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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背后的大国博弈

时间:2023-11-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各国货币的购买力完全依赖各国发币机构维护币值稳定的承诺。如今,在美元信用受到全球质疑的时候,有人提议回归到金本位。金本位制最早在美国宣告终止。之后美国又控制了欧佩克,使其成员国出产的石油只能通过美元进行交易。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全球碳交易市场依然保持强劲增势。碳本位制的发展动向已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和重视,成为美国与日本、欧盟各国博弈的新焦点。

本位制的演变

在传统货币时代,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不论是贝壳还是纸币,都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中介物作为交换的基础。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经济规模与贸易数量的日渐扩大,货币的本位制度也经历了从商品本位制到混合本位制直至如今的信用本位制的演变。

在实物货币阶段,货币以实物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表面上看货币是有价值的商品,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人们出卖商品换取实物货币,其需要的不是实物货币本身,而是实物货币交换其他商品的能力,即购买力。换句话说,人们之所以能接受实物货币,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实物货币是有价值的商品,而是因为相信实物货币提供了一种为社会所承认的一般购买力信用。

最常见的货币本位制是金本位制,它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当不同国家使用金本位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金平价(Gold Parity)来决定。金本位制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盛行。

后来,随着金银本位制的天然局限导致的崩溃,纸币开始流行,其本质是信用本位制。在信用本位制下,信用货币与金属货币同时流通,彼此等价,信用货币代表金属货币提供着货币的购买力信用。但是,信用货币与金属货币毕竟不同,金属货币以其自身的价值通过等价交换来提供购买力信用,而信用货币是借助于金属货币提供购买力信用的,所以金属货币的购买力信用是直接的,信用货币的购买力信用是间接的。各国市场上流通的都是纸币,且纸币此时都不具有任何法定含金量。各国货币的购买力完全依赖各国发币机构维护币值稳定的承诺。各国货币间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汇率高低主要由利率平价与购买力平价来决定。

货币由实物货币向金属货币和信用货币的演变,实际上是用货币购买力信用来保证由实物商品向贵金属商品、银行信用和国家信用的转化,在货币是信用这一本质的问题上没有变化。所以,无论未来货币形式如何变换,这一本质问题也不会发生改变。

如今,在美元信用受到全球质疑的时候,有人提议回归到金本位。只是这种金本位并不是以黄金、白银作为本位,而是以其他金属作为本位货币。

石油美元本位制

金本位制最早在美国宣告终止。1933年4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美国公民必须上缴他们所有的黄金(稀有金币和首饰除外),政府以美元兑换一盎司的价格收购,任何私藏黄金的人将被重判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自此黄金开始与美元脱钩,美元也成为了第一个被国际银行家完全控制、理论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随意发行的纸币。

由于失去黄金作为支撑点,美元的国际价格一度非常不稳定。为了稳定美元价格,国际银行家选中了任何国家都不可缺少的石油作为新的支撑点,首先通过对沙特的控制,使得沙特石油只能以美元进行交易,从而通过石油稳定住了美元的价格。20世纪70年代,美国曾与沙特达成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沙特同意把美元作为石油的唯一定价货币,石油输出国组织其他国家也对此表示同意。这使得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都不得不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之后美国又控制了欧佩克,使其成员国出产的石油只能通过美元进行交易。这样美元又找到了新的支撑点,从某些角度上来说,现在的美元可以算是“石油本位”了。而购买石油的美元,又经过美国对石油出口国及欧佩克的投资建设回笼到美国,这样一个经由石油的“石油美元回流”就完美地形成了,而美国的纸币发行银行(即美联储,实际由纽约中央银行控制)也就由此牢牢地控制住了美元,并进而控制住了世界经济。石油美元的环流在美国通过大量经常项目逆差的方式维持美元输出的同时,保证了美国的资本项目顺差,从而也就弥补了贸易和财政上的赤字。这对支撑美国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但美元相对其他货币仍然保持绝对优势,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石油交易一直是以美元定价,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其他原材料也以美元定价和交易。

未来是碳本位制的天下?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生效,以国际法形式规定了发达国家未来发展进程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权,由此,也形成了碳的商品化交易。

所谓“碳的商品化”,是指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把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权作为可交易单位转让或者出售,因此交易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就形成了碳交易最明显的商品属性。发达国家对二氧化碳定价,从发展中国家购买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由此而形成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度,被欧盟和日本称为“碳本位制”。

碳本位制的形成催生了国际碳市场。2005年年底,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的二氧化碳排放权期货在欧洲气候交易所上市。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亦进行二氧化碳期货交易。目前,法国Powernext Carbon是主要的欧盟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现货交易市场。碳交易以国际公法为依据,签订购买合同或碳减排购买协议(ERPAs),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价款给另一方而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然后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实现其减排目标。在6种被要求减排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为最大宗,所以这种交易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为计算单位,通称“碳交易”。

2006年,时任英国环境大臣的大卫·米利班德提出了一个个人碳交易计划。他设想,政府为个人分配一定的碳点,在用气和用电时使用。当个人的碳点用完后,可向那些拥有节余碳点的人购买。但这个曾令很多人激动的计划由于其操作、管理的复杂性等原因,在布朗继任英国首相而米利班德出任外交大臣后被束之高阁。

碳交易种类日趋多样化,一旦新的国家级和次国家级的碳交易市场建立,新的交易单位就出现了,我们将其统称为“碳信用”。

《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全球碳交易市场依然保持强劲增势。

日本和欧盟是碳本位制和国际碳市场建设的积极推动者,它们的目的在于以碳本位制挑战美元本位制,因为欧盟国家的碳市场是以欧元结算、日本的碳市场是以日元标价的,这无疑是在排挤美元的地位,潜在地削弱美国的霸主势力。碳本位制的发展动向已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和重视,成为美国与日本、欧盟各国博弈的新焦点。

在今天,气候问题远不是个简单的环境问题,借由应对气候问题,很可能会催生一种新的全球货币发行体系,所以许多国家似乎都看好这个体系的前景。以美国来说,有人分析,“美元可能借机会完成从石油本位转向碳本位”。石油是以美元作为计价单位的商品,石油价格的变化也关乎美元的地位。如果没有这一轮原油价格的暴涨暴跌,美国可能还很难接受发展新能源的思路。维持石油本位的代价太高,在这个时候继续坚持石油本位已经不合时宜。因此,“美国可能会将重点转移至领导世界的节能减排,让美元继续成为新交易的国际货币”。

而对于中国来说,一旦人民币国际化后,就要考虑如何来对冲汇率波动的风险。就像近来美元贬值后,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原油价格一路上扬,受到市场追捧,使得美元在金融危机之后依然保持着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人民币也必须研究国际化后应对此种风险的良策。

“信用”背后的天然缺陷

不过,无论是现存的石油本位,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碳本位,其本质仍然是一种信用本位的货币制度,新的货币形式的载体并不能够解决当前信用本位制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

首先,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的缺陷是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而且这种不稳定性越来越明显。

全球化带来了对国际储备货币需求的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对一国主权货币美元的过度依赖,美元的过度扩张必然带来货币的不稳定性以及最终崩溃的可能性。

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在未来20年有三大不稳定因素:其一,根据有关分析,美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会从现在占全球24%下降到2030年的12%,而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目前仍占2/3左右。因此,随着美国经济总量的下降,美元就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基础来提供支撑。

其二,美国人口老龄化将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按照美国的福利制度,65岁以前的劳动人口除了失业救济外国家并不提供社会保障,但是65岁退休后的养老和医疗费用将由国家全部承担。IMF曾经指出,美国包括其他OECD国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将远远超过本次金融危机带来的财政压力。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意味着未来社会保障存在非常大的窟窿。

其三,美国在全球承担着国际安全的责任,这个重任目前还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或者愿意分担。未来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和对自然资源的争夺都会日益加强。无论是资源贫国的国际扩张需求还是资源强国的崛起都可能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性。这些经济与政治的不稳定还会随着美国全球军力的收缩而加强。

在美国对外债务日益增长,美联储货币政策日益失去国际投资者信任的背景下,美元危机、美元崩溃的风险仍然是存在的。这是当前以美元霸权为主要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即内在的不稳定性或崩溃的可能性。

其次,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还存在内在的不对称性和不平等性。

1976年牙买加协议承认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性。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上下1%法定波幅,而此后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出现高达40%~ 80%的大幅度波动。汇率的不稳定严重伤害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而伤害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主权货币并非国际货币,发展中国家几乎承担了国际汇率波动的全部成本。由于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大都以美元计价,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承担的汇率风险十分有限,他们高杠杆的金融投资活动或短期资本流动则从国际汇率波动中获得巨大利益。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支配地位,成为其过度特权的主要来源。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却可以得到正的海外净投资收益。除了其海外投资收益率高于其支付的债务成本外,美元贬值成为美国减轻债务负担、获得巨额海外投资汇差的重要手段。这种国际汇率风险和收益分配的不对称性及其结果的不平等性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缺陷。

国际收支的调节也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通常发展中国家出现贸易赤字时,IMF就压发展中国家实施财政、货币双紧缩再加货币贬值的调整政策,这种政策通常以国内经济衰退为代价来恢复外部平衡。相比较当美国出现严重贸易赤字时,美国就施压日本和欧洲等盈余国家调整。美国政府和学者鼓吹是中国的高储蓄导致了世界的不平衡,这里涉及到谁该承担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成本,以往都是让发展中国家或者日本和欧洲国家调整并承担主要成本,而不管你是赤字还是盈余,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对称。由于这种不对称,当前国际收支的调节或者说全球失衡的调节目前已经处于瘫痪状态。

第三个缺陷就是国际汇率的过大波动、短期国际资本的过度流动及两者间相互加强的不稳定性。

在金融高杠杆运作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对利率和汇率的敏感性大大增强,只要存在很少的利差和汇差,跨国投资机构和对冲基金就可以通过高杠杆负债的规模效益获得利润。汇率的波动,引发资本的大规模流动,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又加大汇率的波动。这种相互加强的不稳定性,已构成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经常性冲击,使发展中国家陷入金融开放和金融稳定的两难境地。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广泛探讨了国际金融架构改革,1999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独立课题组提出了题为“保卫全球金融体系的繁荣:未来国际金融架构”的报告,建议在全球范围内成立一个国际汇率管理委员会,对国际汇率实行上下浮动10%~15%的宽目标区管理。这个方案后来被美国政府搁置,这显然存在发达国家利益导向问题。

另外关于资本流动管理,早年经济学家提出过很好的建议。美国经济学家托宾1971年就提出,由于商品劳务对国际价格信号的反应速度远远慢于短期资本对此的反应速度,因此放慢金融市场的反应速度对稳定现实的经济是完全必要的,即征收货币交易税。税率为0.5%的托宾税每年即可创收4500亿美元,如果用于全球的收入再分配,将对解决贫困、环境保护等问题做出巨大贡献。最近国际专家也在提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问题。资本流动的不稳定及投机性,对产业的发展没什么好处,并且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和财富的转移。因此从增进人类福利的角度,需要对其进行管理。2008年的金融危机,欧洲在国际资本流动中是吃亏的一方,欧洲现在也提出要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只有美国是受益方(国际市场上的机构投资大多源自美国),美国为保护其利益是不会倡议资本流动管理的。

第四个缺陷是全球化背景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部性。美联储实际担当了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中央银行,其根据自身利益制定的滥发货币政策,给全球带来了经济动荡。

这个领域国际上已经有一些研究。比如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机跟美国的货币政策的关系;比如大宗商品的价格跟美联储政策的关系。这里涉及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目标等问题。

通货膨胀率又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CPI到底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指标,资本市场泡沫要不要纳入到通货膨胀这个指标当中去,这有争议;第二个,通货膨胀的目标原来是2%,现在国际上有专家建议要将通货膨胀目标提高到4%、5%。

此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际效果存在不对称性。金融全球化后,在全球范围存在通货膨胀套利机制。美国货币信贷扩张过程当中,美国投资机构第一时间获得资金,然后它们到全世界去投资,大宗商品价格涨起来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泡沫起来了。美国大量投放货币信贷,但是货币资本输出国外,不会引起本国通货膨胀。美国的通胀是通过大宗商品涨价后进口输入通货膨胀压力,特别是中国的廉价产品又抵消了它的这种通胀压力,因此尽管美国大量投放货币信贷,但在美国国内不会出现通胀,货币也就可以持续扩张。直到全世界泡沫泛滥了,它才进口通胀,然后它收紧银根,利率持续提升,以致捅破了房地产市场泡沫,捅破了全球资产市场泡沫。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现实图景。

因此,在资本账户开放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控制物价的实际效果就是被外国资本廉价收购。所以在金融全球化大背景下,单个的国家搞通货膨胀目标是很困难的。全球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货币又非国际货币,只要资本账户开放其通货膨胀就控制不住。

特别是我国人民币汇率还未实现充分的浮动,央行大量收购美元,外汇占款渠道大量投放巨量货币,央行大规模冲销,但控制通货膨胀仍十分艰难。因此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是不是要受到国际监控?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如果不可能成为现实,那未来的情境可能仍是多元储备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央行政策,显然需要受到国际社会的约束。

最后需要考虑的是IMF的功能缺陷与治理问题。如果IMF要在全球扮演央行的角色,或者充当国际货币的核心协调人,那IMF就要彻底地变革。或者如斯蒂格利茨他们建议的,在联合国下面构建新的机构,或者是把IMF纳入到联合国成为其下辖的一个部门。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未来的世界,无论是超主权世界货币还是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相当于最后贷款人,相当于全球金融监管局,这个角色谁来扮演,涉及全球性机构的创设或重构问题需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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