所带来的收益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分享。

在此期间，宁波钱业又产生了中国最早的金融投资交易市场，称为空盘，即卖空交易，或者说，不是以实际需求为基础的交易活动，纯粹地以赚取市场差价为盈利目的，用今天的专业话语就是出现了虚拟经济，详见后文。19世纪的金融发展，在宁波的钱业市场已经有超越基础金融交易向衍生金融交易过渡的趋向与事实。这是19世纪的中国本土金融业中确实出现过的，也是宁波钱业对中国近代金融史的又一大贡献。

1876年，宁波钱庄开大洋折，就是前面段光清所说的竖庄，大幅度提高存款利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存入钱庄，解决现金不足问题，利率高达一分以上。按宁波钱业惯例，贷款利率是在存款利率基础上加上息差确定的，一般为3%左右，如此，贷款息在13%以上。贷款人要能接受这么高的贷款成本，一定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如果不是出现对资金有大量需求的新兴产业，是无法解释的。

经过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乱后，到了19世纪70年代，人民休养生息，经济逐渐恢复，表现在进口商品的大幅度增加上，外贸进出口总值从1864年的9，480万海关两，上升到1876年的15，100万两，十二年间增加了60%。^[43]另外一个原因是天津、汉口、九江等地次第对外开放，一些宁波商人转向新兴市场发展，也需要携带一定数量的资金前往。再有就是鸦片贸易获迅速增加，宁波成为鸦片贸易基地之一。1875年宁波鸦片输入量达342万海关两。^[44]鸦片贸易有利可图，能够承担高额利息，虽然是不光彩的历史一页，我们还是应该正视历史事实。由于贸易对资金需求量大增，在宁波本埠尚可通过过账汇划实行支付，而外埠往来，只能以现金清算。如此，大量的现金从宁波流向他处，现金短缺更形严重。这在当时的报道中也有反映，“近日甬江缺少洋，拆息外更有贴现之名，洋数每年千贴至七八十元。往时甬江同行以洋数不上十元者概不过账，今二三元之数亦可汇划，市面如此缺洋，亦数十年来所未有者”^[45]。现金短缺的结果，也必然令有人私铸图利，先是西门外范某雇用台州工匠铸造不足值的银元，^[46]第二年又有人私铸更不足值银元行用市面，只值标准银元的七成五^[47]。

有一则材料可以部分地佐证钱业在当时的营业规模。依照钱业习惯，存款息差是在同业拆借利率基础上，“每洋千元每日总减一角”，即存款利息与同业拆息的利差为年率3.6%。1874年3月，有三家钱庄为招揽存款，违反庄规，偷偷抬高存款利息，使息差减至七分，造成其他存款人以此为借口联名到存款钱庄要求提息。于是钱业同业重新协商，新定存款息至减五分，这样一来，“通计宁波之钱庄，每年约短利银五六万元矣”^[48]，以此推算，当时的宁波钱庄存款额在280万～333万元之间。这是定期存款部分，不包括活期存款，活期存款一般为定期存款3倍到4倍。那么当时钱业的存款总量就在880万元到1，650万元之间，取其中数，亦有1，265万元。我们若将此情形与前面大洋折联系起来看，钱业资金短缺情况已然现形，扯高利率势所必然。除了私铸不足值银币索取暴利外，人们也会使用各种手段通过囤积投机套利，从市场上大肆收购现金，等现金价格上涨（现水）后抛出获利。就“有某庄者思欲独操厚利，遂勾通大腹贾，广收洋钱至九十余万元之多，五日间获利数千元”^[49]。

晚清这段时期，钱业的总体状况基本向好。但也有钱业遭受时局、环境影响而致产生危机的。1871年三茂糖行亏空20万元，影响到与其有业务关系的13家钱庄。^[50]1881年又有大同行钱庄七八家停业。^[51]1883年更是受中法战争的影响，钱业自行收缩规避风险，“近来甬江大钱庄皆收而不放，因而小钱店亦有闭歇，致各铺无资本者皆曰收账，所谓一枝动而百枝摇”^[52]。1884年中法战争的战场就在当时的镇海口，商业贸易更见影响，对钱业打击犹大。1883年，当时有大同行钱庄31家，1884年倒闭了13家，只剩18家。^[53]钱业失业者近六七百人之多。^[54]

1907年，镇丰钱庄因做空盘投机，亏损十余万倒闭。^[55]1908年，又有同丰钱庄亦在空盘投机上重蹈覆辙，亏损十几万元倒闭。随后宏泰、祥记两钱庄跟进停业。^[56]1910年，受严家源丰润票号倒闭影响，在甬连号源丰润分号与源隆钱庄搁浅，因严家也是四明银行重要股东，一度影响正常营业的四明银行宁波分行。^[57]1911年，武汉发生辛亥革命，因镇海方家在汉口有很大产业与投资，一时人心惶惶。传闻其亏损400多万元，迫使在宁波的“六和二元”八家连号钱庄停业清理。同时也影响到其在杭州的钱庄岑源、广和、预和、寅源、和庆，各钱庄亦受挤兑。^[58]在上海的谦和、大和被沪上钱庄与中国银行停止汇划。^[59]幸赖方家财力雄厚，多方设法，勉力维持，渡过难关，死而复生。同时镇海叶澄衷家族也在汉口有大量投资，其在上海和宁波等地投资的钱庄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60]

对于钱业盈利状况，亦有零星资料留存。1877年，除一家钱庄倒闭外，其余皆有盈利，世康一家利润在14，000元。^[61]1903年，“各钱庄均获利益，多至一二万金，少亦数千金”^[62]。1906年，除富康巨亏倒闭，“甬江钱行，去岁皆获生理皆获利”^[63]。1907年，“钱业一项除镇丰亏倒外，其余各庄均获盈余，约在数十万之谱”^[64]。大抵上宁波钱庄在清末是比较顺利的。以其3万元以下的资本来算，利润率是蛮高的，因此吸引人投资。

【注释】

[1]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2]《左传》，昭公二十年。

[3]毕沅：《续资治通鉴》第1卷，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

[4]《元史》卷77，食货志。

[5]《明史》卷81，食货志，第五十七，钱钞。

[6]《明史》卷81，食货志，第五十七，坑冶。

[7]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估算》，《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8]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256页。

[9]刘志祥：《近代农村地区钱庄业的起源和兴衰》，《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0]叶世昌：《中国经济史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75页。

[11]［美］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健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12]《申报》1918年9月30日。其中提到宁波钱庄已经有数百年历史。

[13]叶世昌：《中国经济史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78页。

[14]转引自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15]转引自叶世昌：《中国经济史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76页。

[16]引自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5页。

[17]《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页。

[18]乌尔恭额：《浙省钱票情况折》，引自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19]《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

[20]《宁波同乡会呈财政部文——为甬江钱业事》，《申报》1918年9月30日。

[21]《宁波钱业概略》，《钱业月报》，民国10年2月号。

[22]《宁波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23]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1。

[24]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京师四恒》，引自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1卷，第590页。

[25]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卷7，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6]《光绪实录》第174卷，第16页，转引自《上海钱庄史料》，第48页。

[27]叶龙虎：《甲第世家浪墅钱》，《宁波晚报》2009年5月18日。

[28]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

[29]桂心仪：《方采元银楼店》，《宁波政协文史资料》第6辑，1994年，第55页。

[30]齐如山：《北平怀旧》，转自雷颐：《关于信用》，《经济观察报》2008年3月24日。

[31]乌尔恭额：《浙省钱票情形折》，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录副折》。

[3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二十三年十月，第70卷。

[33]光绪新修《鄞县志》，卷70，外国，英吉利，第31页。

[34]王尔敏：《五口通商变局》，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页。

[35]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2页。

[36]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0页。

[37]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2页。

[38]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3页。

[39]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78页。

[40]茅普亭：《宁波钱业史》，《宁波工商史话》第1辑，第17页，1987年。

[41]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8页。

[42]浙中行：《调查（二）：宁绍钱业之今昔观》，《中行月刊》，第7卷，第2期，1932年。

[43]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44]《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志》，浙江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45]《申报》1876年8月26日。

[46]《申报》1876年8月26日。

[47]《申报》1877年4月6日。

[48]《申报》1874年7月16日。

[49]《申报》1878年11月15日。

[50]《宁波金融志》，第1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0页。

[51]《申报》1881年2月23日。

[52]《申报》1983年12月29日。

[53]《申报》1984年6月30日。

[54]《申报》1984年5月23日。

[55]《申报》1907年12月7日。

[56]《申报》1908年10月1日。

[57]《申报》1910年10月16日。

[58]《申报》1911年10月21日。

[59]《申报》1911年10月22日。

[60]《申报》1911年10月21日。

[61]《申报》1878年11月15日。

[62]《申报》1904年2月7日。

[63]《申报》1907年3月1日。

[64]《申报》1908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