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县钱业概况

第四节　属县钱业概况

宁波府属各县，经济发展水平不一，钱业产生有早有迟，规模有大有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已覆盖全境。

一、余姚

余姚是全国县层级钱庄业最发达的地区。

鸦片战争前后，就有许多人在上海钱业中开始担任职业经理人，如汇丰银行买办王槐三，就曾任职于其舅舅开设的三余钱庄，后来成为汇丰银行买办。清末上海钱业诸领袖中，姚籍人士有陈笙郊、谢纶辉及其子谢韬甫，其他如王怀廉、楼怀珍、张梦周、沈景梁、胡涤生、胡熙生、傅裕斋、陶善梓、胡梦汀、王文治、戚子泉辈都活跃于上海钱业界。北大校长蒋梦麟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其父供职于他堂兄在上海开设的一家元盛钱庄。

余姚原为绍兴所辖，民国2年设会稽道于宁波，1928年复归绍兴，1949年又划归宁波。从经济领域看，余姚与宁波联系之密切超过与绍兴之联系。1924年由虞洽卿倡议在上海设立包括余姚的三北同乡会，一直以来与宁波渊源较深。其地金融业之繁荣除金融人才外，还依托于它丰富的经济资源。庵东为浙盐主要产地，姚北是棉花产地，20世纪20年代棉花一项输出就有二三百万元。又人口众多，1928年统计全县有64万人，1941年为70万人，1948年降为66万，减少部分大约是移民到了上海，其县城人口更有8万人之数，为钱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据说其最早的钱庄是开设于1870年的升大钱庄。到清末已达31家之数，已然具备一定规模，并在光绪中叶仿宁波钱业办法设立钱业公所，实行过账制度。宁波钱业中的客帮主要指杭绍姚帮钱庄，1929年钱业庄规中就有“一议姚帮收解，以一百之数起码”，说明两地在钱业汇划上实际上已经连结为一个较紧密的网络。余姚钱业“向恃甬市接济”^[42]，“余姚地连宁波，各钱庄与甬庄进出”^[43]。较大的余姚钱庄都在宁波钱庄中开设有账户，这样使得甬姚二地经商的交易结算方便快捷。“余姚的同行钱庄，以向宁波相互记账为主，杭州、绍兴次之。”^[44]

1911年，余姚全城的商业规模已经达到“全市人欠欠人百余万”的水平。^[45]辛亥革命发生，宁波钱业市场现水大升，“姚邑钱商，贪图微利，不顾本地市面，搜刮现银运往甬庄，每日数达十万”^[46]，足见其金融规模。

民国初期，时局动荡，钱业受影响多所停业。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余姚钱业又获得较大发展。1935年又发展到24家。该年宁波发生金融风潮，波及余姚，停业闭歇的达20家之多，打击甚巨，能持续经营的仅4家。当时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姚人宋汉章多方奔走，设法恢复，部分钱业又陆续复业，但无论如何已难挽颓势，不过维持局面。1941年余姚沦陷前，只有钱庄10家，其中城区只有5家，另外5家散落于乡村集镇。汪伪时期，先后开设有10家钱庄。战后钱业复员，批准复业者近10家。解放后，全数停业。

不管是在国民政府在战后对银行（钱庄）业资本的规定中，还是解放后人民政府对钱庄的规定中，余姚钱庄与宁波钱庄是属于同一类别的，也可证余姚钱庄的相对发达，可以说余姚钱庄是全国县层级最发达的地区。

另外，余姚钱庄还存在一部分从事兑换业务为主的现兑庄，称为“挂壁钱庄”，以兑换为主，并有少量放贷业务。这些钱庄分布城乡，数量比较多。临山、泗门、周巷、浒山等乡镇均有开设，说明余姚钱业已然有向乡村发展的趋势。

二、定海

定海，一直为宁波属县，现为舟山市，1954年从宁波分离。定海为全国渔业中心，而渔业又是与钱业联系最紧密的行业，渔业生产资金长期以来主要依靠钱业支持。在沈家门一地，20世纪30年代每年需渔业生产资金180万元，“此项资本，向由甬沈银钱业贷于渔栈，转贷渔民”^[47]。

根据最新的《舟山市志》，清光绪末的1905年定海始设宝源钱庄，而根据《上海宁波日报》1934年4月12日消息，“定海四十余年老店泰生（钱庄）倒闭”，推算定海最早钱庄成立在1893年前。到1912年，定海有泰生、开和、庆大、恒益、怡泰、同德、福泰、宝源、元丰、义生、和生、永甡、恒泰13家钱庄，发展很快。1910年的润丰源事件中，定海大受影响。“传闻甬上各庄，于例放长期概行从缓，致本厅钱市大有恐慌之状，并闻有数家受其牵动云”^[48]，这说明定海钱业已有一定气象。

1932年，定海钱庄共有32家，资本12.5万元，平均每家才3906元。贷款规模为134万元，平均4.2万元，相对规模较小。

1935年，定海建立银钱业同业公会。^[49]抗战时，各钱业被内撤，战后经批准有永胜、升和、义生、和生4家复业。

沈家门为著名海港，钱业活动也较早。1920年开始有钱庄设立，到1936年有钱庄16家，其中慎祥钱庄一直延续到解放后。

岱山原为定海的一部分，民国之后也有钱业活动，1918年，岱山东沙角已有永和成、永利、福升、东升、大生五家钱庄。

三、慈溪

慈溪的县域规划屡经变动，以至于其今天的主体部分已不是原来的慈溪。慈溪也是宁波钱业职业经理人比较多的县份，林韶斋一直是苏州洞庭山帮程家钱庄的经理，后由秦润卿接替，其他的如袁莲清、王伯元、孙衡甫皆为沪上一时钱业闻人，尤其是秦润卿，历任多届上海钱业会主席。“先是慈溪林韶斋先生领袖上海钱庄，与之相应者有同县洪念祖先生”，“同光以后，领导上海钱业者，可谓是慈溪人的天下。其后与秦氏相应者，有顺康李寿山，庚裕盛筱山，鸿胜经理郑秉权，鸿祥庄经理冯受之，鸿禧庄经理冯春康，鸿胜、鸿祥、鸿禧、鸿丰四庄均由葛辛木先生督理。他如益昌经理徐伯熊、寅泰庄经理冯斯仓、恒隆庄经理林友三、裕丰庄经理林联琛，以上各大进划庄经理都为慈溪人。同人大致以秦润卿先生马首是瞻”^[50]。

按最近的《慈溪县志》载，浒山在清末即有钱庄，直到1940年停业。民国5年，在周巷有瑞成钱庄开业，到1935年，周巷有恒业、福裕、信裕、预成四家钱庄。其实这些钱庄皆属于余姚的“挂壁钱庄”，其地原为余姚的一部分。

慈溪除职业经理人外，也有许多钱业资本家。清末京师四大恒中，大多为慈溪人。宁波开埠之初就有冯望卿家族从事钱业生意，宁波城差不多一半商号都是他的客户。在上海的宁波帮钱庄也有很多慈溪人，如三七市（今余姚）董家，洋墅徐承勋、徐懋堂、徐霭堂等。但慈溪本地钱业不发达，无法望余姚之项背，原因恐怕主要是城区人口不多，经济规模不大，金融资源有限，离宁波城区又近。其金融信贷主要仰给于宁波。《民国慈溪县新志稿》说：“钱庄业为本邑金融枢纽，凡巨额交易所需资金，多仰给钱庄为调节，故钱业昌盛。”^[51]但我们从其揭示数据看，说不上兴盛。1915年，慈溪有钱庄15家。1934年，慈溪包括城乡共只有钱庄10家，其中陆埠包源泰钱庄开设于光绪十七年，1939年停业，其余9家钱庄名称为泰丰、涵源、丰源、鸿元、济大、鼎元、慎裕、泉余、承源，资本总额5.24万元，平均每家不到5000元。

四、镇海

镇海是钱业资本家最多的县城，但其影响皆在外地，一如慈溪，本土钱业不甚发达。镇海也临近宁波，县份人口也不稠密，工商业有限。很多大商号多与宁波钱庄往来，反而压缩了本土钱业空间。

镇海钱庄可考的最早者是于1895年开设的同豫钱庄。1933年有钱庄11家，大多设于城关，其名称如下：同豫、正源、慎祥、瑞琛、元隆、福康、慎孚、祥裕、宏孚、信孚，资本皆在1万元上下，贷款余额各家有异，大的如慎祥、承孚有10万之数，基本上资本与贷款规模之比保持在10%左右。11家钱庄共有资本10.75万元。1934年新设镇祥钱庄。1935年钱业风潮中全庄皆墨。抗战时仅剩镇祥一家。到1946年，有4家钱庄复业，分别是勤丰、镇祥、镇康、福康，都于解放前夕先后停歇。

五、奉化

奉化钱庄最早可追溯到1876年在大桥开业的成泰钱庄，到1911年发展到8家。像溪口镇，在清末已有钱庄存在。夏金木就是溪口镇的钱庄主，当年蒋介石投身反清运动，就曾在雪窦山上绑架此君以筹措革命经费。这8家钱庄分别为：成康、咸康、永源、汇源、丰源、生康、惠诚、恒康。1924年全县有钱庄14家。1932年发展到35家，县城16家，西坞6家，萧王庙5家，亭下3家，岩头、大埠、南渡、江口、方桥各1家，资本共计8.9万元。奉化经济相对镇海、慈溪不发达，但钱业的覆盖面比较广，也较活跃，这些钱庄也大多在1935年钱业风潮中闭歇。这里可能也有一个统计口径的问题，35家钱庄大约是把现兑庄包括在内的，而镇海、慈溪可能是不包括在内的。

抗战后钱庄复业，到1948年，奉化钱庄仍有32家，这是一个异数。宁波战后复业钱庄也仅有批准31家。这大概与奉化是蒋氏家乡有关联，网开一面。1949年后，这些钱庄又告完结。

六、象山

象山钱业较不发达，主要是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象山钱业是从民国以后陆续设立的。据《中国实业志》，1932年，象山有钱庄6家，为乾康、源生、慎记、永丰、大通、乾泰，其中大通钱庄设于石浦，其余5家均在县城，资本6.16万元，贷款余额17.5万元，平均每家3万元。但是象山因为渔业较发达之故，宁波钱庄很早就有与象山往来的记录。另外根据《申报》1935年8月20日报道，石浦有7家钱庄，在1935年的金融风潮中接连倒闭4家。

七、宁海

宁海原属台州，解放后划归宁波。没有找到宁海钱庄的相关资料，1932年的《中国实业志》里没有台州地区的钱庄数据。但是据我所知，1919年海门已有钱庄设立，20世纪30年代台州不可能没有钱庄活动。应该是没有进行深入调查，或者统计口径不一致。最新的《宁海县志》里也没有钱庄活动的任何资料。一般而言，货币兑换业务是肯定存在的，也可能由商号来兼营。抗战时期，宁波久和钱庄曾在宁海设立办事处，从事钱业活动。1946年，久和钱庄宁海分庄设在城关大街宜昌百货店内，负责人是舒定槐，曾被作为地下钱庄遭举报。^[52]

【注释】

[1]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274页。

[2]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第2631页。

[3]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274页。

[4]《交通银行绍兴支行营业报告（1934年）》，转引自《绍兴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2－1323页。

[5]徐世治：《宁波钱业风潮报告》，《浙江商务》第1卷，第1期，1936年。

[6]茅普亭：《宁波钱业史》，《宁波工商史话》，第1辑，第12页，1987年。

[7]《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0页。

[8]茅普亭：《宁波钱业史》，《宁波工商史话》，第1辑，第11页，1987年。

[9]《周宗良告宁波各业书》，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269页。

[10]《宁波旅沪同乡会呈财政部文——为甬江钱业事》，《申报》1918年10月1日。

[11]《周宗良告宁波各业书》，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270页。

[12]《申报》1920年2月28日。《宁波金融志》在引用本则材料时有误，把盈利理解为资本。

[13]《申报》1920年2月28日。

[14]《民国二十年钱庄一览表》，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247页。

[15]《中国实业志（浙江卷）》，转引自《浙江金融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16]《调查：宁绍钱业今昔观》，《中行月刊》第7卷，第2期，1932年。

[17]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107－118页。

[18]徐寄安：《过账须知》，第209页，《宁波文史资料》，第15辑，1994年。

[19]本表参考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民国20年钱庄一览表、民国22年钱庄一览表，及浙中行：《宁绍钱业今昔观》，《中行月刊》，第7卷第2期，1932年编制。

[20]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69页。

[21]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247－251页。

[22]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69页。

[23]《中国实业志（浙江卷）》，转引自《浙江金融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24]转引自《宁波金融志》，第1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90页。

[25]盛欢熙：《中国通商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再论中国通商银行在舟山的定字加盖票》，《梁溪集·中国钱币研究论丛》，亚洲钱币学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190页。

[26]《申报》1936年2月23日。

[27]王珊纯：《宁波印染织厂发展始末》，《宁波文史资料》第15辑，1994年。

[28]宁波《时事公报》1932年1月29日。

[29]宁波《民国日报》，1935年2月8日。

[30]鄞县政府财政科档案，宁波档案馆，旧3－1－125。

[31]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107－118页。

[32]陈存仁：《白银时代生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章。

[33]雪蓉氏：《三年来宁波钱庄之检视与展望》，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298页。

[34]徐世治：《宁波钱业风潮报告》，《浙江商务》第1卷，第1期，1936年。

[35]徐世治：《宁波钱业风潮报告》，《浙江商务》第1卷，第1期，1936年。

[36]徐世治：《宁波钱业风潮报告》，《浙江商务》第1卷，第1期，1936年。

[37]雪蓉氏：《三年来宁波钱庄之检视与展望》，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299页。

[38]《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4页。

[39]徐世治：《宁波钱业风潮报告》，《浙江商务》第1卷，第1期，1936年。

[40]雪蓉氏：《三年来宁波钱庄之检视与展望》，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299页。

[41]茅普亭：《宁波钱业史》，《宁波工商史话》第1期，第16页，1987年。

[42]《申报》1911年10月22日。

[43]《申报》1911年10月22日。

[44]《余姚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页。

[45]《申报》1911年10月22日。

[46]《申报》1911年10月22日。

[47]《申报》1936年2月28日。

[48]《申报》1910年10月23日。

[49]《时事公报》1935年4月24日。《舟山市志》认为在1936年成立，不准确。

[50]马积祚：《领导上海钱业五十年之秦润卿》，《秦润卿先生史料集》，第90页。

[51]干人俊：《民国慈溪县新志稿》，第87页，1987年重刊本。

[52]《宁波商会档案》，宁波档案馆，旧14－1－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