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体系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三、20世纪70～80年代末:金融自由化、效率优先

20世纪70年代，困扰发达国家长达十年之久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破产，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货币主义、供给学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和思想开始复兴。在金融监管理论方面，金融自由化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并在学术理论界和实际金融部门不断扩大其影响。

金融自由化理论主要从两个方面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金融监管理论提出了挑战。一方面，金融自由化理论认为政府实施的严格而广泛的金融监管，使得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效率下降，压制了金融业的发展，从而最终导致了金融监管的效果与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不相符合;另一方面，金融监管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其实际效果也受到政府在解决金融领域市场不完全性问题上的能力限制，市场机制中存在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现象，在政府金融监管过程中同样会遇到，而且可能更加严重，即政府也会失灵。

“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是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主要部分，其核心主张是放松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严格管制，特别是解除对金融机构在利率水平、业务范围和经营的地域选择等方面的种种限制，恢复金融业的竞争，以提高活力和效率。

如果说20世纪30～70年代金融监管理论的核心是金融体系的安全优先的话，那么，金融自由化理论则尊崇效率优先的原则。80年代初基本形成了三类监管理论体系: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公共利益监管理论、以施蒂格勒(Stigler，1971)和波斯纳(Posner，1974)为代表的监管经济理论及凯恩(Kane，1981)的监管辩证理论。

尽管公共利益理论一直在监管经济学领域居正统地位，但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出现了范式危机。首先，从规范分析的角度对理论隐含的行为假设提出质疑。公共利益理论认为监管是应保护公共利益而提供的，这里显然缺少一个链接点——立法政策或安排如何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行为转化为立法行动。其次，“阿罗不可能定理”对政府监管职能的质疑。古典效用主义认为个人福利可以计算，并且经简单加总即形成社会福利。但阿罗指出，经由个人的偏好次序推出社会的偏好次序是不可能的，不存在一种把个人偏好加总为社会偏好的理想方法，因此政府监管在理论上不可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再次，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公共利益理论提出的质疑。1962年，施蒂格勒和弗里德兰通过对电力行业价格管制的实证研究，发现监管并没有实现公共利益理论所预期的效果，并由此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公共利益理论的演绎推理。

监管经济理论是在继承和发扬了捕获或追逐理论的合理成分并考虑了公众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视监管为一种经济产品或货物，其分配由供给与需求决定。基于需求方，由于被监管行业拥有其他群体如消费者和政客集团更多的信息，所以市场上公司利益常常更为流行。基于供给方，只要来自政治上更有效的群体的需求比反对它的群体的需求更为强大，政策制定者将供给监管。政府监管不是寻求对市场无效和不公的修正，这与公众利益理论的观点不同。相反监管经济理论与捕获或追逐理论有相似的观点，即它们都认为监管的存在是推动政治上有效群体的经济利益。监管经济理论预示，在被监管的行业群体占主导地位，市场上又存在着大量的相互竞争的公司或组织，市场对监管有较大的需求，而当市场上存在相对较少的竞争的公司，特别当卡特尔制度占优势时，因为卡特尔提供内部监管的成本比外部监管所费成本更为有效，因而市场对监管的需求不大。在监管经济理论中，监管者可能是被捕捉或追逐的对象，也可能被卡特尔制度所取代。被监管行业占主导地位，非行业利益者如消费占从属地位。政客集团(如立法者)是一个理论上不起作用的参与者。一些学者认为监管经济理论较之公众利益理论或捕获或追逐理论有更大的解释力。如波斯纳(Posner，1974)为此提供的理由是:由监管的供求取代了直接的捕捉或追逐而可能出现的误解;监管经济理论提出监管过程中的群体促进其利益;解释了通过卡特尔制度安排和政治上有效的群体对监管过程的主宰，使得监管“为什么”或“怎样”发生。亚当(Adam，1994)对监管经济理论进行分析时认为:国家或政府常常出于经济考虑，如保护竞争，或对一些危机的出现等引发的需求作出反应，并提出相应的供给。拉曼(Rahm，1992)也提出监管的供给，可能出于降低破产、政治和经济成本等的考虑而产生。此外，监管的供给还可能是对政治家自我创造和其他群体，如媒体引发的需求所作出的一种反应。

监管辩证论从动态视角解释了监管过程中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机制，认为监管由利益集团自己所要求，政府或政治团体供给监管的激励由此产生，但环境变化、目标冲突、金融机构不遵守监管行为不可检验性等原因而影响监管效率、监管目标到位。该理论对再监管过程或逃避再监管过程的分析，凸显了监管供给的不足，由此促成引入监管机构的竞争机制以消除监管供给不足诸问题的监管者竞争理论的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