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资本金融突围的意义

第三节　浙商资本金融突围的意义

浙江民营资本借道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进军地方正规金融意义重大。浙商资本投资金融产业，不仅是解决农民或中小企业融资的权宜之计，而且事关区域经济未来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事关区域金融业的长期发展，事关草根阶层的财富增长与“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

一、摆脱路径依赖与促进金融深化

摆脱路径依赖是实现区域金融深化的重要前提。浙江农村金融改革摆脱路径依赖的现实出路在于民营资本广泛参与并最终主导社区金融的产业化发展。2010年8月出台的《浙江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研究》提出，浙江要着力打造有全国影响的“中小企业金融中心”和“民间投资管理中心”。这无疑为浙商资本发挥金融潜力指明了方向。从投资角度看，发展金融服务产业也是浙商民营资本的长期梦想和“掘金点”（新的利润增长点），而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则是浙商民营资本挺进金融业的一个现存的主渠道。

从金融市场主体资本构成看，国有资本在金融领域一股独大及服务的垄断性局面长期存在。允许民间资本大规模投资金融领域，可在充实银行产业资本金的同时优化行业竞争结构，推动传统金融服务品种的升级与换代，促进传统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态度与服务质量的普遍提高，及时填补弱势社区的金融服务空白，有效推进农村地区金融普惠制的普及与深入。

二、促进民间投资与地方经济转型升级

长期以来，因为金融抑制，民间资本可选择的投资品种贫乏，民间金融资源的利用潜力也被严格压制。拓展民间资本投资金融领域，一方面可以使大量民间资金完成向正规资本（含正规金融资本）的转型，在增加投资收益的同时，发挥金融资本的杠杆作用，集聚社会闲散财富为社区经济发展服务。另一方面可以引导民间资本降低投机活动强度，减少民间资本盲目游走于煤矿、楼市、股市以及消费品市场进行投机炒作。

浙江民间资本需要实施投资方式与结构的双重转型和升级，而金融业始终是浙江民间资本热衷投资的领域之一（参见［阅读延伸2-3和2-4］）。例如，早在2009年，温州全市已经有1194家民营企业参股各种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投资额为30.35亿元，占总股本的54.4%。温州的调查还显示，72.7%的企业打算未来两年内扩大金融股权投资。人行宁波中心支行公布，截至2010年底，宁波市18家法人金融机构中，民资参股率100%。

2008年7月，浙江省政府《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发布开启了浙商民营资本大规模投资和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金融服务业的新纪元。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全省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小额贷款公司就达134家，分布遍及11个市；小额贷款公司100%由民间资本出资设立。无论是赢利能力和还是资本规模，浙江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浙商群体中的若干市场领跑者（包括新安股份、新湖中宝、三变科技、浙江富润等多家上市公司——其中民企占据了其中的大部分）^[8]都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了投资入股。

一个产业在GDP当中的份额超过5%就可被认为是支柱产业。浙江省金融业2005年就超过了这个比重（截至2009年，浙江省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已经达到8.4%），这意味着金融业已成为浙江的支柱产业之一。因此，为继续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浙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金融产业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面向“三农”和中小企业的村镇金融服务业已成为浙江金融深化的关键。

三、强化宏观政策调控

长期以来民间借贷资本如水面下的冰山，遁形于中央银行和相关监管部门的监控与鹰眼之外，政府因此无法准确把握全社会（含地区）资金供给总量和结构，给自身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增加了难度。2011年2月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在中英非银行放贷人立法框架研讨会上披露，当前我国民间借贷资金存量超过2.4万亿元，占借贷市场的比重达到5.6%。这部分资金的流向，足以影响到央行调控政策的执行效果。

例如，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规模收缩，企业转向民间借贷资本获取资金支持，结果民间借贷资本填补了官方资金收缩造成的缺口。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监管，追逐投机利润将驱使民间借贷资本异动频繁，包括流入官方不予鼓励的行业和企业，从而弱化产业政策调控效率。综观近年来历次民间金融热潮，其兴替往往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紧密相关:国家银根放松，民间借贷收缩；国家收紧银根，民间借贷繁荣。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正是有民间金融，各类民营企业才得以度过最困难的紧缩周期而顽强地生存下来。但是，各类地下金融活动毕竟处在监管视线之外，其开展灰色甚至黑色金融交易的副作用不容忽视。出路在于让民间资本投资正规或体制间金融组织，使其金融活动从地下转向地上，最终进入政府监控视野。因此在金融改革过程中“招降”与安抚民间资本，既可以有效减轻当前及未来地下金融活动强度，又能够改善产业政策与宏观调控效果。^[9]

四、保障草根经济分享创业机会

我省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但投资机会把握与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越来越突出。原因之一在于强势群体（除了官方经济，也包含少数大中型民营企业）由于能够垄断地方贷款、投资等金融杠杆，控制了创业与创富机会，而弱势草根阶层却很难享受到急需的金融服务因此常常丢失创业与创富机会。作为弱势群体的最广大小微型民营企业和农户个人，在竞争性市场上具有天生的信息比较优势与商机遭遇机会，但长期缺乏可预期的融资支持，把握商机的能力有限。民间资本正规化运作不仅能使资金拥有者获得金融投资的合法途径，而且能紧随着市场变化及时满足广袤乡村众多分散个体的金融需求。针对民间资本的金融投资开放意味着为草根经济增添了一双金融的翅膀，使其能够将商机、人力资源、土地与其他生产要素跟资金要素有机结合起来，让芸芸大众有条件抓住创业机会并实现创富梦想（参见［阅读延伸2-4］）。

民间资本投资金融产业能够帮助草根阶层分享金融发展红利，特别使农村与农民也有机会摆脱现代市场经济中通货膨胀幽灵的隐形掠夺，促进城乡社会财富分配更趋合理。

［阅读延伸2-4］

周雪梅:周永利——痴迷金融业

从绍兴农村合作银行到浙商银行，再到信泰人寿，从纺织业起家的这位绍兴企业家，开始为金融投资而着迷。“我们的信泰人寿很快就要在杭州开业了，你到时可以去看看。”作为信泰人寿的最大股东，浙江永利实业集团董事长周永利显然对自己的这笔投资充满信心。

今年（指2007年，下同——引者注）4月29日，信泰人寿拿到中国保监会批复开业文件。7月18日、24日，其第一批省级机构——江苏分公司及北京分公司相继获批筹建。这是首家将总部设于杭州的全国性保险公司，也是目前长三角经济区首家将总部设在上海以外城市的人寿保险公司。

进军保险业

……资料显示，2006年，浙江保险市场主体迅速扩容，全年新增13家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总数达到37家；全年新增外资保险公司5家，总数达到7家，且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浙江已是国内设立省级保险分支机构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据此，也有相关业内人士认为信泰人寿前景难断，因为外资保险公司无论是在资金方面，还是在市场意识等方面都处于完全领先的位置。即使一些老牌中资保险公司，从人员到理念也都已经焕然一新。在目前这种市场环境下，类似信泰人寿这样一批新生的以民资为主的人寿保险公司，究竟能有怎样的优势来吸引人才和立足市场？

“这个我们有信心！”周永利坚定地说。

投资多元化

“宁波银行上市给了浙商银行的股东们很大信心，浙商银行5年内肯定会上市！”周永利难以掩饰内心的兴奋。

今年年初，就有人找到周永利，欲以5亿元人民币购买其在浙商银行的股份。“当初入股资金只有8000万元。现在有人愿意出5亿元购买，说明它成长性很好。目前已经有这个价值，但我绝不会卖。”周永利预测，上市后股东回报率会非常高，“我的这些股份估计涨到10亿元没问题。”

2004年8月18日正式开业的浙商银行（前身为“浙江商业银行”），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全国第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共有股东15家，其中13家是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占85.71%。

8月8日，浙商银行天津分行正式开业，至此，浙商银行全国分行已达10多家，而上海分行、绍兴分行也将于今年下半年开业。

“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一定要和金融资本连起来，进入后你会发现很有味道。”周永利“回味”着自己的金融投资经历，“就如我做浙商银行，我们的股东都是有很高层次的，在合作中不仅可以交朋友，而且还从他们这里学习优秀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交什么样的朋友做什么样的事。此外，银行投资回报率极高。什么是最高资本运作？银行是第一资本的资本！”……

（资料来源:《浙商》，2007年第15期，第76－7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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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张艺良.刘克崮——草根金融鼓吹者.农村金融时报，2011-03-14

【注释】

[1]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思。诺思认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如为什么有的国家长期陷入不发达，总是走不出经济落后制度低效的怪圈等问题，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制度“锁定”可分为结构锁定、政治锁定与认知锁定。在制度变迁中，最大的障碍是认知锁定。

[3]截至2010年末，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不良率为4.09%，同比下降1.85个百分点。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涉农贷款不良率为1.73%，农村商业银行涉农贷款不良率为2.47%，农村合作银行涉农贷款不良率为2.72%，农业发展银行涉农贷款不良率为2.97%，而作为主力的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不良率依然高达11.53%。资料来源: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4]所谓民间金融泛指个体、家庭、企业之间，通过绕开官方正式的金融体系而直接进行金融交易活动的行为，包括民间借贷、民间互助会、地下钱庄、地下投资公司等，其外延相当宽泛。因为这些民间金融行为往往是非法存在的，所以通常也称为“地下金融”。各种地下形式的民间金融种类繁多，若按其活动性质划分，它们又可以区分为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所谓灰色金融一般是指合理不合法但对社会有益的金融活动，如民间友情借贷、企业互相融资等。而黑色金融则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是对社会有害的金融活动，如非法集资进行金融诈骗、地下钱庄组织资金外逃及洗钱等。

[5]近几年，为了提高资本实力，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不少银行都在增资扩股。在获准增资入股的企业中，通常以国有大中型企业居多，民营和个体经济体较少。民营资本遭遇看不见但摸得着的各种障碍即所谓的玻璃门。担忧民企参股金融企业易致关联交易和风险失控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6]浙江的民间资本究竟有多少？早在2002年，官方版（含统计局与人民银行）估算浙江省民间投资总量已达8000亿元左右。据此我们按16%年复合增长率估计，到2011年末浙江民间资本总计应至少在3.2万亿左右，按1/3为流动资金即热钱计，日夜寻求投资出路的浙江流动资本至少有1万亿左右。另据温州市信用担保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温州地区个人借贷的总体规模约为1000亿元左右，各种类型的地下钱庄数量约为1000～1500家。“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温州流动的民间资本达6000亿元（赵一德，2011）。”一个温州的民间资本就有6000亿，加上宁波、绍兴、杭州等地，浙江民间资本究竟有多少？很多部门表示，民间的资本很难进行准确的统计，是一个“不能确定的谜”。但不可否认，那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数字。在银行信贷紧缩背景下，高息民间借贷供需两旺、大行其道，由此产生的监管问题也成为新的话题。就全国看，2011年2月，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在中英非银行放贷人立法框架研讨会上披露，当前我国民间借贷资金存量超过2.4万亿元，占借贷市场的比重达到5.6%。这部分资金的流向，足以影响到央行调控政策的执行效果。

[7]股权投资基金也被认为是温州民间资本未来转型的重要方向，目前也确实有大批温州资本转向这一领域。事实上，早在2007年温州就出现了首家PE东海创投，投资人包括温州乐清的8家企业和1名自然人，管理方则是北京杰思汉能资产管理公司。然而不到一年之后，东海创投封盘，乐清资本在佑利集团董事长胡旭苍率领下另组环亚创投。东海创投的封盘被视作温州资本与现代资本运作模式不兼容的失败典型，其根源在于温州投资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的理念差异。它的问题不在于不赚钱，而在于怎么去赚钱。

[8]目前浙江的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居第二位，上市后备公司数量全国第一，并且是以民营上市公司为主。浙江全省共有210家公司在境内外上市，通过资本市场累计融资1600亿元，不断扩容的浙江板块正加速崛起。

[9]在2011年7月的一次小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上，王岐山指出，要缓解小企业融资难关键要多措并举，加快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和组织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好市场机制和政策支持的作用。大型银行要创新金融产品，强化小企业金融服务，把这项工作做实。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中小型金融机构要立足当地，避免片面求大和盲目跨区域扩张，更好地服务于小企业。同时，要发展与小企业相适应的小型金融机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会同各级党委政府要统筹规划，把金融环境营造好、保护好，还要十分关注民间借贷市场的状况。王岐山强调，“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要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市场秩序，防范道德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资料来源: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703/4220526.shtm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