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机与方向

第二节　浙商资本的金融突围:时机与方向

一、浙商资本金融突围的时机

多年以来，我国逐步推进的金融业产权多元化、分散化改革，基本上没有摆脱以官方金融为主的框架思路与改革路径，结果金融业的演进步伐远远赶不上国民经济（当然特别是其中的民营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期间摆脱路径依赖的改革努力始终存在。

据中国银监会披露的数据，在中国内地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普通股中，民资占比已分别达20%及45%；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股本的民资占比更是高达93%。特别地，截至2009年末，浙江11家城市商业银行民资在总股本中的占比已达73.27%，其中有2家占比已达100%（分别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另外一家（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民资占比也达95%。从政策上看，民资入股银行已不存在政策障碍:银监会已对外宣称将大力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参与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改制及公司治理机制改革，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我国银行业有不得参股实业的政策规定，加上金融改革滞后、金融投资相对薄弱，而工业资本相对成熟，无论国有还是民营实业企业都有不少资本积累雄厚者。这一特征决定了我国产融结合的发动者不是金融资本，而是产业资本。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产融结合是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做大做强的一条捷径。此外，“大而不倒”及金融企业可以获得政府隐形担保也是助长实业资本分投金融（银行）的一个重要诱因。但是，就目前的民营资本金融投资的普遍性、投资规模与深度而言，还没有取得系统性突破。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型银行的民营投资热潮已经退去，受政策鼓励而四处开花的村镇银行及小额贷款公司，已然成为“后知后觉”的普通民营企业杀入金融业的首选，同时也几乎是唯一可选的投资对象。

2010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参见附录1）明确提出，在加强有效监管、促进规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参与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的改制工作。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这让大量游走在草根金融活动中的民间资本，有机会名正言顺地进入金融特许领域（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出资给力。

但几乎与此同时，民间资本入股金融企业遭遇所谓的玻璃门事件此起彼伏，^[5]“入股困难”成为常态。按照银监局的解释，主要原因在于相关民资企业入股动机不正当（企图通过入股、控股银行机构套取信贷资金）、自身治理结构欠健全、主业不突出、信用状况不佳、不具备持续出资能力等原因，导致其无法满足股东资质要求而未能入驻金融企业。

实际上，民营资本在金融领域面对的既不是玻璃门，也不是弹簧门，而是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监管门”。按照现行监管模式，民营资本要进入金融领域，需要按部就班地层层申报、考核、比较、审批，结果规模瘦身、进程放缓。金融业关系到传统垄断行业的垄断利益和所谓的国民经济命脉。因此中国民营资本在金融业里还只能占据次要地位，发挥辅助作用，充当国有资本配角。与此同时，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对中小企业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支持力度不够，主要是因为管制过度，而不是所有制。而过度管制造成的低效率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民营化来解决。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最根本原因是原有制度的利益机制。只有当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偏离原有路径的制度变迁才会产生持续动力，制度创新才能真正发生。对中国而言，经济转型的客观需要已经使上至中央集体下到黎民百姓个人，对“三农”问题的危害性形成了少有的共识，从而对农民的需求、农民的利益以及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战略地位高度重视。换句话说，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农村金融体制创新被赋予了极大的价值（被作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不可替代的手段），农村金融制度变革的边际收益大幅提升并在理论上超过改革的风险与边际成本。这从根本上规定了当前已着手展开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性质。间隔5年左右先后两次颁布的“非公经济36条”也许意味着作为垄断产业的金融对民营资本终极开放的真正开始。

因此，鉴于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的普及潜力和浙江民间资本入股的可获得性，从普惠制（共享制）意义上讲，浙商资本金融突围的时机已经来临。

二、浙商资本金融突围的基本方向

严格地讲，当前企业融资难问题实质上是民营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因此，结合“三农”问题，浙江当前融资难问题集中在“草根经济”群体，它们主要包括中小型企业、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这四类经济体。为这些经济弱势群体提供融资服务的主体被称为“草根金融”。

浙江不缺储蓄能力，也不缺放贷能力（含高利贷）与草根金融，^[6]但缺少针对草根经济的正规金融组织的正规金融服务。这就是当前金融体系所存在的严重的制度上的缺陷（刘克崮，2011）。

未来的金融创新应在正规金融或至少在体制间金融上有效弥补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供应空缺，重点满足生产性农户、个体工商户及众多中小和微型企业的融资服务需求。

有鉴于此，投资经营数量众多的阳光化、正规性“草根金融”机构是未来浙商资本金融突围的基本选择。农村地区有待重点开发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包括邮储行、城商行、地区性股份行的分支机构，以及农商行、农合行和农信社；微型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等。其中，结合金融政策许可和资本（投资）主体比较优势，农村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应作为浙商投资的重点^[7]和民营资本金融突围的基本方向（参见［阅读延伸2-3］）。

［阅读延伸2-3］

卢羽华:“温州民资嬗变”

从迪拜炒房大出血，到投资山西煤矿几乎全军覆没，温州老板发现自己的投资方式不那么有效了。先出台楼市新政卡紧温州资本最擅长的房地产投机，再推出新“非公经济36条”，国家在堵上温州资本一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另一扇窗。新的经济形势下，温州民间资本在迷茫的同时，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投资观念的转变、政策疏导的变化，则成为温州民间资本转型的内外动力。

……

在了解温州民间资本的转变以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其发展脉络。外界对于温州资本的认识，多始于2000年前后的“温州炒房团”。事实上，远在此之前，温州已经形成了一种半公开的金融体系: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温商，通过抵押典当或熟人担保的形式，以远高于银行的利息放贷，发展到后来，甚至出现了资金募集人、中间人、担保人等更细化的专业分工。只不过早期的温州资本更多地投入于当地的再生产，所以并未产生广泛的影响力。

这种金融体系的产生，最初是源自于实业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出现全民经商热潮，小工厂林立、对外贸易活跃。由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一直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曾经开过服装厂的叶文荣告诉记者，温州大部分产业依赖对外贸易，货款积压的情况非常普遍；加上服装等行业季节性比较明显，企业经常需要短期借贷维持正常经营。从国有银行贷款，一是手续严格获贷不易，二是审批时间较长，跟不上企业资金周转的需要，正是温州的民间借贷体系也就应运而生。从一开始的借贷、抵押、典当，到后来的担保、拆借，各种金融工具由浅至深在温州出现，大量资本聚集到钱庄、担保公司等半公开的金融机构，逐步脱离实业而单独运作，并由温州转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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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广东、山西等其他民间资本富集地，温州民间资本的扩张倾向更为强烈，对高收益的偏好也更加明显。几乎所有行业领域都能见到温州资本的身影，尤其是煤矿投资这样高收益、同时也存在高度风险的领域。曾参股山西煤矿投资的温岭人陈英明对记者说:“在温州，放贷的年收益至少有15%。如果放在外地，可能有很多老板就吃利息享福了，但我认识的温州老板里几乎没有人就此退休的。”由于只是小股东，煤矿投资的失利并未让陈英明伤筋动骨，他认为投资总是有赚有赔，换个项目赚回来就是了。“哪怕那些倾家荡产的煤老板，如果他们想继续做生意，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入股或者借钱给他们的。”陈英明说，“温州人不怕亏钱，就怕好吃懒做。”

温州炒房团也被视为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典型。追本溯源，温州炒房团的产生有内部、外部两个原因。从内部看，到2000年前后，温州的产业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很多厂家的规模已经接近极限，服装、小家电等传统产业利润下降，很多沦落为微利产业，扩大再生产已经没有意义，而累积的资本需要有一个释放的方向。”温州商务部门的一位官员这样告诉记者。而从外部来看，其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刚刚进入快速上升通道，且对民间资本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温州资本随即快速向这一领域聚集。

温州市政协委员、浙江省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黄伟建向记者描述了这一过程:“其实最早炒房的并不是温州人，温州人一贯是‘后发制人’。在房地产第一轮的上涨之后，在全国各地闯荡的温州人把这一信息带回温州，吸引了一部分资金随他们进入地产市场，获得了很高回报。喜欢抱团投资的温州人便纷纷转向房地产市场，聚集的资金如滚雪球般增长。”

正如黄伟建所言，这种抱团取暖的群体行为、谨慎的“后发”姿态，令温州人能聚集财力，在某一领域获得近乎垄断般的暴利，却也为他们的失败埋下了祸根。无论是迪拜的房产泡沫，还是山西的煤矿整改，温州人都不幸地接下了最后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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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明很困惑。投资煤矿失败、楼市政策收紧、股市前景不明，他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渠道。“一部分钱通过钱庄借出去，一部分买了些蓝筹股和创业板，还买了点黄金实物，大部分就躺在银行里。”陈英明说，“也有原来一起做煤矿的朋友拉我去新疆再做，但我目前是不敢了，等国家出台明确的政策再说。”

陈英明遇到的问题也是许多温州商人正在头疼的，归结起来就是:钱投向哪里？怎么投？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2010年5月下旬，温州市政府联合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共同主办了中国民间资本发展高峰会。在会上，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指出了温州可以探索的三个方向:社区银行、股权投资基金和套期保值。套期保值主要涉及资本在已投资领域通过对冲降低风险，因而民间资本的发展新路可以着重于前两者。

对于社区银行的形式，温州民间资本并不陌生，温州的很多典当行、担保公司已经具备了社区银行的雏形，而自2008年起，国家允许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实现了社区银行在贷款一端的功能。在同一次会议上，温州市市长赵一德透露，到2009年为止，温州已经组建了14家小额贷款公司和两家城镇银行，发放贷款20多亿元，不良贷款率在0.01%以下，投资的收益率在10%以上。2010年5月底，浙江省出台《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提前半年按规定程序增资扩股，单户贷款额提高到100万元，对服务“三农”和小企业贡献突出、年度考核优秀的小额贷款公司实施税费返还补助等。

即使优惠政策逐步推进，温商仍觉不解渴。经营着担保公司、曾经有意向参与发起小额贷款公司的陈松权最后选择放弃，其最主要的理由是“小额贷款公司能做的业务我们都在做，真去申请牌照限制反而多一些”。包括陈松权在内，温州从事金融业务的商人最希望的是解除民营金融机构吸收储蓄的限制，尤其是允许其有自定高于普通商业银行利率的权限，实现社区银行的全功能化，从而将民间资本真正纳入金融体系，但这仍需要等到国家层面的政策突破。赵一德表示，大力推进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工作力度，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社区银行等建设发展上能够有大的突破，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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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经济建设规划院院长王钢认为，温州本地正处在产业调整、升级的关口。一旦温州民间游资在一个合适的平台上集聚并接受政府的引导，则将更加规范、顺.地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社会事业等领域，促进资本与企业、资本与项目、资本与传统产业提升、资本与企业重组兼并、资本与外部战略资本的紧密对接，从而加速温州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资料来源:深圳商报特派记者温州报道，2010年6月29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