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万国的印象与思考

我对万国的印象与思考

范永进

现在说起“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以下简称“万国”）——这个曾经辉煌的中国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估计已经鲜为人知了。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在上海、中国乃至海外，万国的名气是很响的，只要一提起，大家都会说，“噢，万国证券，中国的‘证券王国’，他们想成为‘中国的美林’，‘中国的野村’……”

我虽然不是万国人，但与万国人的确有缘有情。我不仅有幸见证了万国的一路高歌猛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也悲伤地见证了万国因“327”事件的崩盘和作为独立法人单位的消失，而且至今还因多种原因与许多万国人保持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一、改革年代催生出的“万国”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大潮正席卷中华大地，已经有点落伍的上海急切地要重振雄风。那个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热血沸腾的年代，是一个意气风发、只争朝夕的年代，也是一个催人奋进、大有作为的年代。那时，百废待兴，许多事都在破题之中。上海的股份制试点、证券市场探索起步、金融机构改革发展也在密集酝酿进行中，这其中就催生了1988年7月成立的万国证券公司。应当承认，万国在克服各种困难中横空出世，在计划经济的体制机制中跌打滚爬，在市场激烈竞争中迅速壮大，它硬是开创性、超常规、跨越式地走出了一条富有“万国”特色的创业发展的道路。

回想起来，我当时在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刚于1988年6月亲自创建并兼任主任的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简称“外资委”，又称“一个图章”机构）工作。当年，改造浦西，开发浦东，振兴上海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引进外资能够弥补国内投资资金的严重不足，还能带来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帮助上海早日重振雄风。外资委就是为改善上海投资环境应运而生的。我因工作原因，开始以关注者、见证者和相关者身份，与“万国”发生了联系。

万国锐意进取，不拘一格用人才，大胆创新拓市场，这些都让我印象深刻。万国能够从最初的几个人，迅速发展成有吸引力、影响力的证券公司，无奈中闯出的一套用人制度功不可没。在万国是不讲论资排辈的，只要你有想法有能力，无论年龄大小，万国都会给你提供展示的平台和机会。万国刚成立时几人中，有招聘进来的华东政法学院应届大学生史建平，他比我低两届。史建平很快凭借他的付出和业绩出任万国的部门经理，当时五十来岁当上副处长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而在万国，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就能成为部门经理，这在当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实行股份制的万国虽然起步时步履维艰，但也许这恰好是万国的优势，没有包袱，白手起家，唯才是用。管金生敢用年轻人，帮助万国网罗了众多佼佼者。年轻人内心燃烧着旺盛的事业之火，都想有一番成就，当时也没有什么物质利益可追求，大家都唯事业为重，唯公司为重。灵活的用人机制激发了很多人的潜能，整个公司氛围催人向上，显示出了勃勃生机。

充满了创新活力的万国有意识地关注、参与和推动着当年许多富有改革意义的大事。还在1990年国家决定开发开放浦东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前，万国就积极宣传、动员有关各方支持参与股份制试点，通过发行股票方式募集境内外资金，一些需要发展资金的企业纷纷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跃跃欲试。我所在的外资委，也在研究如何通过对外发行的股票方式来加快吸收外资。大家的想法不谋而合。我在外资委是研究外资的，又熟悉法规，所以时任常务副主任叶龙蜚就让我帮助上海电真空等企业解决相关问题。通过这项工作，我先后结识了薛文海、黄贵显、尉文渊、杨国平，也认识了管金生、阚治东等一大批证券市场的拓荒者、先行者。当年万国很活跃，也举办过有关的研讨会、座谈会，对普及证券知识，尤其是利用资本市场筹集发展资金，引进先进技术，改造国有企业，加快浦东开发等，提出过许多好的建议和设想，我参加过一些活动，从中也受到了不少启发。

二、“耀皮”B股路演的往事

随着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和万国证券事业的蒸蒸日上，我和万国因发行B股（即人民币特种股票）又一次结缘。

上海对外开放初期，资金匮乏，如何通过多种渠道吸引外资，不仅政府部门费心，企业和证券行业上上下下也很热心。我在外资委工作时，就参与研究过如何通过试行境外发行股票吸收利用外资的问题，为此还于1989年写了文章《上海外商投资企业试行股份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理论界对此也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最终，通过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简称B股）引入外资的方案日趋成熟，并由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拔得头筹，于1991年11月30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了承销签约仪式，发行100万股B股，筹集到了令人羡慕的几千万美元。

1993年3月，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成立，我随即由外资委调到证管办工作。这是对上海证券市场实施监管的政府部门，隶属于上海市人民政府，1999年7月并入了中国证监会，成为其派出机构上海证监局。

上海市证管办成立后，也开始对B股发行等工作实施监管。1993年，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有限公司（简称耀皮公司）发行B股时，由万国担任主承销商，曾经享誉全球的巴林公司担任国际协调商，我代表证管办参加了路演。路演第一站是英国爱丁堡，接着去伦敦，再飞美国，最后回到中国香港。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在全球久负盛名，和上海耀华玻璃厂合资成立了耀皮公司，生产浮法玻璃。耀皮公司当时是我国最大的中英合资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着资金缺口，因为投资方没钱增资，于是打算通过发行B股筹资，这样既不改变原有的公司治理结构，又能在不突破外方出资比例不低于25%限制的情况下筹到资金。耀皮公司1993年11月发行B股进行全球路演时，我与万国副总经理王培君、发行部副经理张斌，耀皮公司总经理张三福、总会计师邓千里，还有翻译小庞，组成了一个推介团。巴林公司从中国台湾派了一位行业资深分析师，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参加这次B股路演，有几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第一件事情就是出国前见识了万国人认真的办事作风。这次路演是我第一次出国，要到不少地方，机票一大叠，万国帮我办出国手续，具体经办人是万国的严爱娥。当时出国不比现在，签证手续等办理起来很繁琐，时间紧任务重，万国人展现出很强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水准，办事效率非常高。

第二件事情是见证了万国人工作中的民主和专业风气。在股票的定价上，王培君和张斌有一些不同意见，一个觉得定价可以高一些，另外一个则认为不尽然，张斌并不因为王培君的职位比自己高而放弃自己的意见。最后经过审慎的专业研究，达成一致。期间他们在对外的场合中配合良好，体现了万国的民主作风和专业水准。

三、“万国”现象留下的思考

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上，万国从来未被我们忘记，虽然1996年申银、万国两家证券公司合并为申银万国一家公司了。

万国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社会背景下诞生的，而且很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在国际证券界亮相。然而，风头正盛没几年，这座庞大的“证券王国”却一夜之间倾塌，让人猝不及防。历史似乎已经久远，但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咀嚼和思考的余地。

一是万国产生与发展所处的时代和赖以生存的市场发育尚不健全。万国扩张壮大的阶段，也是股份制在现代组织形式和传统管理方式夹缝中发展，证券市场从不成熟向逐步成熟发展的阶段。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尚未形成，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尚未建立，行之有效的中介自律机构尚未健全，可以说，众多支撑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基础条件还不具备。就说法律制度吧，许多国家的经验都证明，要建立规范的股份制企业和证券市场，完备的法律制度是前提。法律不健全，就不能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能保护企业的正常经营。一个企业的运作状态，有赖于这个行业基本制度的完善与合理，以信用为基础的证券行业尤其如此。在特定背景下，万国做了很多贡献，但也时时面临着挑战传统金融体制所带来的风险。

二是当时的政府监管还不能适应市场发展需求。股份制企业是一种与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不同的企业形式，证券市场是最接近完全竞争的一种市场状态。证券市场受到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如果不能配套和谐发展，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则难以孤立推进。还原、审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众多相关因素的模糊不清，不仅使得相关市场参与者无法弄清楚自己所跻身的市场生态环境是否适合自己，还带给中国证券市场诸多矛盾冲突。那时，监管者也缺乏股份制企业、股票市场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对股份制企业和股票市场的运行和操作等知之不多，使得监管法规缺位、监管体系安排往往与现实需求不尽相符。1995年的“327事件”，是继1992年深圳“810事件”后，第二个带给中国证券市场重大挫折的事件，都暴露出我国对于证券市场的监管能力不足，对市场风险缺乏必要的认知和防范。

三是改革过程中的开拓者先行者们必然要承受压力和准备牺牲。早期的证券公司大多隶属于人民银行或脱胎于大型国有银行，而万国的股权较为分散、属于相对市场化的机构。受到体制管束的证券公司风格相对稳健，万国则凡事敢为天下先，主要领导在公司发展取得较大成就面前有时行事作风又过于“生猛”。由于是股份制试点初期，万国不可避免地与当时的管理体制发生碰撞和冲突。万国不可能像国有企业一样行事，自感缺少靠山，憋着一肚皮气，个个都是拼命三郎，失足必然难免。今天，市场已经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人们自然把鲜花美酒献给所谓的成功者，好在也总有人从未忘记“万国”的历史存在。

记得有位学人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一路走来的全部历史，应该深怀敬畏，坦然面对。在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记忆中，必然既有辉煌与荣光，崛起与成功，也有劫难与耻辱，沉沦与失败，其中，正面与负面共存，美好与丑恶交织。然而，无论是非成败，无论盛衰荣辱，对一个自信的民族与一个成熟的国家来说，只要正视与善待，不管何种历史记忆，都是一笔无可替代的珍贵财富。”我认为，这段话，对万国，对万国人，对其他任何单位，任何人，也是完全适用的。

范永进，曾任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上市公司部负责人，后任上海市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现任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