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旧文的回忆

一篇旧文的回忆

吕明方

附录在这里的是一篇旧文，发表在1992年6月27日的《文汇报》上，整整一个版面，标题是《追求卓越》，上海市的老市长汪道涵先生当时亲自题写了篇名（汪老曾担任万国初期的名誉董事长）。当我和当年的同事们一起回忆万国的人和事，他们常常会说起这篇旧文，讲述这篇旧文给予他们的那些深刻印象，以及因为这篇旧文的发表，引致许多年轻人拿着报纸或报纸的复印件寻寻觅觅投奔万国而来，说是这篇文字“诱惑”了一群又一群年轻人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万国。

其实，正是因为这篇文字的采写，我和管金生先生成为非常难得的“知己”（管比我整整大10岁），由曾经的他的部下（他的总经理助理兼发展研究部经理，那时“部门经理”不像现在动辄叫“部门总经理”），成为他后来一直的朋友（更多的应为亦师亦友）。管曾说，那么多人采访了万国写了万国，你是真正懂得万国的。这也许是过奖之辞。我理解，那是因为我可能比别人更多地深入了他的内心，理解了他创办万国的种种艰辛与付出。1988年，上海先后筹建了三家证券公司，唯独万国一家没有银行背景，而且是第一家股份制的证券公司，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久事公司、实事公司、锦江集团、高桥石化、上海印钞厂、轻工供销、内外联贸易、农行信托、保险投资等10家企业成为了股东。汪老出席了开业典礼并致辞。管和他的同事们正是依靠了一种他们自己还来不及总结的精神与力量，苦苦寻求着一方“自以为是”的理想的天地，背水一战，再造人生。有一次，我和管金生、王培君三人聊谈，管刚从四川回来，王则从山东回来，我们吃着盒饭，一直聊到了午夜。管说，“在服从命运召唤的基础上，把自己的灵魂净化为一种社会的和历史的使命感，从而卷入了一场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战争，虽然有时候被命运压迫得左冲右突，有时候甚至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我们既然拥有真理，就应当准备为真理献身。人生苦短，能够潇洒地走一回，应当无怨无悔”。那时，管45岁，王42岁，壮怀激烈。坦率地说，管之于万国，那是一份刻骨铭心的母亲对孩子般的无法割舍的情感。如今他偶尔淡淡地说起，我仍然可以感觉得到，依然是那份浓浓的情感在他心底涌动，只是，表现的方式更为宽恕，更有一种风雨过后的宁静。

记得1993年5月组织过一次关于万国精神的研讨会，余秋雨先生在会上讲到：“在不太有希望的事业的地方，你会感到灰心丧气，无事可干，也就无事生非，矛盾很多。希望发生更多的变化，把更多的人卷进来，这座城市便有希望了，这座城市的振兴也就在这里。……万国的事业透露出这种精神，可以为这座城市这个民族提供新的精神。”来自山东的作家贾鲁生说，“我觉得万国精神，可贵的是一种冲击力，对计划体制、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力。你发展越大，对旧的体制旧的集团的危害越大，它们对你的阻力、反击就更强大。……我也跟管总说，也许你会很悲哀，你冲击，却无法享受成果”。管当场回应说，“就像滚地雷，总得有人作出牺牲”。谁都没有料到，居然一语成谶。

也恰恰是因为这篇文字的采写，在管的多次鼓动乃至煽动之下，我自己也义无反顾地把自己“诱惑”加入了万国，说服了文汇报社总编辑张启承先生放弃让我主编财经专版的打算，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非常敬重的时任报社副总编辑吴振标先生的帮助下，经过8位文汇报老总们的一致画圈同意，由组织人事处出具了“干部调动介绍信”，离开工作了5年的文汇报社（之前是从上海市医药管理局调入了文汇报社），开始了自己对于资本市场对于投资和并购对于企业运营管理的启蒙和实践之旅。

在万国的这段岁月里，自己有机会和管以及那么多优秀的伙伴一起工作，每天从早到晚没有停歇，顾不上家和年幼的儿子，几乎天天差不多要忙到晚上10点11点左右才离开公司，就是有那么多做不完的事，也不知自己从哪来的用不完的干劲。我担任了万国证券第一任的发展研究部经理（这个部门后来渐渐成了公司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如今在市场上也小有名气的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跟着管金生、王培君以及后来的李俊民、陈国良副总经理等人参与了公司很多决策，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后来我邀集万国证券、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东方研究院、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一批中青年研究人员，历经两年多的时间，主编了国内第一部近百万字的《企业兼并收购理论与实务全书》，当年万国的同事王培君、倪新贤、周杰、林洪、秦曦、秦永恒、项韫、张露等都参与了撰写，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先生担任首席顾问，庄晓天、尉文渊、郎咸平、莫文光、李孝如、张锐、包季鸣、卓福民、曹思源、潘其昌等担任特别顾问，由学林出版社在1996年底出版，作为我对万国这段人生经历的一个“告别礼”。那时，管已入狱。

1997年的7月，我已从万国调入上海市政府1981年在香港全资设立的上海实业集团两年，我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管。管说，昨天是他的生日，我看着穿了号衣的他满头的白发，心里一阵酸楚，无以名状。我请管在万国5周年时出版的《万国之路》一书上签字以作纪念，弥补了5周年时一个小小的遗憾。万国的5周年，是万国成长阶段的一个巅峰，或者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那时万国早已超越了一个单纯的企业的生命旅程，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它折射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点、一个面，或者说一个全部。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市政府经济顾问汪道涵、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厉以宁以及香港长江实业董事长李嘉诚、美国美林国际董事长史密斯、日本野村社长酒卷英雄等都为万国5周年题词致辞，成为一时佳话。1993年4月，我和程德培先生一起策划主持，请了北京的肖复兴、刘毅然、傅溪鹏，四川的邓贤，江苏的苏童、范小青，山东的贾鲁生，广东的苏娅，浙江的李杭育，上海的陈村等10位中国作家在万国待了整整3天，有了这本作家眼中的万国的报告文学专集《万国之路》。

后来，我在上海实业集团工作了18年，经历了很多的人和事，那是我职业生涯中在一家机构中时间最长的一段了。从香港到上海，在集团多个岗位历练，领衔和担当的企业并购、重组等投资活动将近100亿美元。特别是2008年受命担任了上海医药集团的董事长，作为这家机构的第八任掌门人，四年间我和同事们一起完成了上海医药集团三十多年来最为艰难也最有价值的一次重组，交易对价168.49亿元人民币，并且通过资产和业务的转型重组，打造了中国第一家同时在上海和香港上市的全产业链的大型医药集团，募集资金超过20亿美元，成为当年全球十大IPO之一。可惜，这一次一个行政的行为却让我做了一次“意外”的改变。我没有一点后悔，没有去做任何的解释，坦然承受，心存宽容。这里，我特别感恩于上海实业集团的董事长蔡来兴先生（蔡原是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担任过上海市计委的副主任，对万国的成长有过不少的帮助）。1993年下半年，他在市长黄菊、副市长徐匡迪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开展了上海迈向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这是事关1996年至2010年上海“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发展战略目标的重大前瞻性课题，并于1994年6月在上海锦江小礼堂和复旦逸夫楼组织召开了三天的专题研讨会，我因为在万国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参加了这个会议，也因此和蔡有了直接的认识。1995年5月，他受命担任上海实业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我更因此有机会随后就在他的领导下和余力、陈伟恕、卓福民、包季鸣等各位一起工作。原来万国的同事周杰、姚方、顾志豪、林洪、金炯等先后成了在上海实业集团的同事。这是我人生的幸运。蔡来兴先生让我有机会在境内外不同的岗位上得到锻炼，我先后担任了5家境内外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CEO。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也是因为万国而延续的一段难忘的人生之缘。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仍然愿意回到当年成长中的充满朝气、蓬蓬勃勃的万国，回到我亲爱的工作伙伴之中。因为，万国锻造了我们这一批人身上勇于面对压力和挑战，永远不肯轻易言败、永远坚守自己良心的职业基因。

万国这一段难得又难忘的人生的经历，已经20年过去了。至今回忆起来，还是让我充满感恩和感慨之情，内心激动不已，似乎这一段经历就在昨天就在眼前，无法忘却，点燃起心中万般复杂而有些酸甜苦辣的种种情愫。

这不，当我再一次把这篇旧文捡起，读了好几遍，一遍一遍的，再一次的就让自己那么的感动了，好像回到当时，回到万国的青春岁月。

真的，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不管何时何地。

吕明方，曾任万国证券总经理助理兼发展研究部经理；1995年7月调入上海实业集团，曾任集团副总裁、执行董事，香港上海实业控股执行董事兼CEO，后任上海医药集团董事长；现任博信资本管理合伙人，投资决策委员会联席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