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通胀效应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先后遭遇了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政府部门的积极应对下,我国经济实现了企稳回升,但同时也伴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进一步增大。因此,本文以两次金融危机为背景,采用VAR模型来研究我国财政政策的通胀效应。结果表明,由于两次金融危机后政府采用的政策组合方向以及力度的不同,使得政府的融资体系也呈现出不同,进而引发通胀的原因也大相径庭。具体表现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由于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我国融资体系呈现出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非李嘉图制度,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则将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我国融资体系发生了变化,李嘉图制度的特点比较明显。这也进一步说明,不同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通胀效应是有差别的,只有准确分析我国通胀的原因,才能进一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金融危机;通货膨胀;非李嘉图制度;李嘉图制度

一、引言

通货膨胀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步入了转型调整的“新常态”时期,在此背景下,我国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促进了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的态势,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面对突如而来的金融危机,政府积极实施了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以及结构性减税等一系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配合了如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政策。在这一系列举措下,经济企稳回升,在2009年我国最终也实现了“保八”的目标,但另一方面,通胀风险等问题也日益显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6年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1%,1—10月全国居民平均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2.0%,再加上一些学者也提出当前的CPI指数中诸如房地产、教育、医疗等因素并没有得到反映,通胀水平可能被低估,因此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追溯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政府同样实施了长达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与2008年相区别的是,政府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加以配合,并且由于受困于财政能力等原因,当时的财政手段也仅限于增发国债等措施,这也导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从1997年的7.9%左右提高到了2003年的近20%。可以看到,当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部门都会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力度和方向上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以缓解对本国经济的冲击,此时大幅度的调整带来的政策效果会相对明显些,因而以金融危机为背景的实证分析也会更加有力地反映现实状况。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也都采取了较大力度的反危机措施,但由于采用的政策组合方向以及力度有所差异,引发通胀的原因也可能会不同。因此,本文以两次金融危机为背景来对政府财政政策的通胀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希望能更加深入地认识我国财政与赤字的关系,其对政府当局合理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系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一)价格水平决定的货币论与财政论

关于通货膨胀的引发因素到底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以休谟、李嘉图、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将通货膨胀视为一种单纯的货币现象。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和价格水平之间的稳定联系变弱,传统货币主义将通货膨胀视为只是一种货币现象的理论日益受到质疑。许多学者也开始研究以财政变量取代货币供给作为价格水平决定因素的模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iscal Theoryof Price Level,FTPL)”,其认为当既定的名义货币量满足货币供求相等的条件下,可能存在多个均衡的价格水平,而财政政策可能会决定其中某一均衡的价格水平,并且其独立于名义货币供给(Walsh,2003)。这为传统的货币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并为考查财政变量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二)李嘉图机制与非李嘉图机制

在“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也发现,政府针对自身财政赤字状况所采取的不同的政府融资策略和制度安排也会影响到价格水平,继而形成了李嘉图制度与非李嘉图制度。当政府承诺当期和未来政府债务的折现值全部由税收偿还,这种财政政策被称为李嘉图制。而在非李嘉图制下,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对铸币税的调整,以确保税收和铸币税的现值之和等于政府的未清偿债务(Walsh,2003)。可以看到,李嘉图制度实质是一种货币主导性制度,财政政策具有被动性,财政当局通过对政府支出、政府税收和生息债务等一系列决策的调整,从而确保政府跨期预算约束始终处于平衡状态。相反,非李嘉图制度是财政主导型制度,此时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等式只是一个均衡条件,不再是必要的约束条件。因此,财政当局在进行收支等决策时无须顾及跨期预算约束的要求,如果未来税收的折现值不足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则可通过铸币税的调整以使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等式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决定了基础货币的轨迹,而货币政策只能够决定政府的生息债务和非生息债务之间的分割,并不能够影响政府负债的总额。

(三)国内外相关的实证研究状况

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结论往往与国别和样本期的选择有关。发达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比较早,Bohn(1998)和Canzoneri等(2001)运用VAR模型考查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盈余情况,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进而也表明美国财政当局所采取的是李嘉图制度类型的政策。Afonso(2002)对欧盟十五国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没有充足的证据能证明通胀是由赤字引起的,“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并不符合欧盟国家。随后,一些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财政税源不足,再加上投资者对政府债券缺乏信心,因此政府只能通过征收铸币税来弥补财政赤字,但此时会导致公众对货币的持有失去信心,最终只会引起通货膨胀,政府为了不使实际铸币税减少,进一步增加货币发行,从而使通货膨胀恶化(余永定,1999)。而且相比以前,用于可代替货币来进行交易、消费的手段和工具越来越多,价格水平与货币交易量之间的稳定联系也逐渐变弱,因此通货膨胀不仅是一个货币现象,也表现出是由政府发行债券的实际值与财政剩余的均衡关系来决定的财政现象(龚六堂等,2002)。随后胡振飞(2005)也从货币理论在受到理论和经验上的质疑到财政论的应运而生的整个过程做了相关文献综述,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释价格现象,因此不能仅依靠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胀水平。随着包括4万亿支出计划在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趋势明显,关于通胀引发机制的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角度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却不尽相同。崔惠民等(2015)基于1952年—2012年的数据建立我国政府债务总额和初级赤字的VECM模型,得出政府结构性赤字和政府债务存在着的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因此我国的政府融资体制有显著的非李嘉图制度模式的特征。但毛泽盛(2015)通过建立盈余—负债两变量VAR模型以及周期性盈余—结构性盈余—负债三变量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1985年—2010年间我国的物价水平主要由货币政策决定,其具有李嘉图制度属性。近年来也有学者采用一些比较新颖的方法。杨子晖(2014)结合最新发展的有向无环图DAG技术,研究发现我国存在着由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到产出的同期因果关系以及由产出到财政赤字同期因果关系,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动适应于财政政策,从而增大了财政驱动的通货膨胀的风险。张雪莹等(2015)则通过建立一个由家庭、企业和政府组成的DSGE模型,从政府债务规模和期限对于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的角度,分析赤字与通胀的关系。研究表明政府债券规模和期限的变化将影响通货膨胀水平以及社会福利损失的大小。

从上述文献综述可以看出,目前虽然学者们在对此问题的分析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事实上由于不同时期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导地位不同,因此在判断我国是李嘉图制度还是非李嘉图制度时,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尤其是在伴随经济结构转型的金融危机后,由于政府为应对危机采用的政策组合方向以及力度的不同,政策效果也会出现差异,进而引发通胀的因素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以两次金融危机为研究背景,通过比较不同阶段的差异,进一步认清引起物价水平变化的基本因素,明确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也为解决当前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的建立以及数据、变量的说明。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首先基于1998年1月—2016年6月的月度数据,通过建立脉冲响应函数,直观上比较了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财政赤字与货币供应量对通胀的作用路径之间的差异,接着进一步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基于1998年第一季度到2016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构建了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盈余与贴现因子三变量的VAR模型,来进一步分析我国融资体系的变化。最后,本文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并结合我国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三、相关理论模型及数据说明

(一)理论模型

通货膨胀是一种税赋,它在扭曲私人部门行为的同时也为政府带来了收入。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财政当局的税收决策受通胀率变化的影响,反过来其也影响着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因此,在预算约束方程中加入政府部门行为可以进一步考查通胀对收入的影响。

1.政府预算约束方程

1)财政部门的单期预算约束

其中等式左边表示政府支出,Gt为政府在t期的名义购买支出(包括政府在商品、劳务以及转移支付上的支出)。it-1BTt-1为政府对t-1期末清偿债务的利息支出。等式右边为政府在t期的名义税收收入Tt、新增生息债务(BTt-BTt-1)以及中央银行将其持有的政府债券中获得的利息收入上交给财政当局的部分RCBt。

2)货币当局的单期预算约束

其中,等式左边表示中央银行支出,(BMt-BMt-1)为央行购买的政府债券总额。等式右边为中央银行收入,包括央行从财政当局收到的利息支付it-1 BMt-1、央行自身负债变化(Ht-Ht-1),这部分主要包括非银行公众持有的现金存量及银行准备金,又称“基础货币”。

3)政府部门的预算约束

将式(1)和式(2)合并:

其中B=BT-BM公众持有的政府生息债务。并将式(3)两边同除Pt,将其化为实际值可得政府预算恒等式:

铸币税,即从货币创造中获得的收入。此时若名义基础货币H的增长率为θ,则在稳态下π=θ,铸币税就可以表示为:

上式也表明通胀对政府收入的影响是通过铸币税体现的,而且由于其是无息的政府收入不必因公众预期而减少。另一方面也正是政府部门的预算约束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联系起来,说明并不是只有货币存量的变化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两者之间的主从关系仍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

2.政府跨期预算约束

假设利率因子r为常数,并将式(4)向前迭代,可得:

上式左边为政府当期和未来支出的现值之和,右边为政府当期及未来税收和铸币税的现值之和。令政府债务盈余为sft=tt-gt,则上式可以表示为:

这表明要使上式成立,政府上期末偿清债务bt-1(也就是当期政府财政赤字)必须由铸币税收入和基本财政盈余现值这两部分偿还。如果基本盈余现值减少,财政当局不调整其税赋或开支行为,这时货币当局就会被迫制造更高的通胀来保证财政预算平衡,此时政府的融资体系为李嘉图制度,具体表现为财政盈余的增加并不能弥补政府债务的增加,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余额之间互相存在着长期的正向关系。但bt-1与sft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不是区分两种制度的充要条件,因为在非李嘉图制度下bt-1是可以调整的,政府盈余增加时,负债也可以增加(万晓莉,2008)。因此可以通过判断t期的政府盈余sft与t期政府未偿清债务bt(也就是t+1期政府财政赤字)关系,来进一步判断。为了方便说明,将式(8)向前迭代一期,并设贴现因子ai=(1+r)-i:

假设一:若在t期对债务盈余sft一个正向冲击,若t+1期赤字bt出现下降,则为李嘉图制度。

由于在李嘉图制度下,政府财政赤字是内生决定的,即t期赤字bt-1是不可以调整的,t期政府债务盈余弥补了bt-1后,下期的财政赤字后必然会降低。

假设二:若在t期对债务盈余sft一个正向冲击,若t+1期赤字bt出现上升或保持不变,则为非李嘉图制度。

在非李嘉图制度下,政府t期财政赤字bt-1是可以通过相应的财政政策调整的,当t期政府债务盈余增加时,政府仍然可以进一步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来增大赤字缺口。当然也会出现,如果未来政府债务负盈余很大,那么迫于政治压力,政府会采用紧缩的财政政策来弥补负盈余,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赤字也会下降。这与假设一矛盾,但此时可以通过判断未来是否存在一个很大的负盈余以及sft对贴现因子ai的影响方向来做进一步判断。

(二)数据说明

本文第一部分采用1998年1月—2016年6月的月度数据,包括政府财政收入、财政支出、M2供应量、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同期=100)。由于中央政府债务余额缺乏月度数据,因此本文第二部分采用1998年第一季度到2016年第一季度的季度数据,包括政府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三个月期的存款利率r。其中实证分析中月度数据部分:财政赤字Def、通胀率CPI、M2数据采用的是同比增长率数据,季度数据部分则是用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def/gdp,以及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debt/gdp,贴现因子a则是用(1+r)-1计算得出。所有数据都采用census X-12对原始数据作了季节性调整。本文数据主要源于历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研网数据库以及Wind数据库等。

四、我国财政政策通胀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不同时期我国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对通胀的作用路径分析

图1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变量趋势

图2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变量趋势

对比图1和图2可以看出,两次金融危机后政府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来看,为了应对突如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政府开始由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变,图中可以看到从1998年到2005年长达七年的时间里,除个别月份外,政府基本都运用赤字财政来熨平经济周期,尤其是1998年11月赤字率达到了1.61%,随后通胀压力也进一步显现,但由于我国当时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M2的增长率相对比较平稳。相比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依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财政力度更大些。从图1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在2008年11月赤字率更是达到了2.69%,这与2008年后政府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结构性减税等政策有关,并且可以看到政府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也配合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M2增长率从2009年2月到2010年5月一直高达20%以上,在这两种政策共同发力的作用下,也造成了随后的通胀压力,2010年4月CPI同比上涨4.37%,11月同比上涨5.2%。对比图1和图2可以看出,虽然两次金融危机后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由于其力度以及与货币政策的组合不同,随后引发物价水平的反应也不同,因此本文接下来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更加直观地比较两次金融危机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影响的差异。

1.稳健性检验

表1 各阶系数的联合显著性检验

表1为三个方程的整体显著性检验,由上表可以看到各阶系数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联合不显著的假设,变量间的相关性显著。

表2 残差自相关检验

由表2可以看到,两次金融危机的序列都不能拒绝残差无自相关的原假设,即认为扰动项为白噪声。

图3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由上图可以看到,所有特征值均在单位圆内,故此VAR系统是稳定的,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但可以看到,两图中有两到三个根十分接近的单位圆,这也意味着冲击有较强的持续性。

2.正交化的脉冲响应图

图4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脉冲响应图

根据AIC准则,时间序列选择滞后3阶,从而保证扰动项为白噪声。由图4左图可以看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通货膨胀产生了负向的影响,即财政政策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胀,这也是由于当时社会中有大量闲置资源、就业率水平低,有效需求也未能得到释放等原因,因此适度的赤字在短期内并不会引发通胀,反而会刺激经济。但可以看到在第6期后,由于政府实施长达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闲置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后,导致利率的快速上升,进一步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最终造成了通胀压力[这与刘金全(2016)结论一致]。由图4右图可以到,货币政策在短期内也起到了抑制通胀的作用,但长期也会造成通胀压力。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工具有限,政府当时运用的货币政策并不多,因此适度的货币政策反而会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

图5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脉冲响应图

根据AIC准则,时间序列选择滞后3阶,从而保证扰动项为白噪声。由图5左图可以看到,2008年后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就有较强的通胀效应,并且有较长的持续期。这一方面是由于2008年前后我国经济虽然保持快速增长趋势,但主要靠投资拉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再加上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市场需求也出现了萎缩,因此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对私人投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进而通胀效应更大。另一方面,相比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主要采用增发国债的手段刺激经济,2008年后我国财政政策的力度更大,涉及的面也更广,因此产生的效果更加显著。从图5右图中也可以看到, 2008年后CPI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迅速增强,并且其冲击反应似乎要大于财政赤字对CPI的冲击反应。因此,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政府融资体系是否发生变化,本文接下来将进一步进行研究。

(二)不同时期我国政府融资体系的比较分析

1.稳健性检验

表3 各阶系数的联合显著性检验

(续表)

表3为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三个方程的整体显著性检验,由表3可以看到各阶系数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联合不显著的假设,变量间的相关性显著。

表4 残差自相关检验

由表4可以看到,两次金融危机的序列都不能拒绝残差无自相关的原假设,即认为扰动项为白噪声。

图6 平稳性检验

由图6可以看到,所有特征值均在单位圆内,故此VAR系统是稳定的,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但图6右图中有两个根十分接近的单位圆,这也意味着冲击有较强的持续性。

2.正交化的脉冲响应图

图7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财政赤字对政府债务盈余的脉冲响应图

根据AIC准则,VAR为5阶滞后,从而保证扰动项为白噪声。图7给出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滞后一期的财政赤字ldef/gdp对政府债务盈余debt/gdp的冲击的反应。从图7中可以看到,滞后一期赤字对盈余的冲击反应为正,这与假设二相一致,即在t期对债务盈余有一个正向冲击,若t+1期赤字出现上升或保持不变,则为非李嘉图制度,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一段时期内,政府主要依靠财政政策的手段来调整物价,因此财政政策的通胀效应相对货币政策更大些,这也与前一部分的研究一致。

图8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财政赤字对政府债务盈余的脉冲响应图

图9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债务盈余对债务盈余的脉冲响应图(左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贴现因子对债务盈余的脉冲响应图(右图)

依据AIC准则,VAR为5阶滞后,图8和图9给出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系统对于t期政府债务盈余debt/gdp的冲击的反应。从图8可以看到,滞后一期赤字ldef/gdp对t期盈余的冲击反应为负。在此条件下并不能直接区分两种制度,需进一步判断未来盈余以及贴现因子对t期盈余正向冲击的反应,从图9左图中可以看出,未来并未出现一个很大的负盈余,并且由图9右图可以看到,贴现因子对t期盈余的冲击反应整体为正,虽然在一段时期呈现出负的反应,但未来贴现因子的反应呈现出正向趋势,根据假设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实证更加支持李嘉图制度,即此时价格水平主要由货币政策决定。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的融资体系主要是非李嘉图制度,即通货膨胀水平主要受财政政策的影响。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相结合,使得在我国的融资体系中李嘉图制度的特点更加明显。这也说明,不能简单地断定我国到底是李嘉图制度还是非李嘉图制度,要结合不同的背景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更加准确地判断造成我国通胀压力的原因,才能进一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五、结论与建议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冲击必然会带来全球经济的剧烈波动,结合本文的分析,比较两次金融危机后政府宏观调控的差异可以发现,政府如何恰当运用这只“看得见的手”缓解来经济危机的冲击显得尤为重要,其影响了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前全球经济整体呈现出贸易和投资不景气、需求疲软的特征,我国也告别了过去三十多年来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然而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国内通胀预期却进一步增强,再加上我国在社保、教育、医疗、“三农”等方面的大量财政欠账所造成的隐性债务负担,也进一步为潜在的通胀风险埋下了隐患,政府“稳物价、惠民生”的任务也更加艰巨,因此本文结合现实情况提出了以下建议和意见。

(一)把握财政赤字规模,加强财政政策当局收支管理

两次金融危机后,政府虽然都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但可以看到,199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当时社会中有大量闲置资源,政府的财政赤字在短期内反而起到了缓解通胀压力的作用,而随着闲置资源被重新利用后,若继续依靠赤字财政刺激经济,则会引发通胀压力。而随着目前国际市场的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的趋缓,我国部分产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依据赤字财政来刺激经济的宏观环境已经发生改变,因此财政当局要依据当前财政收支状况以及社会承受能力,把握财政赤字规模,加强财政收支管理。

(二)加强央行独立性,加强通胀预期管理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部门与货币当局都呈现出一种“会计与出纳”的关系,虽然近年来央行的独立性加强,但政府仍可以采用间接的方式向央行借款和透支(崔惠民,2014)。结合实证分析,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我国融资体系更加表现出非李嘉图制度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货币政策几乎从属于财政政策的状况。因此,唯有提升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货币政策才能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非常规货币政策中预期管理的加强,央行承诺的可信性显得尤为重要,而这都建立在其独立性基础之上。面对新常态下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环境,央行独立性的加强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一定程度也会对市场主体预期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避免使用强度刺激经济的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当前,全球经济已由快速发展期进入了深度结构调整期,此时的中国也进入了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这也使得当期宏观政策的调控余地大为缩小。因此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要避免使用强度刺激经济的政策,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适度配合改革步调的同时,也要以解决重大结构性矛盾为突破口。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信贷规模迅速扩大,社会融资总量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20%上升到2015年的249%左右。适度信贷增长可以对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但如果信贷上升过快,一方面可能会进一步加大过剩产能;另一方面会导致很多行业出现严重的泡沫,从而引发通胀风险。因此,去杠杆、信贷结构的调整应该是我国目前结构调整中货币政策的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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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ationary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Two Financial Crises

Gong Xiufang,Zhao Qianyu

Abstract:Since the 1990s,China's economy has suffered the impact of two financial crises.With the active response from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China's economy has stabilized and recovered,but it is accompanied by further increase of inflationary pressures.Therefore,in the context of two financial crisis,this paper uses the VARmodel to study the inflation effect of China's fiscal polic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overnment's policy mix is different and the government's financing system is different.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8,due to the adoption of a proactive fiscal policy and prudent monetary policy,the financial system of our country showed a non-Ricardian system which was dominated by fiscal policy.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Positive fiscal policy with loose monetary policy,making our country's financing system has changed,Ricardo system features more obvious.This also further shows that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s,China's fiscal policy inflation effect is different,only through the accurat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inflation in China.In order to take further effective response measures.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Inflation;Non-Ricardian System;Ricardian System

[1] 龚秀芳(1964—),女,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2] 赵倩玉(1992—),女,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