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万国缘

我的万国缘

李济生

我1988年8月从《新闻报》调到《金融时报》上海记者站，当时证券机构的批设与管理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司负责，司长是金建栋，至今仍活跃在金融市场的如张育军、宋丽萍、聂庆平、万建华、朱从玖等当年都是该司的成员。上海记者站放在上海人行研究所，分管副所长是现中国人民银行纪委书记王华庆。我在上海财大是学贸易经济的，转到金融实属偶然，对证券也是陌生，完全是出于对新兴市场的一种热情与“万国”结缘，或者说是为管金生、王培君等这批创业者燃烧的激情所感染，以至于后来我成为老管说的“记者之首”，并非我业务水平高，可能是我身处央行机关报之故吧。我也因此和万国结缘，来往很多。

记得1988年在金融研究所资料室借一本几十页的讲证券的小册子，我是第二位借阅者，而第一位居然是朱小华（时任上海人行副行长）。1990年在无锡参加由万国证券举办的证券人员培训班，记得授课的有“联办”的章知方、人民银行的蔡鄂生（现银监会副主席）。记得我受邀到会，要请无锡当地的《华东信息报》等几位朋友到会报道，居然被他们婉言谢绝了。从无锡返程时，我与唐雄俊（资深金融家、上海社科院世经所所长）、杨小佛（杨杏佛之子、经济学家）同行，连唐老也对中国发展资本市场不看好，最主要是感到市场参与者的层次不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证券市场并不像后来那么辉煌，在许多“正统”的人士，包括相当多的领导机关、企业中还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就是所谓“复辟资本主义”。

记得当时在人行内部，对万国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如龚浩成、朱小华、罗时林几位行领导，金管处尉文渊、张宁和后来的王华庆等都是从改革的大局出发，对新生儿的诞生与成长抱着扶持、哺育的态度，哪怕是有些闪失。但也有部分领导有这样那样的担心，现在想来，也不能说这些同志反对改革、反对证券市场，也许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尤其是碰上管金生这种不那么容易驯服的“野马”，冲突势不可免，久而久之，甚至成为一种定见。

我记得一件小事，那是1989年，时任《金融时报》经济部主任的赵健来沪采访，我陪他去采访了管金生，回后他发表了一篇较长的报道，其中谈到，许多证券经营机构暂停营业，只有万国的点还在坚持。上海的一位处长拿着报纸气呼呼地来找我，说这是对上海主管部门的污蔑，还要和报纸打官司，云云。我只能一推了之。还有一次在一个研讨会上，尉文渊和管金生首先发言，对中国人民银行机关的一些官僚主义管理方式抨击甚多，使坐在台上的一位副行长气愤不已，与尉总和管总不辞而别。万国在初创时期凝聚了创业者的许多艰辛和难以告白的苦难，正像一场没有规则或说规则不明朗的比赛，内中滋味恐怕只有亲历者才能体味。

万国的巅峰，在我的印象中是五周年庆典，在此前，万国曾邀请全国著名的10位作家，开展了“万国采访一日”活动。我作为上海新闻界不多的代表，有幸参加了全程。苏童、刘毅然、范小青、贾鲁生、苏娅、李杭育、陈村等都参加了。就在那次笔会不久，万国在花园酒店举行盛大的五周年庆祝会，当时的上海人行行长毛应梁和夏斌、陈浩武等见面。事后，陈浩武笑着和我说，毛应梁行长一再与陈浩武说他是人行系统不可多得的研究人才，希望他重回人行系统，如湖北研究条件不足，可以调到上海来。浩武问我，你看我还可能回岸上吗？玩笑归玩笑，但反映了当时金融系统干部的一种普遍心态，证券比传统的银行更富挑战性、诱惑力，许多有“想法”的干部是以此为荣的。同样，不久后，夏斌调任深交所任总经理，当时我受邀参加他在深圳的上任仪式，刘鸿儒、江平、王波明、章知方、聂庆平等都参加了，我和《证券市场周刊》的方泉是为数不多的外邀记者。当时夏斌也是意气风发，不久居然“水土不服”，传说曾有人寄了颗子弹给他，可见当时证券市场已不完全是经济市场，而是政治市、风险市了。

5年后相当长时间里，我对万国的关注变得有些日常化了，因为证券市场每天日新月异，上海的金融改革全面铺开，银行、保险、信托、外汇，要报道的内容也多，我们这些金融记者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天接到四、五个活动通知，难免会有取舍。记得有一天我在新锦江饭店从早茶吃到夜宵，可见忙碌。和管总见面也就少了，有一次和他说笑，见他比见市领导还难了。

让人难忘的是“327事件”后那几天。在交易所宣布“无效的8分钟后”当天晚上，我召集了中山证券等几十家“空方”机构的一次座谈会（就是后来香港报纸所称的“空军会议”），会后已很晚，但大家群情激昂，一致要求取消所谓“无效的8分钟”，并将会议纪要送达有关管理部门，当晚我们先到证交所，又到外滩的市政府，最后到康平路，直至下半夜才散去。

第二天，我得悉万国将受到惩处，并面临“破产”边缘。我得知在黄浦路交易所旁边一个办公室搞“协议平仓”，就匆匆赶去，只见尉文渊亲自督战，在一块黑板前用粉笔“对冲”。进入现场前，恰在外白渡桥边碰到一位东北大汉，正在与保安拉拉扯扯，大约是保安认为他资质不当，不允他进入，东北大汉大叫大嚷，我的身家性命已全押下，反正今天我干掉一个够本，干掉两个赚一个。真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几位保安慌不择路地闪开，我也一下意识到事态严峻，不禁为万国和老管担忧。

恰巧那几天，报社新任副总编徐耀中到沪，他是原新华社工交部主任，据说是某领导亲自点将调到《金融时报》任职，而且是戴相龙行长亲自到报社宣布的任命令。我欣喜万分，马上给管金生打电话，我认为徐总这种“白宫记者”是有条件直送内参给最高层的。那天管总很重视，还特地把陈敏叫来，我也期望能系统地把“327事件”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但遗憾的是刚从工交上调来的徐总编对资本市场并不熟悉，对“327事件”以后的严峻性也无法真正理解，礼节性的对话持续不到半小时，便匆忙告辞。分别时，我感到管总有一丝遗憾，我也因而深以为憾！

李济生，曾任《金融时报》上海记者站站长；后任复旦大学证券研究所秘书长，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