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沟的解密人

水洞沟的解密人

水洞沟不同于一般的考古遗址。它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不断迸发出明亮火花的闪光点。从2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猎人们之间的往来，到现代东西方科学家的共同工作，都体现了这种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那些在20世纪初为了寻求科学真理和人类价值而到东方来，并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西方科学家们，以及为了旧石器考古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倾注了毕生精力的裴文中和贾兰坡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业以及他们所开拓的东西文化交流与世长存，并必将发扬光大。

德日进，本名泰亚尔·德·夏尔丹，德日进系其中文名字。法国多姆山省（Puy-de-Dome）人，法国著名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北京猿人的发现者之一。他既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神父，又是进化论的积极拥护者。他一生不倦地探索宇宙奥秘，发表过许多具有造化论观点的论著，被公认为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德日进在中国生活了20余载，从1923～1946年先后8次来中国，在中国地层、古生物、区域地质研究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他曾与中国政府合作绘制中国地图，参与了对史前文明的研究，参与了周口店著名的“北京人”的发掘工作，还参与了法国雪铁龙公司组织的往返北京、阿克苏的“黄色远征”汽车探险，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的考验，在沦陷的北平和天津参加了一个多国研究小组，与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中国年轻学子合作。1923年夏天，和桑志华一起发现和发掘了水洞沟第一地点，接着又发现和发掘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地点，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和动物遗骸化石，从而纠正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揭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新篇章。

桑志华（E.licent），1914年来华，1938年回国，1952年在法国逝世。桑志华著有《中国东北的山区造林》《华北（黄河及北直隶湾其他支流流域）十年查探记》《桑干河草原旅行记》，作为主要作者与他人合著了《华北及蒙古人种学上的探险记》《北疆博物馆的鸟类及北疆博物馆收藏的树木标本》。

1914年春，桑志华受法国外交部、教育部派遣，从法国启程，经欧洲西伯利亚铁路从东北来到天津，开始了中国北方长达25年的考察、挖掘和研究工作。他是生物学博士。其主要工作目标是建立一座北疆博物院，原定名为“黄河白河博物院”。说明其研究范围是黄河和白河流域的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北疆”便是中国北部疆土之意。与他共同研究的还有法国神父、地质学博士、教授德日进，以及中国学者杨钟健、裴文中等人。

野外的考察工作从1914年开始，到1933年结束，考察地点有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与东北各省，西藏东部和中国北方广大地区。有些海洋标本则取之于胶东半岛的附近海域。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桑志华留下了20多万件自然标本，包括动物、植物、矿物、岩石、古生物化石以及石器、陶器等民俗收藏品：动物方面，动物标本最多，约11万件，兽类及鸟类标本数千件，还有两栖类、爬行类、鱼类、软体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矿物和岩石标本千余件，藏品中最珍贵的是甘肃庆阳、山西榆社、河北泥河湾、内蒙古撒拉乌苏河等地方采集的哺乳动物化石标本，还有水洞沟、高家营子采集到的稀有石器。

采集后，他把标本进行分类制作，并聘请法国和俄罗斯专家来馆对藏品进行整理研究，并积极开展苏联学术研讨和出版工作。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20年的考察，他写了《十年行程录》和《二十年行程录》两本书，还收集到了图书17000多册，以及大量的文物和民俗收藏品。法国政府为了表彰桑志华的研究工作，特为他颁发了“铁十字骑士勋章”。北疆博物院于1928年对外开放，开幕时还邀请当时的中国官员及各国领事参加，十分隆重。该院为天津历史上的第一座博物院。1937年，日军侵占了天津。1938年北疆博物院的研究工作只得暂停，桑志华不得不回到法国。桑志华于1952年在法国巴黎逝世，享年75岁。

贾兰坡（1908～2001年），字郁生，曾用笔名贾郁生、周龙、蓝九公。1908年11月25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二）出生在河北省玉田县刑家坞村。我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贾兰坡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而攀登上科学殿堂顶端的传奇式人物。1929年贾兰坡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31年入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参加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先后任练习生、练习员、技佐。1937年任调查员，1945年改称技士，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55年他接替裴文中先生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工作优异，继裴文中1929年发现第一个头盖骨之后，他在1936年11月连续发现3具“北京人”头盖骨，震惊了国际学术界。2001年7月8日贾兰坡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对水洞沟也是格外情有独钟，他曾经3次到水洞沟遗址考察发掘，而水洞沟也引发了他的思考，他把探求古人类学的研究通俗地概括为：回答人是从哪里来？到底是神创造了人，还是劳动创造了人。这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国际考古界对中国远古文化的认识很晚，20世纪以前没有发现过确切的石器时代遗址，直到20世纪初，一些外国学者还不相信中国有旧石器时代文化。1923年，德日进和桑志华等人在宁夏灵武的边沟河流域发现水洞沟遗址；裴文中于1929年发现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接着贾兰坡1936年连续发现了3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惊了国际学术界，才使这种局面有了改观。

1923年，德日进和桑志华等人在水洞沟遗址考古发掘后，认为该遗址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的萨拉乌苏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同一时期。为深入考察论证，20世纪50年代后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的汪宇平曾到水洞沟进行调查，贾兰坡也十分关注这个问题。

1960年，中国和苏联组建的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开始了继法国人之后的第二次水洞沟发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胡寿永、计宏祥、盖培等参与了这次发掘。当时，工业化发展水平很高的苏联队伍装备着拖拉机、铲车等重型器械。他们在桑志华和德日进发掘坑位的旁边挖了一个长宽各6米，深11米的探坑，挖出约2000件石制品。

中苏关系的破裂打破了这次联合科研考察的进程，由于苏联专家带走了第一手的考古资料，这次挖掘报告没有出炉。后来，这批材料由贾兰坡、盖培、李炎贤进行了研究，通过几年细致的考证，贾兰坡把1960年水洞沟考古的时代定位旧石器时代晚期。

1964年2月，贾兰坡等人发表了《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新材料》一文，认为1960年从水洞沟发现的石器，在类型上既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性质，同时也具有后期的特征，“把这个遗址的文化时代固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显然还会遇到某些困难，看来把它放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可靠性更大一些，因为后期的性质更为明显”。

1974年秋，为了对水洞沟进一步考察研究，贾兰坡在考古学家卫奇和谢骏义陪同下到宁夏水洞沟考察。9月8日，贾兰坡等由卫奇带路，取道侯家窑村又去长形沟作了考察。行程结束后，贾兰坡说：“这么大规模的范围，这么丰富的遗物，过去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也正是经过这次考察，使贾兰坡更加肯定了自己的观点，确认水洞沟遗址与萨拉乌苏的遗址完全不是同一时期，水洞沟的年代要稍晚一些。

贾兰坡对于水洞沟遗址孜孜不倦的研究与考察，对于指导宁夏考古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和贡献。同时，也奠定了他在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大师级的地位。

2003年11月25日，贾兰坡生平事迹展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隆重开展。贾兰坡的半身铜像在揭去红色帷幕后，和“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先生、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杨钟键的塑像并排展示在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大厅。

裴文中（1904～1982年）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河北丰南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5年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技士、技正，文化部文物研究所博物处处长，周口店发掘工作负责人，新生代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联合国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名誉会员等。毕生从事地质、考古和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1929年主持并参与北京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发现了中国猿人（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这个发现震动了世界。1931年起，确认石器、用火灰烬等的存在，为周口店古人类遗址提供了考古学的重要依据。主持了山顶洞人遗址的开掘工作，开展了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综合研究。著有《周口店猿人产地之食肉类石》《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旧石器研究》等。

1963年8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文中先生率领的考察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参加这次发掘的，有该所的李炎贤、张森水、林圣龙、李有恒等同志，宁夏博物馆钟侃、董居安、李俊德、王振海等协助工作。这次发掘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逐层进行。在“河湖相粉沙下的底砾中，我们发现了磨光的石盘和石磨盘，由此可以证明它的堆积时期是全新世，是新石器时代，而不是旧石器时代”（裴文中等，1964年）。从而第一次明确了水洞沟遗址不是单一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而是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代表水洞沟文化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