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转折自万国始

人生转折自万国始

陆　一

我和万国发生交集，源自于1988年10月前后和管总的一次见面。

当时，我还在《世界经济导报》担任要闻部负责人，每周统筹协调整个报纸的编辑、排版和付印工作。有一天一位报社同仁约我说，有一位朋友想请我一起吃饭并相互认识一下。我因为那段时间确实太忙，这个约会拖了几个星期，最后终于有一天我们约好在国际俱乐部，也就是现在的贵都饭店原址见了面。原来请我的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万国证券老总管金生，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是在国际俱乐部的花园草坪上吃的饭。

在吃饭的过程中，管总除了和我谈证券市场的一些我当时并不熟悉的概念和知识，以及万国证券公司的那些梦想以外，还向我说了万国成立以后在生存和经营中遇到的体制上的摩擦、碰撞和困难。我记得很清楚的是，管总介绍了万国证券作为股份制的证券公司，在当时的体制下碰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行政级别所带来的一系列限制，比如说没有编制只能大量借用人员、不能独立对外招聘和调动在编的专业人员，由此也导致没有人事编制的红本本而无法在银行开立工资账户、提不出现金只能用劳务费来解决工资发放问题……

当时的劳动人事管理体制还是完全计划经济的那一套，要有上级主管部门、要有主管部门核准的正式编制，有了这个才能在银行每月领取用于发工资的现金……而万国证券是一个股份制的企业，它既不属于国有企业，也不属于集体企业，更不属于私人企业，所以对它的行政人事管理是当时政府体制尚未遇到的一个空白，这些问题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

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发轫早期所处的体制环境，也是中国证券市场作为改革的新的经济生长点所不可避免的孕育、出生、幼儿期的成长阵痛。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导报》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股份制、证券市场、市场化改革等等，早有涉及，也一直作为一个重要的报道主题在持续跟进。80年代中期，伴随第一张飞乐音响公司股票的发行，《世界经济导报》就陆续刊出过《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上海要大胆成立证券交易所》、《设立证券交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证券交易所立法的三个问题》等文章。

记得在那次见面时，我义不容辞地答应管总两件事，首先我可以从正面在我们报纸上报道万国证券作为第一家股份制的证券公司，在整个证券市场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证券业的出现和发展，将对中国整个经济改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国的经济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会产生什么样的前景？

听说管总即将接受美国证监会邀请，作为新中国第一位证券业专业人士访问华尔街，万国有意通过这个机会打开通向国际化的对外开放之路。我说，当管总你从华尔街回来后，我还可以组织对你做一次专访，请你谈谈万国的国际化之梦。

与此同时，我也对管总说了，你所说的体制碰撞问题，不是单靠公开的媒体宣传所能解决的，需要通过现有体制的内部渠道向上反映，有上层拍板才能解决。我记得当时只和管总这样说，我在市委办公厅和研究室有几个朋友，我可以试试请他们来万国先做一个调研，搞一个内参报上去，看看是否能引起最高层的注意和关心。我没有把话说死，因为我尽管对请朋友来万国调研有些把握，但对于是否能搞成内参，是否能将内参上报，内参上报后能否得到高层注意，这完全超出我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对此我没有任何把握。

而后来，办公厅和研究室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内参起作用了，引起了市委领导对于股份制改革、证券市场和上海地方性的证券公司在整个上海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关注。同时，汪道涵建议市委、市政府领导将这个问题作为市领导每周四下基层调研的一个内容。这也就促成了市委领导在1988年底对上海证券业发展所作的现场调研。这些其实就是1988年11月24日周四，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到万国证券视察调研的一个大背景。

同时，由于我当时除了正常工作外，还花大量精力在我们报纸上组织当年轰动全国的“球籍”讨论，并着手编辑《世界经济导报》系列丛书之一，也是我自己的第一本书《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于是我就安排我们要闻部的记者房晓明来万国证券做了一次采访，并把这次采访发表在1989年1月2日的《世界经济导报》第二版上，访谈的题目就是《治理通货膨胀证券业可发挥重大作用——访“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管金生》。访谈的主要内容就是：

“治理通货膨胀，催化股份制企业的建立，我国证券业可发挥重大作用。作为全国独家的经营国际证券业务和证券业地方性股份制企业，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正致力于探索吸收外资、形成地方证券市场的新途径。”这是“万国”总经理管金生在即将前往美国商讨中国股票在纽约股市上柜问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向记者表述的主要观点。

1989年1月，管金生访问了华尔街。等到管总访美回来以后，我又亲自对管总做了一次深夜采访，并将访谈内容发表在1989年3月6日的《世界经济导报》第4版上。访谈的题目是《资本市场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工具——访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访谈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第一家经营国际证券业务的证券业地方性股份制企业——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管金生在上个月成为国内34家证券公司中首家出国考察美国证券市场的总经理。

近日，记者得悉管总经理访美归来，便上门与他作了一次深夜长谈。

管总经理首先告诉记者，因为这次是中国40年以来第一次证券业人士访美，所以从这次出访看，美证券界人士对中国的证券业务发展十分关注。他们认为，中国现已成立专业证券公司，可以说是中国证券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美国证券界同仁为管金生总经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美国前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曼彻斯特集团主席罗德里克·希尔顿先生和威灵顿证券管理公司总裁杜兰先生谈到，戈尔巴乔夫有一个雄心，想在建设证券市场方面赶在中国前面。

罗德里克先生认为，苏联可说是先有规划，后有实践。中国看上去似乎是先有试验点，后扩大面积推广。两种做法各有利弊。但既然有了试验点，就一定要试验成功。上海目前基本上只有资金市场，尚未真正形成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工具。

罗德里克先生和杜兰先生表示，上海曾经是远东金融中心，今天又是中国扩大开放的城市。如果上海方面有意向，愿意帮助上海规划重组资本市场。

在访谈中，我也作为新闻背景第一次披露了：

记者也通过有关方面证实，北京有一批原留美学习过的学者正在积极活动，意在北京建立全国证券中心。据讲方案已搞好，目前正在留美学生中筹措访美组团的经费。

这其实就是当年正在筹建中的“联办”正在酝酿的最新动向。

所以也可以这么说，在中国新闻界中对证券业专业人士做深度访谈、对初生的证券业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动态作深入报道，我应该说是最早的记者之一。

在此之后，《世界经济导报》在1989年遭逢变故，我也在后续的整顿中颠沛流离。在这过程中，我也抽空为万国编了最早的几期内刊，做了一些帮忙的事情。管总也曾几次问我近况，并说你那里结束后就过来。

直到1992年5月，我当时在深圳一个民营科技企业工作。有一天夫人打电话给我，说管总来电话，让你明天去上班。于是我连夜坐火车回上海，第二天到万国报到，担任对外联络部经理。

在万国我其实只呆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利用自己在全国体改系统和北京学术界理论界新闻界的资源，独自组织了1992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性的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发展的大型研讨会。那次会以后不久，我就因为各种原因而主动离开了万国，所以一直有这样的玩笑说法，说我是万国第一个炒老板鱿鱼的人。

不过我的人事关系仍旧留在万国，直到1994年我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才把人事关系从万国转到上海证交所。

从此之后，我一直没有离开证券界，特别是在中国证券市场发生发展的20多年中，始终作为一个观察者、研究者和记录者参与并亲历了诸多历史演变的过程……

当下的作为就是未来的历史，任何社会和个人都无法割断与过往的关联，历史不是靠自己来粉饰，而是供后人去评说的。

在当时我就基于这个判断，给自己作了一个人生的选择，我仍旧是一个“记者”，同时是一个观察者、亲历者和研究者。我要在亲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中记录和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的全过程。

为了记录和研究中国证券市场这段波澜壮阔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以二十多年亲历、观察和记录的积累，收集整理了数百万字的材料和数据，并对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中数十位重要当事人进行了口述历史的采访，交叉对比和相互考证了几十处重要且关键的历史事实……

在长期观察积累的基础上，近年来我历经多年辛勤考证、访谈和写作，完成了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三部著作：

2008年出版的第一部《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吴敬琏作序，是纵向的大历史框架、宏伟叙事式的市场演进的描述；

2010年出版的第二部《谈股论经：中国证券市场基本概念辨误》，江平作序，是横向的大切面走向、概念辨析式的体制蜕变的批判；

2013年呈现给读者的第三部《陆一良心说股事——你不知道的中国股市那些事》，张力奋（FT中文网总编）、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戴立宁（原中国台湾证监会主席）作序，它是点状的小细节考证、真实再现式的人物事件还原。

至此，我自认为从多维空间时间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前20年历史的任务，在这里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但直到今日，一直让我不能忘怀的是，我从一个新闻工作者转型为一个中国证券市场史的研究者和记述者，这个人生转折的起点就是从踏进万国证券的那时候开始的。

陆一，曾任万国证券对外联络部经理；1994年加入上海证券交易所，任《上市公司》编辑部主任10年；现供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为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