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息质量的研究综述

一、关于信息质量概念的研究

(一)关于信息质量定义的研究

这里的信息质量主要是指企业所披露的会计财务信息的质量。具体来说,信息质量是指会计信息满足信息使用者需求的特征的综合。因为会计信息是外部投资者了解公司运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一般来说,财务信息的使用者在评价会计信息质量时,主要依赖以下标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相关性和及时性等。也就是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越高、越准确,相关程度越高,信息发布越及时,就表明披露会计信息的质量越高;反之,则说明信息质量较差。

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界定,其认为“决策有用性”是公司对外发布财务报告的基本目标。在这一前提下,可靠性和相关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特征。首先,真实性是信息质量的最基本要求,公司对外公布的财务信息是投资者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做出投资决策和其他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管理部门维持市场正常运转的重要信息来源,一旦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不能正确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可能会误导外部的信息使用者做出不恰当的经济决策,因而给外部利益相关者带来损失。其次,公司对外披露的财务信息应该能够为外部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做出相应的经济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国内的《会计准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信息质量进行了界定:第一,企业在编制会计分录和生成财务报告的过程中,应该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基础,符合会计准则对于交易和事项确认、计量和报告的要求,从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第二,企业对外提供的财务报告应当能够为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提供相关的信息,使得投资者能够对企业的业绩有着较好的掌握和预期;第三,财务报告应该能够综合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企业在对交易或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时,应当遵守谨慎性的原则,不得对收益或费用等交易和事项进行提前或延期确认和报告。

(二)关于信息质量衡量的研究

对于信息质量的衡量,学术界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总结过去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对信息质量进行度量:

其一,使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评级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度量。深圳证券交易所2001年颁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从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四个方面综合衡量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评估的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4个等级。吕慧聪(2006)在研究大股东侵占和审计监督对于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时,使用了深交所的信息考评结果来衡量信息质量。尹志宏等(2010)在研究产品市场竞争和公司治理对于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时,也使用了上述指标。王臻和杨昕(2010)在研究独立董事特征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以及钟昀珈(2012)在研究董事资本指数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时,都使用了该指标。

其二,基于市场微观结构视角,使用信息不对称指标来衡量信息质量。屈文洲等(2011)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的信息不对称指标PIN值来衡量信息质量,研究了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现金流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信息不对称指标PIN值能够较好地衡量信息质量,信息不对称水平与公司的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刘少波和汪涛(2012)在研究公平披露规则对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时,同样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的视角来构建信息质量指标。陈辉和顾乃康(2012)研究了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的现金持有量问题,基于金融市场微观结构测度的视角,衡量了知情投资者与非知情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上述研究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出发,构建信息质量的相关指标。

本报告使用上市公司的信息特征作为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包括总体信息的准确性和信息结构。信息准确性和信息结构的概念是由Easley and O’ Hara(2004)在其有关信息质量和资本成本的理论研究中首次提出的,Easley and O’Hara(2004)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出发,在关于信息和资本成本的理论研究中首次提出了信息准确性和信息结构的概念,认为一家公司的总体信息集包括公共信息和私有信息。公共信息被市场中的所有投资者所掌握,而私有信息仅被知情交易者所掌握。Easley and O’Hara(2004)认为,信息集的准确性越高以及公共信息相对私有信息所占的比重越大,信息质量越好,非知情投资者面临的信息风险越低,有助于降低资本成本。Botosan and Plumlee (2005)的经验研究结果支持了Easley and O’Hara(2004)的理论分析。

本报告使用分析师盈余预测的相关特征来衡量一家公司的信息准确性和结构。财务分析师在金融市场中,一方面充当信息中介,促进信息在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传播;另一方面向投资者提供新的有关公司未来经营和前景的有价值的信息,同时充当着信息的使用者和生产者角色。Khurana and Ra-man(2003)认为,投资者在对公司债券进行定价时,会考虑与公司未来盈余预期相关的信息。因此,债券投资者可能会从分析师的盈余预测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与分析师盈余预测相关的信息可以作为投资者所掌握的信息集特征的代理变量。借鉴Barron et al.(1998)提出的方法,使用分析师盈余预测来衡量信息的准确性和结构。

Barron et al.(1998)发现,分析师预测的分歧度反映了分析师所依赖的私有信息导致的特质性误差,而分析师预测的偏差则反映了分析师所依赖的公共信息导致的共同性的误差。因此,在Barron et al.(1998)所提出的模型中,将公共信息的准确度(h)和私有信息的准确度(s)视为可观测到的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D)、偏差(SE)以及跟踪一家公司的分析师人数(N)的函数。分别使用公式(2-9)和公式(2-10)来计算公共信息和私有信息的准确性。

式中,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D)和偏差(SE)的计算方法见公式(2-11)和公式(2-12)。Nit表示在某一年度中跟踪某家上市公司的分析师人数,Fit表示接近某一个年度结束时,分析师最近做出的盈余预测是当年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平均值,Ait表示当年盈余的真实值。

总体信息的准确度(K)用公共信息的准确度与私有信息的准确度之和来衡量,见公式(2-13)。信息结构用公共信息的准确度与总体信息的准确度之比来衡量,见公式(2-14)。

Barron et al.(2002)和Barron et al.(2006)都从理论上证实了Barron et al.(1998)采用分析师盈余预测来衡量信息质量的有效性,并且这一方法在实证研究领域被广泛采用(Botosan et al.,2004; Botosan and Plumlee,2005; Jiang,2008; Mansi et al.,2011)。随着国内证券分析师队伍的发展和壮大,分析师作为信息中介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朱红军等(2007)发现,国内证券分析师的信息搜寻活动能够提高股票价格的信息含量,提高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增强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肖作平和曲佳莉(2013)发现,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分歧度以及分析师的经验能够显著影响权益资本成本。林晚发等(2013)则发现,分析师预测在债券市场中,同样能够影响债券市场中的资产价格,例如分析师预测分歧度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而跟踪一家上市公司的分析师人数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显著负相关。可见,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具有信息含量,能够对资产价格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报告使用分析师盈余预测的相关特征作为基础指标,进而依据Easley and O’Hara(2004)提出的理论框架以及Barron et al.(1998)提出的实证模型,从信息的微观角度出发,计算出上市公司的信息准确性和结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关于信息质量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

(一)关于公司治理对信息质量影响的研究

公司治理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信息能够准确地揭示和透明化。郁玉环(2012)基于公司治理视角,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代理变量,研究了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发现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和高管持股比例以及董事会规模和财务报表审计意见等因素对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的影响,而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等因素对于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不显著,综合来看,公司治理因素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

其一,股权结构对于信息质量的影响。朱松(2006)研究了最终控制人的特征对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发现最终控制人的控制权比例越高,最终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越小,盈余信息质量越高,并且上述效应在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马忠和吴翔宇(2007)以2002～2007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金字塔形所有权结构对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发现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比例越高、终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越大,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越低,说明终极大股东为了获取私人利益而降低了私有信息的披露。徐向艺和宋理升(2009)以2004～2006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信息披露透明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同信息披露透明度显著正相关,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与信息披露透明度显著负相关。唐跃军和左晶晶(2012)研究了终极控制权和大股东制衡对于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发现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比例越高、现金流权的比例越高,则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越高,然而信息披露的相关性没有受到显著的影响,其他大股东制衡对于信息披露指数以及信息披露可靠性和及时性的影响表现为U形曲线。杨海燕等(2012)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发现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降低了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但有助于增加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性,并且作用的渠道也不同。

其二,董事会结构对于信息质量的影响。王跃堂等(2008)以中国资本市场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董事会独立性和股权制衡对于财务信息质量的影响,发现在我国股权结构存在一股独大的背景下,股权制衡的缺乏不利于财务信息质量的提高,而董事会独立性则能够发挥提高财务信息质量的正面效应,说明了董事会的独立性在提高公司透明度方面的作用,初步为国内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运行提供了经验证据。胡奕明和唐松莲(2008)以深交所信息披露评级、盈余激进度和稳健度等指标信息质量,研究了国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对于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发现董事会中有具有财务和会计背景的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重较高,都有助于提升盈余信息质量,而独立董事参会次数越多,盈余信息质量越低,独立董事的报酬与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余峰燕和郝项超(2011)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具有行政背景的独立董事对于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的影响,发现聘请了具有行政背景的独立董事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其财务信息质量相对更差。

其三,高管特征对于信息质量的影响。刘慧凤和杨扬(2009)研究了高管报酬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发现高管报酬具有会计信息激励效应。王霞等(2011)以中国资本市场发生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CFO的背景特征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发现CFO具有财务专长以及CFO是女性,都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并且CFO的财务专长能够同时降低会计差错发生的概率和频率,这肯定了CFO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的作用。邱昱芳等(2011)基于中国证监会2008年对于全部A股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专项调查结果,研究了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专业能力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发现财务负责人的工作经验和知识更新程度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而受教育程度与专业资格认证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刘启亮等(2013)研究了上市公司高管的权力配置对于公司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关系的影响。发现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有助于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但是这一提升效应受到公司内部高管权力配置结构的影响,高管权力的过度集中降低了内部控制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叶青等(2012)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首次登上“胡润百富榜”为自然实验,检验了上榜引起的政治成本上升对于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发现富豪公司在上榜之后,与上榜之前以及非富豪公司相比,会计信息质量显著降低,并且这种现象在政治成本上升剧烈的子样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张川等(2013)以1999～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离职事件为样本,研究了高管离职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发现首任高管离职以后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显著提高,这主要是为了稳固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心,构建能够替代关系型契约的正式机制。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内部控制和会计准则变更对于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黄惠平和宋晓静(2012)以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2008～2010年上市公司内控自我评估报告、内控审计报告的披露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发现自愿披露内控自我评估报告及内控审计报告的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高于没有披露的公司,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高度显著,说明上市公司加强内部控制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田高良等(2010)研究了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发现在新的《会计准则》实施以后,降低了会计盈余的持续性和价值相关性,而提高了账面资产的价值相关性。金智(2010)研究了新《会计准则》对于会计信息质量和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发现会计信息质量与股价同步性显著正相关,但是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削弱了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二)关于盈余管理对信息质量影响的研究

无论是在股票市场,还是在债券市场中,较低的信息质量会导致融资成本的升高。这样一来,上市公司在进入资本市场融资之前,管理层有强烈的动机来进行盈余管理,发布具有误导性的财务会计信息,从而获得潜在利益。在股权融资市场中,上市公司在股票首发以及增发等再融资的过程中均存在着盈余管理现象(林舒和魏明海,2000;章卫东,2010;李增福等,2011;章卫东等, 2013)。同样,在债券市场中,Pae and Quinn(2011)发现,债券发行方在进入债券市场融资之前,同时运用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Caton et al.(2011)则发现企业在进行债券再融资的过程中存在着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国内学者袁克利和于金亭(2012)也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在发行公司债券前同时存在着显著的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在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管理人员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广泛实行的应计会计准则为上市管理层伪装公司的真实业绩提供了便利的途径(Schipper,1989)。根据会计准则中的权责发生制原则,会计利润包括现金流量和应计部分两个组成部分,应计部分又可以分为非操控性项目和操控性项目,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调整操控性项目来实现隐藏公司真实业绩的意图,并且这种调整可能在会计准则的约束范围内就可以实现,这种在会计准则约束范围内的调整就称为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同时,除了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以外,上市公司还可以通过操控生产成本、现金流量或酌量性费用来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二者相比,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所造成的经济后果更加严重(Zang, 2012)。

上市公司通过应计项目操控或者安排真实交易来进行盈余管理,都可能会导致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降低,使得这些信息无法传达有关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真实而准确的信息。陆瑶和沈小力(2011)发现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与股价中有关公司层面信息的含量显著负相关,认为盈余管理是降低我国公司层面信息质量的重要原因。Mock et al.(2000)也发现新兴资本市场中公司层面的信息质量较差。

(三)关于信息质量对融资成本影响的研究

1.信息质量与股权资本定价

信息质量与股权资本的定价问题一直是国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理论研究方面,Easley and O’Hara(2004)研究了信息在影响公司资本成本方面的作用,发现了信息组成中公共信息与私有信息的比重差异会影响资本成本,对于持有私有信息比重更高的股票,投资者相应地要求获得更高的收益率,因为在与知情交易者交易的过程中,非知情交易者处于不利地位,在均衡状态下,信息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影响资产价格,公司可以通过选择会计处理方法、分析师评级以及市场微观结构来影响资本成本。Botosan et al.(2004)研究了信息质量在决定股权资本成本方面的作用,发现股权资本成本与公共信息的准确性负相关,但是这一效应被股权资本成本与私有信息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所抵消,公共信息与私有信息对于股权资本成本产生相反的效应,说明公司管理层在评估会计信息披露政策时需要考虑公共信息与私有信息二者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国外有大量学者对于信息质量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Armstrong et al.(2011)研究了信息不对称影响资本成本的条件,发现当市场不完全竞争时,信息不对称对于资本成本产生正向影响,而当市场接近完全竞争时,信息不对称与资本成本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这说明市场竞争程度是决定信息不对称与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Lambert et al.(2011)研究了不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差异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发现在完全竞争模型中,不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差异通过信息的准确性而不是信息不对称来影响资本成本,信息披露能够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Fu et al. (2012)使用手工搜集的上市公司临时报告频率的数据,检验了财务报告频率对于信息不对称和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发现提高财务报告频率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和股权资本成本,并且在考虑了公司财务报告内生性选择的问题以后,检验结果仍然是稳健的,这为增加财务报告频率的合理性提供了经验支持。

更进一步,Botosan and Plumlee(2013)研究了信息的准确性、结构性以及传播性等特征,以及在股票的定价过程中是否被定价,发现随着信息结构中私有信息的增加,股权资本成本升高;而随着信息的扩散以及信息准确性的提高,股权资本成本降低。Barth et al.(2013)研究了股权资本成本与会计盈余信息透明度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盈余以及盈余变化传达的同期盈余实际情况的程度来衡量透明度,发现在控制了影响资本成本的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会计盈余信息透明度与预期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Hwang et al.(2013)以韩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知情交易概率模型(PIN)研究了信息风险对于隐含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发现以知情交易概率衡量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隐含股权资本成本正相关。Barron et al.(2013)研究了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准确性对于资本成本的影响,以及上述关系如何受到可获得信息的数量、质量和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发现信息准确性能够改变信息不对称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发现信息不对称在多数情况下导致资本成本的增加,只有在公共信息很少时才会降低资本成本,并且当总体信息质量很高、市场竞争充分时,信息不对称对于资本成本没有影响;当公共信息水平很低时,私有信息准确性降低了资本成本,而当总体信息质量较低时,私有信息准确性提高了资本成本。

信息质量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定价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汪伟和蒋高峰(2004)以2002年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16家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发现在控制了公司规模与财务风险等变量以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王华和张程睿(2005)以2001～2003年新发行A股的17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信息不对称对于公司IPO筹资成本的影响,发现信息不对称程度与公司IPO筹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以及总成本均显著正相关,IPO前的透明度越低,公司的IPO筹资成本越高。曾颖和陆正飞(2006)以深圳证券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披露总体质量与盈余披露质量指标来衡量信息披露质量,研究了信息披露质量对于股权融资成本所产生的影响,发现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影响因素的前提下,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有助于降低边际股权融资成本。晏艳阳等(2008)运用深交所2002～2005年的数据,以深交所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指数来衡量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研究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对于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发现信息披露质量对股权融资成本有滞后影响,以前年度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有助于降低股权融资成本,但是当年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支晓强和何天芮(2010)分别采用是否发生财务重述以及构建的自愿信息披露质量来衡量强制信息披露质量和自愿信息披露质量,研究了信息披露质量对于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发现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并且发现检验二者对于权益资本成本的联合影响,要优于分别检验二者对于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邓永勤和张水娟(2010)研究了上市公司总体信息披露质量和盈余信息披露质量对于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发现总体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呈U形关系,盈余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

2.信息质量与债务资本定价

信息质量对于债券资本成本的影响在国外学术界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Ziebart and Reiter(1992)研究了信息披露对于债券信用评级和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披露对债券信用评级和收益率产生直接的影响;另外,信息披露还通过影响信用评级而间接地对债券收益率产生影响。Sengupta (1998)研究发现,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发行债券时的有效利率成本越低。这说明公司的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完整性有助于降低投资者对于公司债券违约风险的预期,尤其是在市场不确定性较高时,信息披露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债务融资是重要的外部融资来源,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司信息披露的动机与结果。Francis et al.(2005)使用盈余信息质量来衡量信息风险,研究了信息风险的定价问题,发现盈余信息质量越差,债务资本成本越高。Yu(2005)研究了会计信息透明度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横截面回归发现,会计信息透明度排名越靠前,公司债券信用利差越小,并且这一关系在短期债券中尤为显著,这些发现与自愿性信息披露以及不完全信息理论相符合。另外,作者还发现,会计信息透明度对于公司债券一级市场利差的影响大于二级市场。Gu and Zhao(2006)研究了信息准确性和债务成本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共信息和私有信息准确性的提高,都有助于降低债务资本成本,这与已有研究发现股票市场中私有信息准确性与股权资本成本正相关的结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发现公共信息与私有信息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因此,公司管理层在选择披露政策时,不仅需要考虑公共信息与私有信息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权衡债务资本成本与股权资本成本的相对重要性。Bharath et al.(2008)研究了借款人会计信息质量在债务契约中的作用,检验了会计信息质量如何影响借款人在银行贷款和公司债券融资之间进行选择,以及对于债务合约设计的影响,发现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债务融资方式的选择,会计信息质量差的借款人更偏好银行借款,在债务定价的过程中,银行贷款定价同时使用价格和非价格条款,而公司债券的定价主要通过价格条款,会计信息质量对于公司债券利差的影响是银行贷款的2.5倍。

近年来,Costello and Wittenberg-Moerman(2011)使用内部控制报告来衡量财务报告的质量,研究了财务报告质量对于债务契约的影响,发现当公司出现重大的内部控制缺陷时,债权人会更多地使用价格以及担保条款来保护自身的利益。Mansi et al.(2011)采用分析师预测特征来衡量信息披露质量,研究了信息质量对于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发现分析师预测的分歧度、公司的特质性风险以及知情交易的比率越高,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越低,收益率利差越高,这一结论具有经济上的显著性,并且在考虑了影响债券成本以及信息环境的不同代理变量的情况下仍然显著。Qi et al.(2010)检验了盈余信息质量对于债券流动性以及债券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较高的盈余信息质量不仅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性,而且降低了不确定性,进而改善了债券的流动性,降低了债券融资成本。

由于国内的债务融资以银行贷款为主,因此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质量对于银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张纯和吕伟(2007)研究了信息披露水平、市场关注程度对于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发现信息披露水平和以分析师为代表的市场关注程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融资约束。于富生和张敏(2007)以深交所部分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深交所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水平来衡量信息质量,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对于债务成本的影响,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这一关系是稳健的。徐玉德等(2011)研究了不同制度环境下信息披露水平对于公司债务融资活动的影响,发现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公司的银行债务融资约束,并且这一关系受到产权性质的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对于非国有企业新增银行借款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市场化水平高、政府干预程度低以及法治环境好的地区,这一效应也更为显著。夏芸和徐欣(2011)以2007～2009年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建立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指数,研究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债券契约之间的关系,发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公司获得贷款的概率,并且能够显著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改善债务期限结构。

随着国内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虽然陆续有学者开始关注信息质量对于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偏少。周宏等(2012)以2008～2011年中国非上市企业债券为样本,采用无形资产占发债企业账面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信息不对称程度,研究了企业债券发行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对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方红星等(2013)采用2007～2011年间在沪深交易所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数据,以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正面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来衡量信息质量,研究了产权性质和信息质量对于公司债券初始定价的影响,发现国有产权能够发挥隐性担保作用,国有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信用利差更低,而信息质量的提高则有助于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但是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说明政府的隐性担保可能会使投资者忽视对上市公司信息质量的必要关注,存在诱发道德风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