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次“背国库券”经历

我的三次“背国库券”经历

王钊虎

1991年元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成立还不到一个月，上海的空气中却已弥漫着证券股票的气息。我当时已年近不惑，在国有大企业当了很多年的党委秘书，受改革大潮冲击，自知应该抓紧时间出去闯一闯了。无意间，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万国证券招聘公司秘书的广告，于是再也坐不住了。面试笔试都很顺利，可是李振法比我先到了一步。结果，我被安排到了机构交易部，跟着龚东海经理学做机构交易。

当时万国机构交易部的主要业务就是从事全国金融机构间的国库券买卖（简称机构交易）。这项业务对于创业初期的万国证券公司来说极其重要又充满风险——首先是政策风险，就连上海市里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资金外流”，更有很多人说这是“投机倒把”、“不务正业”等等；其次是市场风险，全国的市场很大，各地价格不一，买卖必须承受市场涨跌的风险；其三，因为是实物交割，大量实物券背来背去，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

当时交易部其实没几个人，但整天面对的是遍布全国的国库券，很有些运筹帷幄的豪迈。大家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一心想把这项业务做大、做强，做到全国第一。

没过两个月，我便接到“令牌”——将我们在西安国债代理点收罗的批量国库券背回来。这是我前20年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出差，随行的是公司的经济民警桓贻明。接待我们的是西安城市信用社，由于事先已联系好，国库券的交割很快就完成了——大多是壹元贰元的小票面券，足足50麻袋！

晚上吃饭时，西安的同志听说我是第一次出差，便盛情邀请我们去看看兵马俑，游游名胜古迹。虽说我心里也十分想去，但一想到那50麻袋的国库券，便忐忑不安，归心似箭。于是我们谢绝了合作方的好意，第二天一早就坐上了赶回上海的班机，这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坐飞机，可是我除了紧张外什么新鲜感都没有。返沪当晚，一直忙到晚上8点多，直到所有从西安背回来的国库券都已清点入库，分毫不差，我给龚东海经理打了电话后，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第二次背国库券是在1991年的夏季，当时全国很多地方正在发洪水。那次我们是横跨北京、天津及河北廊坊等好几个地方，把这些地区总计过亿的国库券聚拢起来，再一起背回上海，历时整整半个月。万国静安营业部的张伟和公司的两位经济民警和我一起同行。

由于事先准备工作充分，国库券的实物交割都很顺利，上亿元的实物国库券很快就聚集存放在了天津证券公司。因为国库券的票面较小，实物体积超过了原先的估计，装了近80个麻袋。1捆国库券约1.7千克，1麻袋一共56捆国库券达95.2千克！近80个麻袋的总重量超过了7吨！因为量太大，若按原先的设想空运到上海，不仅成本高，而且出于安全考虑，机场方面也不会同意。我们决定通过火车陆运，于是包下了半节邮车车皮。

那年南方正在发大水，而且还是夜车，火车穿越灾区时开开停停，一路上还要多次停车取邮件。为确保安全，我们一行四人谁都不敢离开装了国库券的车厢半步。当时正值盛夏，邮政车厢还没有窗户。我们四个人打着赤膊，就睡在麻袋上面。每当停车取邮件时，我们就都跳将起来，并排挽手，八目圆睁，唯恐“麻袋”丢失。那一刻，脑子里想的只有管金生总经理的那句话：“背国库券如果出现一次差错，整个万国证券公司都会垮掉的。”

就这样，火车从天津一路走走停停，熬了整整一个晚上，过亿元的国库券终于安全抵达了上海。

还有一次难忘的“背国库券”经历，是在1992年的冬天，地点则是在零下几十度的沈阳。记得当时我是和公司经济民警陆宏春一同去的。

记得那次办的是1991年的国库券，票面大，而且还是没开封的整箱，因此我与辽宁财政证券公司很快就办妥了一个多亿国库券的交割手续。可没想到的问题来了，按照辽宁财政证券公司的规章制度，有价证券出库，就不能再存库了。而我们回上海的飞机是在第二天。

没有办法，已经交割了的国库券就只能放在辽宁财政证券公司大堂里了，我们也就只能陪着这些总价值超过了一架飞机的国库券一起过夜了。东北冬天的夜晚奇冷无比，晚上大堂里竟然还没有暖气。为了安全，我们只能裹在几层的棉大衣里，通宵陪券，整夜苦熬，不仅要抵御刺骨的寒冷，眼睛还始终不敢脱券。

天一亮便直奔机场，待装货完毕后，这才松了口气。

1993年，我调任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分管经纪业务；1994年后，一直担任万国证券的“两办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和行政办公室主任）。期间，我也负责过万国证券武汉营业部的筹建和第二批认购证的发行等工作。那三次“背国库券”的出差经历一直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时刻提醒着我“责任”二字。

王钊虎，曾任万国证券交易二部总经理助理、行政办公室主任；后任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稽核总部总经理；现任申银万国综合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