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钱业风潮

第三节　1935年的钱业风潮

1935年，是宁波钱业也是全国钱业的分水岭。大规模的金融风暴终于以不可阻挡之势袭来。此前也有一些钱业危机发生，如1883年胡雪岩之阜康钱庄倒闭事件，全国十几家分号一起轰塌，宁波的有通泉钱庄、通裕银号两家为胡联号钱庄，虽有一定影响，属于局部性危机。1910年因橡皮股票事件，严信厚、严义彬父子的源丰润票号倒闭，宁波的源丰、源隆钱庄，源丰官银号，及四明银行宁波分行受影响。1911年方家“六和二元”因辛亥革命影响被挤兑，波及沪杭甬联枝钱庄，也只是局部性危机。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市场慢慢地恢复正常。这些危机中影响和卷入的钱庄只是一部分，大多数钱庄幸免于难。而发生在1935年的钱业风潮，固然可以找到外部因素如美国的白银政策，农村经济的破产来说项，但本质上，在我看来是属于内部危机，钱庄业的金融主体地位转移势所必然。在此次风潮中，上海、汉口、天津全面告急，南京的钱庄大批大批地倒下，镇江、芜湖有70%钱庄倒闭。浙江也是重灾区，湖州、海盐钱庄最严重，没有一家存活，杭州、兰溪、绍兴、余姚大都惨不忍睹。从此钱业一蹶不振，极呈疲态。此次钱业危机也是全国性危机的一部分。

从1933年底开始，钱业已感受到冬天的气息。该年已经有同慎、慎丰等五家清理不上市。1934年复有保慎、丰和等八家相继停业。1935年上半年，当时已经有仁和、余大、道生、生源四家相继歇业清理。^[33]6月上海发生钱业风潮，系承钱庄倒闭，对宁波影响尚小。7月中汉口裕源银号倒闭是更大危机的导火索。裕源银号亏损180万元，该银号系宁波帮钱庄。其中有严祥琯三股，宁波泰源钱庄经理周巽斋一股。严祥琯为严康懋之子，承父业在宁波投资有永源、泰源、五源、复恒、信源五家钱庄。消息传入宁波，泰源首先受到影响。经经理周巽斋多方奔走，设法稳定。而此时存款人对严家所投资之钱庄信心严重不足，纷纷提取存款，以防万一。严家联枝钱庄经理为应付局面，遂向钱庄各股东发出请求，要求股东垫款，以纾危机。另一股东赵占绶和严家是亲家关系，对外投资过大，一时不能收缩，无力垫款。其子赵恩琯又是信源钱庄经理。存户就对信源的信用表示怀疑，继而影响到源吉。大家蜂拥而上，群起提存。7月28日这天，在同行清算中，信源头寸短绌四万元，找同行同业拆借，慎泰一万元，天益、元益、巨康各五千，以补平头寸。尚有一万五千元没有着落，其余各庄袖手不肯，原四庄的借款二万五千元也毁诺不给。信源钱庄的结算转账无法进行。其开户的客户，凡收入均转到其他钱庄的账户，当日搁浅。第二天，联号钱庄衍源也宣告停业，跟着其连号的泰源、永源，小同行五源陆续告停。31日，大同行泰生、现兑庄惠大也告清理。8月1日，小同行恒茂、惟康，现兑庄兴康、衍康跟着倒闭。

8月2日，风暴更为猛烈。市场已失去信心，人心惶惶，蜂拥挤兑，羊群效应发酵。大量存款人向钱庄提款而存入认为相对安全的银行中作为避风港。当日有大同行泰涵、汇源、余丰、景源、裕源五家，小同行泰巽、宝源、宝兴、保和、元成、承源、丰大七家，现兑庄同春，共计十三家钱庄倒闭。

面对汹涌风潮，钱业公会也自感无力，只能求助于地方政府。2日下午，宁波总商会召集钱业公会开会，并邀请地方政府专员、县长等首长出席商讨对策。同时，鄞县政府采用临时紧急限制措施，发出布告，宣示临时金融限制，尽可能维持金融秩序。宣布钱业之过账仍照常进行，对客户提现规定为百元为限，绝对不得超过。总商会也公布六项措施：

第一，各庄多单不得超过15万元，如有超过15万元的，超过部分由司日分拆欠单各庄，债务由同业共同负责。

第二，每一存款账户每日提现不得超过100元。

第三，若钱业公会认为某钱庄缺单过多，得随时调查其拆单数目，必要时得令其股东垫款。

第四，希望本地各银行暂时停止接收钱业过账存款。

第五，函请中国、中央、交通三行，共同借款200万元，由钱业共同承担债务。

第六，已经停业各钱庄，即日复业，过划照旧办理，并将收付账略抄送总商会审查，报县府查核。一面请股东尽力增垫资本，一面告各存户暂缓提取。

8月3日，又有大同行源康、小同行恒裕停业。

自此以后，因处置及时，措施得当，市面渐告平复，金融秩序慢慢稳定，只有小同行同泰一家在8月11日清理。上面六项措施中，向三行借款200万元一项，因不能满足银行抵押品要求而没有实施。

到10月10日，尚在运作的钱庄还有大同行敦裕、益康等21家，小同行源源、源吉等9家，现兑庄和济等24家，共剩上市钱庄54家。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以为钱业风潮暂时平息，哪想到更致命的杀伤力还在后面。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法币的发行权集中在中、中、交、农四行。其他银行已经发行的银行券逐步退出流通。钱业创造货币供应量的能力与范围被大大压缩。存款转移又告开始。据估算，钱业存款外流有1，600万元之多，“其中600万元转划上海，600万元存入银行，400万元窖藏家中”^[34]。差不多钱业存款要流出三分之一。接着又发生一波倒闭浪潮。续有大同行敦裕、元亨2家，小同行益康、瑞孚、恒大、惟康、泰巽、慎大6家停业。只剩下大同行12家，小同行18家，现兑庄9家，还在勉力营业。与1935年初大同行33家、小同行27家相比，几乎减少了50%。

对各县钱业的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余姚、镇海、奉化、慈溪、定海的钱庄也接着大批停业。就是鄞县乡村钱庄也纷纷歇业。“宁波城区以外，受此影响，定海的宝源、泰源亦相继停业。余姚、慈溪等县，亦有因而停业者。”^[35]

1936年钱庄在上年总结束期后开业时，钱业现状更惨不忍睹，面目残缺，劫后余生的钱庄仅有大同行13家：大源、天益、元益、恒孚、巨康、晋恒、慎康、瑞康、瑞丰、鼎恒、彝泰、彝生、福利（小同行改组）；小同行7家：通源、源吉、源源、惠余、慎余、瑞源、廷荪（现兑庄改组），共20家。至于现兑庄，因法币政策实施，已失却生存空间。与宁波钱庄的全盛时比较，不啻有霄壤之别。

钱业风潮中，钱业股东为应付危机垫款，现金383，100元，股东存款转为垫款117，526元，垫押款即抵押商借567，900元，共计1，068，526元，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对于此次钱业风潮产生的原因，时人多有分析。略举主要的几个评论：

徐世治认为有七大原因：^[36]

第一，过账制度容易使信用膨胀，许多钱庄无节制扩大信贷规模，其短缺的头寸不是通过努力增加存款来解决，而是利用清算制度的同业拆借来补平，资金平衡脆弱，一遇风潮，无法应付，发生流动性危机。

第二，农村经济破产与一般工商业衰退。外国廉价商品输入，向农村地区渗透，破坏农村传统副业。外国农产品倾销，破坏农村经济，农村缺乏购买力，导致民族工商企业产品销售困难，无利可图，造成贷款不能按期收回。对宁波钱庄本次危机影响最大的直接因素是，宁波钱庄贷放在上海的贷款有160万元不能如期收回，加剧了流动性支付危机。

第三，美国的白银政策，抬高银价，大量银元出口，造成银根紧缺。

第四，受沪汉金融风潮的影响。

第五，钱庄内部亏空，钱庄股东经营其他产业亏损巨大，影响到钱庄运作，或者钱庄经理个人从钱庄借款金额过大，平日被议论，一遇风潮，即受挤兑。

第六，受同业拖累及存户挤提，而钱庄本身经营正常，但在过账时一时出现缺单，多单庄不肯拆单，无法轧平头寸。还有就是联号钱庄，相互为关联公司，甲庄既倒，乙庄便动摇，这种状况最多。

第七，有些钱庄主眼光短浅，趁机收缩业务，免受连累，尽量置身事外。

雪蓉氏也总结其原因有下面十一端：一是资本薄弱；二是股东不健全；三是市面不景气，放款不能收回；四是联号太多，相互影响；五是上海钱业风潮影响；六是无准备库组织；七是银行的竞争；八是同业倾轧；九是钱庄内部员工自私自利，竞提存款；十是人心浮动；十一是以活期存款为主，未收定期存款。^[37]

以上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仅是就现象进行描述与讨论，而没有触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金融监管问题。当然以此去苛责前人有失公允。现代金融监管是从历次金融危机经验教训中总结发展而来的。当时主持全国财政金融的是宋子文，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经济学知识的培训，是旧中国最优秀的财经专家。他为中国建立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他主持实施法币政策，主要应该说是更多地在于统一币制，铸币税归中央，加强中央政府的财力，同时防止政府可能把货币政策作为财政政策来使用，而无节制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后来法币的破产，另有原因，不应该由他来承担责任。很多学者把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民政府为加强全国金融管理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和法令，解读为国民政府以控制全国经济为目的的说法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金融业与其他产业相比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外部性。金融业一旦出现风险，不仅仅影响自身，同时对社会产生相当大的冲击力。加强监管的目的也就在于减少可能的危机发生，舒缓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力。根据现存资料，我们追溯根由，1935年的金融风潮所存在的几大原因其实都是与监管缺失有关。

第一，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例过高。资本实力强，抗风险能力也强。我们以本轮风潮中停业的钱庄为例，23家钱庄资本总额才163万元，而风险资产（贷款余额）却达1，500万元，资本与风险资产比例为10.86%。在没有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制度下，这一比例是过高的。像恒裕钱庄，资本才2万元，贷款余额23万元，资本杠杆达11.5倍。有些钱庄更加没有章法，拼命发放贷款而不计及资本大小及可靠稳定的资金来源，过度依赖于同业拆单。一遇挤提，难以偿还同业拆借。衍源钱庄贷款112万元，同业拆借就有36万元。那些自以为经营保守稳健的钱庄收不回拆放款也被拖累。像源康钱庄，资本10万元，贷款金额六七十万元，应该属于经营稳健的钱庄，一直以多单见长，日常有六七万元拆单，但因为那些缺单钱庄既受挤提，自然不能归还拆借款项，也跟着被停业。

第二，流动性比例过低。钱业要有一定比例的资产以现金、有价证券等变现能力强的流动资产来应对临时性集中提款。我们分析这23家钱庄，负债及资本总额1，570万元，而贷款总额为1，500万元，流动性资产才70万元，比例明显过低。因为贷款不能立即收回，变现能力差，容易陷入流动性陷阱。恒裕钱庄就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再看存贷比。钱庄不能把所有存款都用于贷款。23家钱庄的存款总额1，072万元，贷款金额1，500万元，存贷比达139.9%，钱庄基本上已无备付金。现代商业银行一般要求银行保持存贷比例在75%，也就是说每100元存款，只能发放75元贷款，目的就是保持银行的流动性。

第三，准备金制度缺失。在中央银行制度下，商业银行应将存款总额的一定比例缴存央行，称法定准备金。出现支付危机时，央行组织再贷款，及时平息支付危机。上海钱庄在1932年就考虑实施钱业联合准备库，总额5，000万元，其中现金300万元。其性质属于平准基金，还不是央行法定准备金制度。^[38]当时中央的法定准备金只是针对银行，把钱业纳入法定准备金体系是在战后的1946年，比例为15%。宁波钱业连同业平准基金阶段都未达到，风潮甫来，便束手无策，坐看倒闭。

第四，关系人贷款。钱业的贷款结构是不透明的，其内部运作全凭经理个人意志。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况下，经理人、股东较容易获得贷款，且其条件又优于一般客户的贷款。关系人把贷款大量转投资其他事业，事业失败就会影响贷款归还。在以信用贷款为主时代，没有外部审计、监督，关系人就有先天性优势借得款项，由此产生道德风险。当一家钱庄的股东借款超过其资本投资时，维持钱庄正常运转已不是他的最优选择。现代金融制度里有特别的条款限制关系人贷款。当时关系人贷款是钱业普遍现象。“钱业股东如经营他业有亏耗，或经理积欠庄内过巨，而为人指摘。这种钱庄在平日亦立足不住，一遇风险，自难幸免。风潮常由此种钱庄开始”^[39]，“如历年来清理或倒闭的钱庄，吾人试一查其簿据，其经理大多亏负巨数”^[40]。

第五，信用过度膨胀。过账制度使得钱庄能创造大量的信用货币。我们分析23家钱庄的现金存底（M0）为66，000元，而其全部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1，500万元之多，货币乘数在25倍之上。钱庄尽可能把不生息资产（现银）压低到最低限度，需要现银支付时多从市场买入。遇到现金挤提，因没有足够现银库存，引起市场更大动荡。

第六，资产结构性不匹配。钱业存款都是以活期为主，意味着随时要应付客户提取。但23家钱庄的长期贷款有568万元，占贷款金额的40%。当钱业产生支付危机时，活期存款是客户随时可以提取的，而长期贷款限于契约，不能立即收回，造成一个缺口。

第七，贷款集中度过高。按风险分散原则，一家钱庄不能把过多贷款集中于一家客户，也不能对单一行业贷款过多。但宁波钱庄贷款显然过于依赖传统产业。如药材业，共64家倒闭40家，“综计坏账以本埠药行方面占多数，约一百万元以上”^[41]，坏账100万元，以催收率30%～50%回收，药行一业的贷款金额总在300多万元，要占本地全部贷款余额的10%多。德和糖行一家就有贷款70余万元，贷款完全超过了它从事正常商业周转需要。资金来源容易，借款人就越有可能从事主要业务以外的投机活动。德和糖行倒闭也成为宁波钱庄史上的一件大事。

世界性经济危机造成的农村经济衰退，美国的白银政策导致白银外流，银行业的竞争等自也可罗列为其原因，但不是根本性因素。钱业自身存在的问题才是根本性的。而钱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又被前几年的景气所遮蔽，没有遵循审慎经营原则。这与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机构、明确的监管目标、具体的监管指标有关。现代金融业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建立有力监管体系，那是历史上无数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所得。

如果说金融监管是近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那么对于1920—1930年代的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和措施应该抱积极的和正面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