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万国的人事和培训工作

我在万国的人事和培训工作

于建华

我在1992年4月15日加入万国。之前在上海城建学院（原同济分校）担任建筑系党总支副书记，经常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无法照顾年幼的女儿。

1992年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发表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想换个环境，妹妹向我推荐了万国，并约好在华侨饭店与老总见个面。

第一次见到管金生总经理，他如同见到老朋友一般，笑容满面地走上前来与我亲切握手，用沙哑而又略带磁性的声音轻声说道：“见到你很高兴。”他不像一个商人，更像一位学者。一同前来的王培君副总及人事部副经理李振法也都挺和蔼可亲的。

席间，两位老总向我介绍了公司的艰苦创业史，描述了公司的发展前景。管总与王副总配合默契，可谓黄金搭档，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被企业的前景和他俩的个人魅力所吸引。他们欢迎我加盟，但不能按职级安排。管总说：“王培君进公司时也是从员工做起的。”

我先生在市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他听到不少对万国的负面评价，担心公司早晚出事，于是反对我放弃副处级职级到万国去。可我最后还是选择跟着自己的心走，义无反顾地进了万国，在总经理办公室当起了一名普通员工。

当时万国的发展速度快得让人难以想象，被称为万国速度。以筹建营业网点为例：1992年下半年至1994年6月，万国在上海的营业部由3个急增至22个，平均每月开设一个（异地每两个月增开一个）。还记得那时杨鸿宾襄理每天开着小夏利在外面兜，见到合适的地方就和别人谈，谈下来就打电话把地址告诉我，我马上起草文件交俞玫打字，盖章后送市人行金管处报批。

万国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不按常规出牌，只要对公司的发展有利，部门之间可以紧密合作，个人也可以直接向管总建言。

1992年，公司的人员招聘由人事部李伟和周秀明负责，他们认为我曾是大学老师，于是凡招聘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初审材料就交给我来挑选，可那时我还不是人事部的人。

进公司不到2个月，由于我在公司四周年庆祝活动时受到赵启正等市领导的充分肯定（赵那天带自己的女儿前来参加网球友谊赛，在家顽皮的她，却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他感到很意外，称我为教育家），不久，管总便决定新设一个教育培训部，由我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兵也就我一个）。可那会儿我连股份制、股票是什么都搞不清，就这么走马上任了。

当时，公司计财部有一本1990年12月制定的会计制度（试行本），一本1991年5月制定的出纳制度（1992年12月公司完整的会计制度才形成），还有一套共四本有关股票、债券发行及交易的业务培训资料，这些便是我的全部家当。

我按照“创一流公司，培养一流人才”的目标及“人才与事业共长”的万国原则确定每年的培训计划，公司则根据我的培训预算给予全力支持。

总经理、部门经理及业务骨干都成为了“兼职培训师”。

1993年初，公司还是人工记账，耗时长且差错多，员工们十分辛苦。我听说电脑部的顾成伟在大学是教电算化的，于是说服电脑部、计财部的两位领导郭怡峰和宓礼昌对公司的财务人员进行会计电算化培训，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在行业内率先实现了会计电算化。

公司培训，有的由专业部门全权负责，有的则由我制定标准，由各部门自己培训，公司统一考核。如柜台人员的考核，要求各营业部组织柜台人员背代码、点钞（手点、机点）、打小键盘、汉字输入（1分钟60个汉字）。培训时大家虽十分辛苦，但之后服务质量和水平明显提高。

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我们在复旦、上海交大、上海财大、华东师大、上外等高校设立了“万国奖学、奖教金”（200万元），还根据员工的情况，对他们进行多层次、多渠道的培养。

例如，我们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及财大合作，分别开设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使万国一批优秀的经理及业务骨干通过几年苦读，成为硕士。

又如，与闸北区业余大学、华夏进修学院合作，开办了上海市首届《金融（证券）大专班》及《金融（证券）研究班》，选送优秀员工去进修，同时也为社会培养了人才（证券相关课程由公司的业务骨干教学）。

同时，公司的员工还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提升自己的学历教育，获得毕业证书后，学费由公司报销。考虑到优秀的员工都无法离开工作岗位，我们还请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财大会计系最好的教授到公司来授课。

为了提高员工及广大投资者对股票投资的认识，我们与上海电视大学和上海八达影视公司合作，制作了《股票投资》电视系列讲座（1—8），由管总、王副总、朱敏杰、滕伟、金文忠、谢荣兴等8位同志主讲。通过电视这个平台，万国证券日益为广大投资者所接受。当时电大派来负责联络的是张磊老师，后来也加盟万国。

在万国，我做的最具挑战的一件事是1992年9月接待美林证券总裁一行来访。本来我以为这么重要的事应由总经理办公室或国际业务部、投行部负责，结果任务竟交给了单枪匹马的教育培训部。

美林证券总裁代表团来上海的几天时间里，要约见的是市领导和金融及有关方面的一把手，规格高，时间紧，我一个人，要是搞砸了如何是好？于是我向管总提出，让上外来的实习生卫哲协助我工作（1993年他毕业后我推荐其为管总秘书）。

接待日程敲定出来后，我一一落实好约见的领导。

担心堵车或红灯把行程或车队打乱，我拿着杨襄理给的电话找到市委警卫处，请他们的开道车为接待美林的工作服务几天。警卫处的同志很热情，答应帮个忙。

开道车有了，但公司小车班从未接待过高规格团队，于是我根据过去的经验（20世纪70年代我曾在市出租汽车公司工作过5年），把驾驶员从头到脚武装了起来：清一色的西装、领带、白衬衣、白手套、黑皮鞋。然后培训他们如何组成车队（打双跳灯，保持车距）。

美林证券代表团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礼遇，之后几天，他们在沪的所有行程都按时准点、圆满完成。临走时，我还代表公司送给他们一本由马宏制作的精美相册，记录了他们在上海的全部行程。

这次接待工作后不久，管总决定将人事部与教育培训部合并，改为人事培训部，由李振法任经理（时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兼董秘），我任副经理，负责人事管理及培训等日常工作。

1993年11月，我参加了中国证券业协会赴美考察团，许美征团长率我们参观了美国的证券、期货交易所，走访了各大券商，还在沃顿商学院开了个座谈会。

这次考察，拓展了我的视野，还加强了国内同行间的交流。不少业内同行对我们公司的人才十分欣赏。有的甚至开玩笑说“你们公司的人我们来者不拒，哪怕是你于老师淘汰的人”。

在万国，无私奉献是企业的魂。加班加点是常态，平日里，晚上9、10点钟回家都不好意思，到外地出差更是家常便饭。

我当初是为了照顾女儿换到离家近的公司，可现在心却在不知不觉中留在了公司。女儿生气时会说：“妈妈以前心里只有你的学生，现在心里只有万国，什么时候才能关心一下我？”

我愧对女儿，更愧对自己的母亲。

女儿1980年出生时我在同济大学分校任学生会秘书长，整天围着学生转，白天女儿只好放在别人家托养，即使她生病了，也无法请假。无奈之下只好写信向远在重庆的母亲求助。

母亲当时在自己工作的部队医院住院，接信后立即办了提前退休手续来到上海。事后我才得知，母亲是被担架抬上火车赶来为我照顾孩子的。

当时我和婆婆住在一起，母亲来了没有住房，在学校领导的关心下让母亲暂借在学生宿舍里，白天帮我带女儿。

在母亲的支持下，我的工作有声有色：葛耀君（现同济大学教授）被评为全国三好学生，获得总校学生都没有的殊荣；与学习部长孙立坚（现复旦大学教授）一起编排的话剧成功演出……所带的班级（建筑系86、88届）成为市三好集体，班上的学生干部先后担任校学生会主席。

对为我付出了一切的母亲，我却没有及时给予回报，因为到万国后比在高校时更忙。1993年年底，我对朱敏杰说，能否1994年元旦就不排我在公司值班，因母亲身体不好，我想陪陪她。朱敏杰说，你教育大家要发扬万国精神，自己怎么做不到？不行。

我无语，只好在12月31日晚上赶到远在殷行路的母亲家，第二天一早又匆匆赶去公司值班。

元旦上午，朋友突然冲进值班室，她哭着说“你妈妈走了”。我问“谁走了？到哪去了？”

我无法相信含辛茹苦把我们姐弟三人哺育大又带大第三代的母亲连一天福都没享，就这么匆匆地走了，“子欲养而亲不在”，我心中的伤痛永远无法平复。

过去，我作为一个军大子弟，一直认为严是爱，在管理上非常严格，有时甚至有点不近人情。母亲的去世让我懂得，宽容、包容也是爱。作为一名人事培训部的负责人，不能一味要求干部员工讲奉献，也要关爱员工及他们的家人。

从那以后，凡各部门退到人事培训部的下岗人员，我都会安排他们参加培训，然后向其他部门推荐，绝不轻易让员工失去工作。有一次，各部门退出的人员有六、七十人之多，我的脑门都快炸了，眩晕病犯了一个多星期，最后，经过不懈地努力，他们全部都重新上岗。

1994年初，管总突然决定，公司直接面向全国招收30至40名研究生。过去公司招人，都是各职能部门提出需求，然后人事部与他们一起面试后录取。

刚刚送走母亲的我，仅带了几张介绍信就匆匆赶到北大、清华、中国人大、五道口人行研究生院、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著名学府去招人。

当我在北大、清华大学管理学院拿出介绍信时，老师们都很错愕，一是当时高校快放假了，大多数学生都已签了意向书，我们去得太晚；二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上海万国证券这么个公司（他们只知道华夏、南方、国泰三大证券公司，还知道君安，因君安在两个管院分别设了200万元奖学金），我有些不知所措。就对他们说：“我大老远飞过来，就请安排个见面会吧。”老师们很热情，替我们联系了几个学生，学生又推荐学生，连着几个晚上的沟通、交流，他们了解了公司的发展现状、困难以及前景。

我告诉他们：“你们到万国来，工资待遇不高，公司能给予你们的，只是机会和舞台”。也许正是这些实事求是的话打动了他们，不少学生冒着得罪导师的风险，毁约后来到上海。

在投行张伟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在北京招了十几个研究生（在金融学院又招了两个优秀的本科生）。人数不够，我立即飞到武大、厦大又招了一批学生。回沪后，根据学生投递的资料，再招了几名浙大、南开及上海本地著名高校的优秀学生，包括庄东辰博士。

这批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莘莘学子，成为了真正的万国人（因户口均落在公司集体户口本上），他们经过ACCA、外语及各类业务培训，成为公司迈向国际化的生力军。

1994年，公司选送了一些优秀人才至香港培训，同时新加坡、美国也成了我们的培训基地。如五道口人行研究生院毕业的研究生陈培涛就于1994年7月至9月被选送到美林证券公司参加一年一度的金融财经培训班。经培训，他通过了由美国证券业协会组织的Series 7和Series 63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成为通过这一考试的中国证券业第一人。陈培涛聪明而厚道，他把资格考试的培训资料全部带了回来。

1994年11月9日，中国证券业培训中心主任许美征邀请我出席《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国际问题研讨会》，得知我有这套资料，很想要，说国内当时还没有这类资料。研究所的庄东辰知道后也想要，我都没舍得给。1995年初我调离人事培训部时将资料移交给了单强（后来向他问及资料一事，他说公司合并后搬家时给了收废品的老头，我悔得肠子都绿了，早知如此，当初给许美征或庄东辰多好）。

1995年“327事件”后，不少人陆续离开公司，包括1994年招的那批高材生，我心中对他们始终有一份歉意，是我把他们带到上海这个陌生的环境，结果却未对他们负责到底。我一直在心里默默地祝他们一切顺利、如意。

进万国是我的选择，万国为我提供了许多机会，也让我无私地为成百上千的优秀人才提供了机会。我无怨无悔。

于建华，曾任万国证券人事培训部副经理；现任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经纪总部党总支副书记兼人事培训部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