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经济体中的借款人都是居民部门、非金融公司或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金融部门及对外部门（世界其他地区）。在大部分经济体中，居民部门是主要的储蓄者，政府及公司部门是主要的借款者。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金融部门并不是主要的顾虑，因为当时的金融体系只起到媒介的作用，净敞口很小。然而，全球金融危机显示，金融部门的大量借款也值得担忧，因为高杠杆率的金融机构容易遭遇传染、流动性危机及系统失灵。包括影子银行在内的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崩溃会引发系统失灵。
国家资产负债表很好地展示了中国整体融资的结构性问题。
整体情况是，中国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净债权国，因此债务问题是国内问题，不会直接对全球有系统性影响。在2013年末，中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总计2万亿美元，占GDP的21%，总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4]相比之下，美国世界范围内负债达到GDP的32%。截至2014年末，中国的净头寸小幅回落到1.8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7%，而美国的净头寸则进一步降为-7万亿美元，达到GDP的40%。
考虑到中国有利的储备头寸，中国在短期内不太可能面临外汇或国家资不抵债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影子银行的问题并不构成全球威胁，因为持有中国影子银行资产的外国人极少。
然而，如果任何影子银行问题的恶化影响到持有中国债券的外国投资者的市场信心，那么间接传染的影响还是不可小觑的。如2015年6—9月间在中国及其他主要金融市场中发生的大幅波动所显示出的问题，中国的硬着陆也很有可能。
总而言之，中国影子银行的问题及信贷增长主要是一个国内债务问题。这样可持续吗？下行风险是什么？
结构上而言，由于金融体系仍然主要是国有的[5]，倾向于主要向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放贷。自从2008年以来，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利用银行贷款为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提供资金支持，而地方政府是最近才获准有限制地进入债券市场的。另一方面，私营部门企业的股票市场融资、债券市场及银行贷款受限，因此他们借款的利率更高——通常从影子银行借款——来投资并满足现金流需要。他们的投资中很多是投向房地产开发，这是因为商业与住宅需求及投机需求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房地产投资回报高。
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源自融资供不应求以及中国欠发达的股权市场，股票市场2013年末市值仅占GDP的35%，而美国这一比例为GDP 的133%（IMF，2015）。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占中国GDP的113%，而美国为72%，日本为99%（沈联涛、肖耿，2014）。
由于最大的借款企业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地方政府主体，因此他们的债务基本上是国内主权债务。好消息是主权政府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净资产为10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51万亿元人民币是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李扬等，2015）。即使我们排除所有自然资源资产[6]，主权政府的金融头寸仍然足以避免任何潜在的流动性问题，并可以用来帮助重组地方政府财务及国有企业负债。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总债务占GDP比例仅为53%——远低于美国的80%及日本的226%——进行债权—股权互换来应对内部债务问题仍有足够政策空间（沈联涛、肖耿，2014）。
此外，由于地方政府的净资产占GDP的123%，债务占GDP的48%，地方政府部门仍有足够的总资产来为快速增长的债务买单（李扬等，2015）。此外，中央政府最近通过法律来增加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收入分享，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由于地方政府所持有的土地等资产可能难以在危机时不大幅打折就快速处理掉，那么问题就是地方政府是否愿意或能够在需要之时卖掉资产偿还债务。单个地方政府可能有流动性问题，但是整体的偿债能力状况表明现状还是稳定可控的。
然而，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数字显示，中国主要靠债务融资的巨大投资存量，未来需要更深入的资本市场来增加股权，从而使系统不必过度举债且更抗冲击。但巨大的不动产数额也意味着整体系统在房地产市场崩溃时容易通货紧缩。
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部门层面的章节中加以详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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