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个馒头

我的五个馒头

卫　哲

“馒头”与“盒饭”

记得有一个谚语，说有一个非常饿的人，一口气吃了五个馒头才饱。有人问他，是第几个馒头让你吃饱了呢，他说是第五个馒头。我想说，其实每个馒头都很重要。也有很多人问我，你能当上总裁，哪个关键点最重要呢，我也想说，每个都很重要，但很多人最没有感觉的第一个馒头，却是开始告别饥饿的关键。我到嘉御基金之前，有过五份工作，就如这五个馒头一样，对我人生最重要的是第一个馒头——万国证券。但吃到的这个馒头恰恰不是馒头，而是盒饭。

那是在1992年的夏天，为了1993年毕业时有一份好的工作，我和周围的同学都开始寻找实习的机会。机缘巧合，我有机会去万国证券公司办公室翻译一本1992年万国证券的年报。当时对我来说，“万国”、“证券”、“年报”三个词都是新的，只有翻译这件事，是学外语的我的老本行。

我在去万国实习之前，也去很多别的企业实习过，就办公环境而言，万国几乎是其中最差的，但万国让我感受到的气氛却不同于以前实习过的任何一家公司。首先，每个人几乎都在跑，去洗手间在跑，去电梯在跑，去复印室也在跑，欢声笑语不断。对着电话、对着人都要大声说话，不然盖不住办公室里嘈杂的声音。其次，这个团队，没有人称“经理”、称“老总”，都称老师和同学，我作为一个实习生也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冷眼或者歧视。我本来只做翻译年报一件事，但在这个氛围内，每个人都不会让自己闲着。所以渐渐的，我除了端茶送水外，还要管所有报纸和信件的收发及复印文件等等，甚至都学会了修复印机。

去证券公司实习并且考虑作为我以后的工作方向，周围的同学老师和父母亲人朋友，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父母这一辈还清晰地记得上海的股票交易所是怎么被强行关闭的，那些做股票的人被认为是投机倒把、非常可恶的奸诈商人。然而，他们是看茅盾的《子夜》长大的，而我是看《华尔街》长大的，所以我心目中对投行证券有一份天然的崇拜，但当时证券市场刚刚恢复，周围的同学都去了外字开头的企业机构，无论是工作环境、薪酬待遇还是发展前景，好像都要比万国好得多，比证券行业好得多。

大学的时候，我做过很多次中译英、英译中，但却从未翻译过一家证券公司的年报。好在大学教过我们，不会的东西就想办法去“抄”，但是要抄就要抄最好的。当时没有互联网，我就从国际业务部门收集了业务交流中留下的美林、摩根斯坦利、野村这些公司的介绍和年报。我原本指望照着这些年报来翻译，结果翻译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眼睛可能看错了数字，因为在他们的年报中出现的都是几十亿、几百亿美元这样的数字，而我们万国的年报中还只是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元人民币。我知道了，原来证券这个行业可以做得这么大，充满了机会。我翻译的第一份年报，从排版到文字，都和万国前几年的年报大不一样，于是引起了管金生总经理的重视。他也是学外语的，主修法语，精通英文。看了这份年报后，他要求人事部经理安排，在我走之前和他一起吃个午饭。说实话，我之前只看到他不断在我们办公室进进出出，也许他还没有正眼看过我呢。但那一顿平易近人的盒饭却开启了我人生第一个馒头的故事，我感到了他的亲切、睿智，他的大视野，使我觉得万国是我不二的选择。所以年报翻译完之后，我的实习期又无限期延长了，几乎整个大四，一有时间就在万国证券，工作也开始从一份年报延伸到了日常管总看的简报。当时还没有互联网，我要负责从每天几十份报纸当中，找到管总可能需要的内容，逼着我小小年纪就要去想他应该看什么样的文章，而不是我想看什么样的文章。我时常注意观察，管总的目光停留在哪几页，用现在互联网的术语叫做纠错原则。自我学习和“纠错原则”使我发现哪些才是他感兴趣的，这些伏在后面的内容就要编到前面去。于是，从一开始我编的年报管总看也不看，到后来管总拿到盒饭的同时若没有拿到简报，他会问一句“今天的简报在哪里”。如果当天的简报没有好的话，他那份盒饭也吃不下去了。有人开玩笑说，管总的午饭已经不重要了，他是看着小卫的简报吃午饭的。同时，看到他这么辛苦，我情不自禁地开始关心他的生活和身体，开始注意什么时候添加热水，什么时候准备好他的午饭，什么时候准备好他要吃的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一个好的秘书一定是生活在老板的坐标内。

在正式毕业加入万国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一次，美林证券的总裁访问上海，全公司组织起来接待我们心目中的偶像，还在实习的我被紧急调来，作为接待工作组的成员之一，这时候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习的外交礼仪都用上了。初出茅庐的我居然有机会为上海的市领导和美林证券的全球总裁做翻译。当我和代表团到万国的黄浦营业部参观时，谢荣兴经理看到我的着装和英语，居然认为我是外方人员，向我恭恭敬敬地递交了名片。

跨出国门第一步

叙事：

1993年的夏天，一个比天气更加热的话题弥漫在香港金融界。一家来自大陆的年仅5岁的证券公司居然收购了一家香港老牌的证券公司，而且是一家全牌照、全业务、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证券公司——“王证券”。一时间，香港金融市场都在打听谁是管金生，万国证券是什么背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次大手笔的收购，收购以后万国证券在香港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究竟做什么？

自述：

1993年夏天的上海，静安寺对面的百乐门大酒店，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部，一间小小的用客房改造的办公室里人头攒动，每个人脸上都是大汗淋漓。其中一个就是入职才几个月的我，作为管金生的秘书，在那个手机还被称作“大哥大”的年代，正在参与香港那个惊天动地的收购事件。由于没有电子邮件，几百页的收购文件都靠传真来往，一筒传真纸往往坚持不了大半天。更令我头疼的是传真上那些像天书一样的专业术语。尽管是学英语出身，但是这些金融术语，像General Offer、Rights Issue等，还是令我无从下手。我也不知道，我经手的这些文件在传真机的另一头正在香港的资本市场创造着历史。

叙事：

此时，万国证券成立仅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不到三年，出于海外募资目的的B股也刚刚诞生，中国企业去香港发行H股刚刚起航，就在这个市场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万国证券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已经开始了全球性的思维和海外的布局。学外语出身并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管总深深知道，资本市场一定是全球一体化的，他深深领悟到一家中国的证券公司，如果没有全球的销售网络，是不可能真正为中国企业投融资服务的。因此在香港、美国、英国、新加坡万国证券都开始考虑布局，而收购香港的上市公司“王证券”，是走出海外重要的一步棋。“王证券”在被收购后即改名为上海万国（香港）证券公司，万国证券在此次收购中不仅立即获得香港所有的证券经营牌照，还获得一支在香港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团队。又因为“王证券”本身就是上市公司，具备再融资的功能，收购后立即进行配股和增资，也使重生的香港万国证券的资本实力增加了数倍。

以香港万国为桥头堡的万国证券，很快在新加坡当地开设了合资的万国新加坡公司，侧重基金和资产管理，同美国和英国的私人投资银行家大胆地进行灵活的合资，组建万国证券美国公司和万国证券英国公司。一个横跨两岸三地、覆盖欧美的国际性证券公司，已经开始走出布局全球的第一步，“王证券”正在用行动实现万国名字的内涵。

自述：

刚刚走出校门的我被管金生委以重任，派驻刚刚收购完成的香港万国证券公司。还记得第一次去香港是在1997年回归之前。当飞机在大楼林立的启德机场里降落，走出机场，米字旗下，满目的高楼，满眼行色匆匆、衣冠楚楚的高级白领。走在中环的大街上，犹如走进一部电影。

当时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想来都害怕，一个只实习了一年，工作才几个月的年轻人，竟然代表万国证券总部成为派驻香港万国的“钦差大臣”，代表万国证券和香港的各大银行进行业务谈判。没过几个月，我这个年轻人又被第一次派到美国，参与万国美国公司的开业活动，走进了现实中的“华尔街”。

离开万国后，更加觉得刚开始工作时这段国际化的经历和全球化的视野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多大的帮助，也深深地感到什么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日子。

叙事：

众所周知的“327事件”中断了万国证券的国际梦。同样的中国梦，梁伯韬先生创建的香港百富勤证券公司也曾有过。无论是万国证券还是百富勤可能都生不逢时，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中国的证券公司能像当年的万国证券和百富勤，在国际化道路上走得那么远，也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像当年的万国证券一样，在海外收购兼并上走得如此坚决。很遗憾万国证券没有成为先驱而是成为了先烈，但是这种梦想带来的激情却深深影响了团队的每一个人。

自述：

我离开万国证券先后换了三个行业、四个公司，直到2006年加入阿里巴巴，才又重新回到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阿里巴巴和万国证券太像了，两家公司的创始人都是学外语出身，两家公司的上下级间都称老师和同学，两家公司的梦想同样点起了年轻人的激情，两家公司都是使命驱动，所以两家公司才会在自己的行业内格外有担当，两家公司都不甘心平庸，才会为创新而敢于冒险，两家公司都张扬着“书生”般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

而万国证券国际化的中国梦想，在阿里巴巴、在互联网领域得到了实现。回想那两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深深感到梦想和使命是进步的源泉，是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和每一个年轻的企业在起步阶段必不可少的。我参与了万国跨出国门的第一步，我跨出国门的第一步也在万国！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总记得一句话，不知是在我爱看的电影《特洛伊》中还是在美剧《兄弟连》里，意思都是一个：“我不是一个英雄，但我诞生在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和许多英雄并肩战斗过。”这句话用来回顾我在万国的经历再恰当不过。管金生尽管个子不高，但是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个巨人。做他的秘书，使我有机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其实万国的巨人还不止管金生一个，当时很多部门的经理和同事，后来都成为叱咤风云、独霸一方的英雄。

管金生对他的秘书既严格要求又关爱呵护，我不记得自己是他的第几任秘书了，当我接任的时候，我的榜样就是我的前任们。比如说，上海交大学生会主席滕伟曾是管总的第一任秘书，我当秘书的时候，滕伟28岁，已经是万国的总经理助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投资基金，是基金部的总经理。而我的直接前任，复旦大学的高才生金炯同学仅比我早加入一年，但我接任的时候，她已经到了国际业务部，正式派驻香港工作，现在是GGV的合伙人。当然也有很多前任，据说几个星期几个月就因不能适应在管总身边的工作而被淘汰。而我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并没有把“伴君如伴虎”这句话太放在心上。管总的威严和严厉确实让万国很多人感到恐惧，包括和我一起担任秘书工作的另一位赵正芳同学，每次进管总办公室之前都要犹豫半天，连敲门的手也会举起来放下，放下又举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的心态非常好，总觉得管总是我的导师，再严厉也可以接受。只要不为同一个错误被管总骂两次，我就是进步了。

管总也会为一个错别字、一个标点符号就把文件扔出来。所以第一次替他批改文件，起草发言稿，被他改得面目全非，可以说是直接从他的办公桌上被他扔出来的。但我觉得只要我不断地修改，他第二次扔出来的原因和第一次扔出来的不一样，我就进步了。这样不到一年，我替他起草的文件居然只被修改了个别几个字和标点符号。而他的严格要求，使我直到现在还特别注意标点和错别字。一次，在我的建议文字下，管总打了个勾，写着“照小卫的意见办”。我拿到这个批示的时候，感到无比骄傲——是不是我的判断和总裁差不多了呢。事实是，通过严格的训练，在他身边的大秘和小秘纷纷成才。

1993年公司派我去香港参与王证券的收购和收购以后的管理，1994年秋天我又参与了美国北美分公司和欧洲分公司的筹建，1994年底我被正式任命为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部门没设总经理，另一位副总经理顾旭主持日常工作），而我当时年仅24岁。当时的万国，有28岁的总裁助理，有大量30岁以下的年轻人担任部门总经理，所以没有人觉得奇怪，我自己也不感到奇怪。

资产管理部管理着几十亿元资金，几十口人，我的部门经理都是三四十岁，比我年长很多。出去谈业务的时候，经常有人拉着我们沈科长的手叫卫总，因为他四十多岁，拉着我们胡经理的手叫卫总，因为他三十多岁，而拉着我的手叫沈科长，他们认为二十多岁当个科长已经很不错。在这样的环境下，万国这个组织就像个巨人一样，逼得我少年老成，要学习如何和团队中比我年长、比我更有经历的人相处，并成为他们认可的领导。坦率地说，做和自己年龄不相称的事情是非常痛苦的，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我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对外要让别人觉得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专业上能够沟通，对内要让三四十岁的团队成员认可这个领导。

我担任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的职务仅仅一年时间，我以后任职的岗位中，我所管理的团队的平均年龄几乎都要比我大，而我再也没有感到什么不适应。当我离开万国以后，无论是在东方证券、百安居还是阿里巴巴，再被称为“少帅”的时候，我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经常说，我24岁在万国的时候，一支笔能管的钱比今天要多多了。

万国还有一位“巨人的肩膀”也给了我最坚实的依靠，“327事件”以后，上海市政府派高国富来担任万国证券的总裁，属于临危受命。尽管素不相识，但我们很快就认同认可了他，钦佩他的爱才，钦佩他的眼光，钦佩他敢于承担责任。我在万国，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感谢管总和高总这两位老板，也感谢巨人般的同事，更感谢万国这个巨人般的组织。

从秘书到总裁

2004年毕业10年之际，在中学同学的鼓励下，我将自己的职场心得写成了一本书——《金领》，副标题是“毕业10年从秘书到总裁”。从1995年正式离开万国到2002年成为百安居总裁，确实只经过了不到10年。但我想说，如果没有万国的总裁秘书的起步，是不可能在10年后到达百安居中国区总裁的位置的。万国证券的倒下，也砸醒了当时年少气盛的我。第一，就个人而言，我感到自己知识、管理、为人等很多方面的短板和缺陷。比如说，凭着翻译一些年报，读一些书，我们真的能说自己懂金融、懂财务、懂会计吗，在万国边学边干是缺乏理论基础的。三张报表都看不懂的我，仅受过一些ACC（会计师）的培训，居然掌管财务资产这么重要的部门。我意识到不懂财务和会计，作为一个全面管理者就如同残疾一般。第二，我学到了一个组织的风险控制有多么的重要。当时说万国没有成为美林和野村，却成为了英国的百年老店“巴林证券”。“巴林”也是在期货事件中由于风控不力而倒闭的一家欧洲著名的证券公司。所以离开万国，我当时没有去接受外资投行中国代表处待遇丰厚的Offer，因为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327事件”使我更清醒。第三，我也想进入一些百年老店，真正学习一个公司如何基业长青。所以我才会在《金领》一书中提到：刚毕业的时候，不要去看个人的损益表，看钱赚多少，而是看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你的不足、你的短板就是你的负债，你的优势就是你的资产。当时不去考虑任何级别任何待遇，从资产管理总部的副总自降为永道会计事务所的一个主管，从管二三十个人到被二三十个人管，是认认真真去补课的，我经常说这是我真正带薪的MBA。也应验了一句话，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在万国直升机一样的晋升造成了自己的底气不足，所以老老实实回到主管，再晋升到经理，再到高级经理，可以说永道让我知道了：百年老店是怎么铸造的，对于一个组织而言，百年老店要做什么，对个人而言，补自己的短板有多么重要。

1998年结束永道的工作的时候，尽管离合伙人身份只有一步之遥，但万国老同事的召唤，还是让我作出了使周围的人大跌眼镜的决定，我离开了人人羡慕的会计所，又回到了国有体系，回到了证券公司。是当年万国没有实现的证券梦在召唤我，万国老同事倪新贤、金文忠在召唤我，我没有考虑任何待遇职务，又开始了在东方证券的新的创业，28岁担任东方证券投行部总经理。我总希望把在英国永道学到的企业融资和投行的经验，嫁接到东方证券来。东方证券当年万国的老领导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他们无论在业务创新上还是团队组成上也都非常国际化。很遗憾，东方证券处于当时资本市场的大环境下，有很多改变不是靠一个团队一个公司能做到的。2000年我带着失望，告别了我从事将近7年的与资本市场有关的金融行业，去弥补自己的另一块短板，那就是对真正实业企业的经营和细致化管理。投行是精英文化，前7年我在小团队的管理方面比较擅长，但是对大团队管理，对运营细节越来越感到不足。加入百安居从CFO开始补足自己在实业，在运营细节上的短板。从东方证券到百安居，很多人都说我带着霸气，带着很好的口才，从不畏惧，从不放弃。我深深感到这一切都来自第一个馒头，给管金生当秘书的时候。其实每个万国人多少都有点霸气，多少都有点想与众不同的创新。尽管在百安居被别人称为职业经理人，但事实上，只要在万国那燃情的岁月中工作过的人，这辈子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职业经理人了，因为万国教会我们，把一份职业当作一份事业来做。百安居在全球不能说是一个一流的零售商，但是凭着这口气，凭着和百安居团队的共同梦想，把百安居做成了中国当时一流的零售企业。

2006年收到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召唤的时候，还有一个插曲。就在刚刚宣布我正式加入阿里巴巴，但还没有报到的那个月，我又收到了一个10年之约的电话，来自当年万国证券的高国富总经理。10年前的1995年，当我离开万国的时候，因感恩于高总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呵护和支持，我曾经撂下一句话：高总，无论以后你到哪儿，只要需要卫哲的地方，绝对不讨价还价，一定来为您效力。没想到高总牢记在心。这时他刚刚接到任命，担任太平洋保险董事长，于是他希望我到太平洋保险任职。很遗憾，我这个从不失约的人这次要失约了。

为什么会选择阿里巴巴？首先，补了财务会计课，补了对运营细节和大团队管理的课后，突然发现自己是个IT盲、互联网盲，那种对未知领域的恐惧促使我必须去补这堂课，但是更重要的是离开万国十几年后终于又有一个组织，一个公司，让我感受到梦想带来的激情，又是一家上下以老师同学相称的公司，又是一家很少谈赚多少钱的公司，又是一家怀着使命感去完成一件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公司。而两个创始人居然都是学外语的。学外语的马云和管金生，都为这个行业，为这个团队打开了一扇国际化的窗口。由于学外语，这两位非常具有中国文化、中国情结的人，又多少有些国际化的色彩。很遗憾，金融行业、证券行业，一直是一个国家监管严格，开放度小，向民营开放度更小的行业。阿里巴巴很幸运，它诞生在浙江也很幸运。这片互联网的土壤，不仅造就了阿里巴巴，也使包括支付宝这样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获得成功。

阿里巴巴继万国证券以后，又一次让我体会到那种激情和梦想，我深知这种环境的来之不易，也深深愿意为这种文化价值观的继续传承去付出个人的代价，也只有早年万国积累的这点血性，使我能够为了捍卫这个价值观而辞去阿里巴巴CEO的职务。这点曾引起很多的争议，但是当老万国人聚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特别理解和支持我的行为，认为只有万国人才有这样的种，敢作这样的决定。后来没过多久，我们另一位老万国人——上海医药集团的吕明方董事长也是站出来承担责任，不再担任董事长职务。我们曾在短信和电话中相惜。这种担当，如果没有在万国的这段经历，很难在我们的血液中形成，只有这种担当，才能使这份霸气显得更加真实。

离开阿里巴巴，我组建了嘉御基金，终于有机会重拾万国当年种下的金融梦想，这时我才觉得，前面那五个馒头所积累的战略、细节管理、企业运营、财务、投资、文化价值观及使命驱动，简直都是为嘉御基金作准备。嘉御基金，既是我万国梦的延续，也是阿里巴巴梦想的延续。我，依然是一个万国人。

卫哲，曾任万国证券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1995年10月离开万国，历任永道会计财务咨询公司（上海）经理、永道（英国）公司经理、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百安居（中国）总裁、阿里巴巴CEO；现任嘉御基金董事长及创始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