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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难忘的对话

时间:2023-1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是1993年初进万国证券的,先是兼职。一年之后才调到了万国。外地市场“一野”负责西南诸省的市场开拓,包括四川、贵州、广西等。那天下午,投行部的很多人和营业部的很多年轻人在光明中学的教室里考英语。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教室门开了,管总的秘书卫哲在门口向我招手。卫哲笑着对我说:“你不要考了,管总找你谈话。”1994年夏,万国成立了公司“五大机制”研究小组。

一次难忘的对话

顾 旭

我是1993年初进万国证券的,先是兼职。当时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任教,教了四年书。1993年先兼职,兼职的原因倒不是观望,而是作为财大的青年骨干教师,财大不肯放。一年之后才调到了万国。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万国的王培君副总出面多次去财大商调,我还调不出来。

当时我在万国投资银行部工作,到了张斌这个组,协助张斌工作,那时也称投行部第一小组,号称“投行一野”。张斌是“司令”,小组让我当副组长(好像也没有文件正式任命过)。一组主要负责上海市轻工、经委这条线的企业,因此,我上手做了凤凰A、B股发行、英雄A、B股发行,参与了陆家嘴股份A、B股的发行。外地市场“一野”负责西南诸省的市场开拓,包括四川、贵州、广西等。那时候很辛苦,天天像打仗,不停地出差、写材料、辅导企业、跑项目,很紧张,弄得两次胃出血。

我们“一野”的工作有很多故事,我只想回忆一段令人终生难忘的、奠定我后面二十余年工作基础的一段对话。

那是1994年夏天的一天下午。那天下午,投行部的很多人和营业部的很多年轻人在光明中学的教室里考英语。公司要通过英语考试,选拔一批人去国外的公司工作学习一年。我也参加了考试。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教室门开了,管总的秘书卫哲在门口向我招手。我当时吃了一惊。管总平时忙得很,他秘书卫哲也难得见到,这时他来找我干什么?

卫哲笑着对我说:“你不要考了,管总找你谈话。”听了他的话,我又吃了一惊。论级别,我还是小兵一个,管总亲自召见,不知是凶是吉,便心情紧张地到了管总办公室。

到了管总办公室,管总非常和蔼地笑着让我坐下,开门见山地说:“小顾,最近听说你正式把关系转到万国来了,今天正好有空,找你聊聊。财大的汤云为校长在我面前推荐过你,公司王总也推荐过你,可见你肯定是个人才,所以找你聊聊。”

顺着管总的话,我简单汇报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讲了对万国的感受。

管总听着,话锋一转,说:“今天找你谈,主要是想听听你作为一个有一定工作经历的知识分子,又是学财务、教财务的老师,讲讲万国有什么风险、有什么问题,不要讲好的,要讲问题。你大胆讲。把你平时思考的都讲出来。”

管总的鼓励,让我放下了紧张的心情,开始了一段令我终生难忘的对话。

顾:“管总,如果要我讲问题,我就大胆地讲了。我作为一名教师出身,平时确实在工作之余思考了一些公司层面的事,我觉得万国今后的发展有六大问题需要解决。”

管总:“噢,六大问题?”他站起来,在茶杯里冲了热水,先喊卫哲进来,对卫哲说:“今天看来我与小顾谈话会很长,外面电话不要接进来。”回头对我说:“今天时间多的是,听你谈。”

我那时也不知哪来的胆子,一口气往下说了。

顾:“我觉得有六个主要的问题需要完善:一是公司的资产结构。万国实收资本金才七个多亿,资产到了五十多亿,负债四十多亿,这样的资产负债率是很高的。而且很多资产在自营里,营业部的房子大部分是租的,也就是用客户的钱在自营,风险太大。我当年的硕士论文是写公司资产结构的,所以看了1993年万国的年报,觉得要重视资产运营风险。”

管:“不愧是学财务的,三句不离本行。你是第一个看了年报后对我说万国资产经营风险很大的人。”

顾:“二是公司的制度体系急需完善。公司机构逐步增多,没有一个完善的机制体制。还要注意处理公司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有些机构和人权利太大,没有约束。闯劲、激情是要保护的,但经营权必须要有约束,要有授权范围。不能只打仗,不讲管理。”

管:“这个问题,我也很忧心。”

顾:“三是投行业务线条有点乱。投行发行股票与国际业务部老打架,与营业部也打架,缺少协调。”

管:“投行业务是公司发展的领先战略,今后万国的发展靠投行领先。营业部有些同志不服气。他们觉得赚钱比投行多,有点不理解投行领先的战略意义。今后要解决协调机制的问题。”

顾:“四是人才队伍。万国的两拨人,一拨是体制内因不满现状出来的‘江湖派’,一拨是教师、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学院派’,如何整合这个队伍是个问题,这两拨人有互相不认可的现象,长此下去,会有冲突。”

管:“我确实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你讲得很对,现在不光是整合两拨人的问题,万国有一批打江山的老同志,面对投行领先战略、国际化战略、公司机构的扩张和大规模引进人才,有些不理解。有的人有保守想法,阻碍创新,是“精神贵族”。我最近要讲讲这个问题。”

顾:“五是激励约束不明确。万国没有上级,完全靠自己闯出来,万国人都想着今后随着公司发展大家会好的,都会有的。但现在薪酬制度不明确。我这个级别到底处在哪一级,什么岗位?今后随公司发展自己也发展了,但到底有什么回报。每年多少是合适的?其实不光是我,每个人都在问。问题出在制度不明确,激励不明确,如果这样随心所欲,财务上也会乱,很多部门都有小金库,那不正规的,要有制度约束。”

管:“这也是个头疼的问题,确实要建立制度。”

最后,我斗胆地说:“公司的口号是‘万国证券、证券王国’,后面四个字听起来很响,能鼓士气,但有点傲气。市场上有人反映我们太张扬了。建议今后在公司宣传上不要突出‘证券王国’的概念,要多宣传为客户服务的理念,多宣传万国的拼搏精神。”

我大着胆子说了六条。管总忽然不发声了,站起来冲了热水,又喊卫哲进来,要他热盒饭,说今天还要谈下去。他起身接了一通电话,接着盒饭来了,一边吃着,管总坐回沙发,对我说:“怪不得有人推荐你,看来你是思考过的。难得有人在投行工作那么忙,还想些大事。除了第六条你说的有些过头,其余我都赞成你的看法。”

这一天,围绕许多话题,管总与我作了长时间讨论。

管总说:“万国是个无上级的公司,是股份制,是特殊的体制。这么多年来,一边探索,一边发展。没有前人教我们,我们只能学习国外证券公司的业务模式和发展模式。所有的发展思路,靠全体万国人自己闯。现在到了一个关键阶段,黄浦营业部业务有了损失,看来你讲的风险管理不抓不行了,你讲的制度建设的问题不抓不行了。我最近在找很多人谈话,在酝酿班子,研究这些事情。要有理论,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秀才出来研究机制体制的问题,否则还要出事。万国的业务在国内是领先了,但在国际上比万国领先的公司很多,差距很大,要与他们比较,学习他们的经验,设计新的万国发展战略。”

管又问:“你是否愿意从投行出来,参加这个小组?”

当时,我确实没思想准备,便对管总表态:“投行工作我很喜欢,我学的东西又能用上,最好继续干下去。如果短时间脱出来搞研究,我服从领导的安排,希望今后还回投行。”

管总说:“你先脱出来吧,今后你也不要回投行,公司财务管理很弱。密老师年纪大了,公司需要财务资产管理人才,你今后搞财务管理工作吧。”

这一席话不知不觉谈了两个多小时。没想到,管总最后一席话,对我今后的事业影响很大。

1994年夏,万国成立了公司“五大机制”研究小组。由陈敏书记领队。由以下人员组成了一个班子:朱敏杰(万国总裁助理)、金文忠(投行部常务副总)、滕伟(交易部总经理)、卫哲、洪涛(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黄晓蔚(投行部财务主管)、龚东海(万国交易总监)和我(投行部副组长)。还有陈少晦(秘书)等人。集中了两个多月,研究“五大机制”。

1994年底前,公司推行了五大机制改革,万国史上称为“自我革新”、“凤凰涅槃”。令人扼腕的是,这次自我革新尚在推行过程中,万国就因“327事件”轰然倒下,戛然止步。

回想起来,就我后面十多年的职业发展而言,那场谈话的影响是深刻的,每每想起,总是无限感慨,终生难忘。

一是,这次谈话让我离开了心爱的投行事业,转道从事财务管理了。1994年冬,先与卫哲搭档,组建了万国证券公司资产管理部,负责调度公司资源,调整资产结构,统筹公司业务。

二是,由于万国给了我资产管理部这个工作平台,以致在申银万国合并后,我又担任了财会管理总部总经理,在财务管理的岗位上工作了12个年头,一直到去了华源集团做了央企的财务总监。如果当年没有万国给我机会和平台,哪有后面的变化。

三是,万国给了我创新发展的灵魂,创新的激情,不怕任何困难的勇气,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作风,一心为公的思维风格和勤于思考的习惯,这是我在1994年后,事业不断进步的原动力和精神支柱。

四是,万国给了我创业的“核动力”,使我拥有了在2006年底能够下决心离开财务总监的工作岗位,重回我喜爱的投行业务,自己重新创业的勇气和底气。

顾旭,曾任万国证券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后任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财会管理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华源集团财务总监;现任上海宏华文化基金首席合伙人、上海蓝点贯喜医疗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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