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万国的点滴记忆

我在万国的点滴记忆

赵正芳

1992年我从复旦大学法学院毕业前夕，通过了上海海关的层层考试选拔，拿到了Offer，原来觉得挺满足的，周围还没落实工作单位的同学也挺羡慕的。海关的录取通知书是上午拿到的，但巧的是当天万国证券也来复旦招聘。我是傍晚才听同学说的，当时心里就有种异样的感觉。一个是固若金汤、大部分毕业生趋之若鹜的国有老牌单位，一个是关系临时挂靠在国有企业的新生的股份制证券公司，但如此强烈的反差下万国证券却在我眼中闪烁着独有的光晕。

晚上我睡在复旦南区的宿舍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力量的驱使，已“名花有主”的我第二天上午就跑到百乐门大酒店六楼万国证券当时的所在地应聘。那天正好下着雨，接待我的是周秀明老师，过了一会儿一个拿着雨披的中年人匆匆走了进来。在跟周老师的交谈中我感觉这个中年人一直在注意我，他就是负责公司办公室和人事工作的李振法，带我踏入社会第一步的领路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来回沟通、测试等环节，最终万国证券决定录用我。我当时非常兴奋，以为自己可以在两个单位中自由选择，我决定加入万国证券。当我把自己的选择决定告诉上海海关人事处的李老师后，原本热情友好的她在电话中冷冷地扔给我一句话：“我们海关可不是随便进出的地方。”这句双关语好似一盆冷水，一下子把我从头到脚浇了个透心凉。复旦每年都要向海关输送不少毕业生，学校不能因为我而与海关把关系搞砸。整整两个星期，我在绝望的深渊中煎熬。这边，海关已知道我身在曹营心在汉，但就是不肯放行；那边，万国证券在等着我的回复。僵持下去很可能鸡飞蛋打。好在万国的李振法老师他们耐心地等我，并且我的班主任、后担任复旦法学院副院长的董茂云老师从中为我奔波协调，最终我如愿以偿进入了万国证券。我说不清楚当时为什么自己冒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放弃海关而要去万国，而那时我对万国的直接印象仅仅是管金生总经理到复旦来作的一次演讲，我一下子就被深深地吸引了。

进万国后，我先在办公室从事行政文秘工作。当时万国的办公条件比较艰苦，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独立的办公桌。但那时根本不会有任何计较，只知道如饥似渴地学习证券知识、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很多事情我们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公司就已要求我们这些新手独立操作。记得进万国后没多久，公司就指派我代表公司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金融展，从展位确定、内容制作、展览布置等全部工作都由我独立完成，等到展览现场一看，我是最年轻的，结果还拿了个奖回来，令我自信心大增。

后来，公司让我接手创刊没多久的《万国人》报，独立采编。我在报纸专门开辟了一个人物专栏，采访活跃在万国一线战场上的一些风云人物。最有趣的是谢荣兴，个性鲜明，敢说敢做，语言直白又风趣诙谐，他最遗憾的是自己在公司拿了很多第一，但宝贝儿子在学校读书分数却是倒数第一，言语中充满了对孩子的歉疚。这折射出当时万国人的共同特点：舞台上辉煌的背后是家庭的牺牲和付出。

当时谢荣兴所在的万国黄浦是上海证券二级市场的中心营业部，怀抱快速致富梦想的老百姓每天如潮水般涌入营业大厅，一到周末，马路上更是人山人海。加上万国股份制的灵活机制，挂靠单位婆婆妈妈的约束少，公司给大家搭建了一个自我发挥、自我加压、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大舞台。在这里，不是舞台多大你就能做多大，而是你有多大能耐，公司就给你提供多大舞台。在这样一种氛围和环境下工作，每天都充满了挑战，工作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似乎都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万国股份制的体制和追求卓越的企业文化把员工个人的潜能和创造性发挥到了极致。当时的申银证券等公司都有强大的银行母体支撑，万国证券没有娘家，没有背景，显得势单力薄。但也正是股份制的体制让万国没有了玻璃天花板，使得公司的成长有了巨大的空间。

吕明方在当时《文汇报》上有一篇报告文学《追求卓越》，开篇就说：“这是一群书生。”我觉得描述得很准确，因为书生有文化，有梦想，做事充满理想色彩，追求完美，追求卓越，而这些都是当家人管总的特点。所以我后来做管总的秘书，压力可想而知。说起来也有意思，我进万国时获得的是法学学士和文学学士，而管总是法学硕士和文学硕士。知道这一情况的同事见到我就开玩笑说，这下你惨了，在他手下你无任何特长可言。管总的高度决定了他对手下人的要求，所以做他的秘书难度很大。他知识面广，层次高，节奏快，思维跳跃，是个工作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文笔很好，出手也快，一般人写的东西，他根本看不上眼。好在我当时年轻，能吃苦耐劳，跟着他起早摸黑还没问题。但是其他方面只能边做边学，所以很多时候少不了挨骂。但这确实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磨炼了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时每天早上8点到公司，经常是还没坐下桌上三四部电话就已争先响起，繁忙的工作扑面而来。找管总的人很多，他不可能都亲自出面，所以很多事得我们来对付和处理，管总的日程经常排得满满的，且他精力过人，所以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我们也不能回去。管总经常布置好一件事，马上要结果，逼得我们快速想办法解决问题，很锻炼人。他也经常有意无意地打磨我们这些年轻人。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在回公司的路上打电话过来，要一份营业部的分布图，并要在地图上标出来，他五分钟后到公司，说完就不容置疑地挂了电话。我手头没有地图，那么晚了，商店都关门了，那时又没有网络，上哪去找地图？还要找好位置标出来。我急得一身汗，同时大脑高速运转。我想到老家在外地的员工应该有上海地图，他们或许有人还没下班，我赶紧跑到发行部，终于找到了一份，刚在地图上圈出各网点的分布位置，管总就回来了。他一看，笑眯眯的，他可能也没想到能这么快弄出来。那时万国在证券市场上的影响力非常大，他出席各种会议非常频繁。他有个特点，不喜欢念稿子，习惯于脱稿即兴发言。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被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为他准备各类发言稿。我们就根据他的特点为他准备提纲式的发言稿，然后就在他发言时对照有多少内容为他发言时采纳了，这对我们提高自己帮助很大。

在办公室工作期间，我时刻感受到管总作为公司灵魂人物的魅力和感召力以及他在资本市场上的影响力。那时证券市场刚起步，市场需要启蒙，管总本人在百忙之中挤时间在《新民晚报》写“豆腐干”式的专栏文章，普及证券知识，万国的知名度和形象得到大大提升，不断有优秀的人才慕名要求加入万国，我经手了很多写给管总的自荐信。

海内外的金融机构也纷纷来访，美林证券、摩根斯坦利、瑞信第一波士顿、施罗德等等，都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如雷贯耳的名字。我印象较深的是美林和霸菱兄弟主席来访。美林国际主席史密斯和管总会晤后，第二天由管总陪同造访万国黄浦营业部。当时正值盛夏，到达时间又安排在下午开市时间，加上当时股市火爆，真可谓热火朝天。当股民们看到两辆开道的警车来到时，以为中央领导来了，大厅里和马路上顿时阵阵骚动。当史密斯在管总的陪同下进入狭窄、简陋的营业柜台时，他非常惊讶：中国的证券市场原来是这样的！如此原始，又如此充满活力！他兴奋地握住了管总的双手。我趁机按下相机快门，记录下了这一历史瞬间。霸菱兄弟主席来访时万国总部还在百乐门大酒店，当霸菱兄弟一行走出六楼电梯时，我赶紧报告了管总，好让他按点去迎接英国客人。哪知管总无动于衷，根本没有想去迎接的意思。管总抽着一支烟，手上捧着一本大部头的证券书，身体朝着窗外，若无其事地翻看着。当霸菱兄弟一行走到他办公室门口，他才漫不经心地转过头来，恍然大悟似地转过身来跟英国人打招呼。我当时心里在想，管总也太不把英国人放在眼里了吧！

在万国的鼎盛期，公司如一艘开足马力的冲锋艇，高速前行，成为国内资本市场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但是，外界很少知道在万国辉煌背后，管总心底的隐忧。在担任管总秘书的一段时间里，我较多听到管总讲的一句话就是，他一个人在往前大步地行走，回过头来却看不到有人跟上来，我想他是一位孤独的前行者。在万国成立两周年之际，他写了一篇《追求卓越》，激励同仁们奋发进取，创造辉煌。他希望万国能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以不断弥补万国与其他银行背景的证券公司在竞争中的短板。而当暂时的辉煌和成功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感到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玻璃天花板，而这样一种阻碍来自内部，来自企业自身，我想，也一定来自他自身。1994年7月18日，在公司成立六周年之际，管总以日记体的形式向各位中层干部发了他写的《超越自我》，开头这样写道：“较多的人看到公司经历的六年辉煌，较少的人看到市场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更少的人在思考万国应当如何超越自我。”写出了他的苦恼和忧虑，他想到了改革，他称之为“自费改革”。他在《超越自我》的最后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改革的决心：“如果万国的命运是注定要永远追求客户这个越来越聪明的情人，那么万国就必须不断改造自我，超越自我，不断提高自己的品位和素质去适应客户，适应环境，创造新的生存机会，发展新的竞争优势。只有这样，万国才有可能青春永驻，魅力永存！”

赵正芳，曾任万国证券总经理办公室秘书；现任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稽核审计总局常务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