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而死于乐

八、生于忧而死于乐

《孟子·告子下》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闲，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大意是说忧愁、困苦的环境能使人常存进取之心，安逸、享乐却容易使人沉沦。

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工作中被重用，胶鬲从贩卖鱼盐的工作中被举用，管夷吾从狱官手里释放后被举用为相，孙叔敖从海边举用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井中被举用登上相位。所以上天将要降落重大责任在这样的人身上，一定要首先使他们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使他受贫困之苦，使他做的事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那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使他性格坚定，增加他不具备的才能。而后才能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真理。

（一）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指处在安定的环境下要想到可能产生的危难祸害。有一次，宋、齐、晋、卫等十二国联合围攻郑国。郑国忙向晋国表示同意，其余十一国因为惧怕晋国，也就停止了进攻。郑国为了答谢晋国，赠送给晋国许多兵车、乐器、乐师和歌女。晋悼公十分高兴，于是把歌女的一半分赠给他的功臣魏绛，并对他说：“你这几年中为我出谋划策，事情办得很顺利，真是太好了，现在让咱们一起来享受吧！”然而魏绛却不肯接受，劝晋悼公说：“现在您能团结和统率许多国家，这是您的能耐，也是大臣齐心合力的结果，我并没有什么功劳，怎能无功受禄呢？不过，我很愿意您在享受快乐的时候，能够想到国家以后的许多事情。《书》上说：‘安居的时候应该想到可能发生的危险。’能够这样做事才会先有准备，有准备才可避免失败和灾祸的到来。”虽然处在平安的环境里，也想到有出现危险的可能。指随时有应付意外事件的思想准备。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就是一个处泰虑否的人。他辅佐其父李渊身经百战夺得天下，在兄弟争斗中获胜、高居皇位之后，并没有因为天下一时的太平而满足。隋王朝迅速覆亡的前车之鉴，使他在成功后深怀戒惧，如履薄冰，惟恐重蹈覆辙。深沉的忧患意识使他特别注意汲取隋亡的教训，他曾和大臣辩论“创业与守成孰难”的问题，结果达成共识。太宗告诫臣下：“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当思与公等慎之。”他慎于用人，任人唯贤，从谏如流；反对奢侈，厉行节俭。如贞观二年，群臣因太宗患病，考虑到其居住的皇宫低下、潮湿，再三奏请建造一座楼阁供其居住。太宗以花销大为理由，坚决谢绝了臣下的好意。太宗自登基直到去世，在23年的时间里，居安思危思想一直贯穿其执政的始终。这表明，他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创业已成为过去，躺在光辉的历史上是无济于巩固统治。故而强调守成成为当务之急，君臣必须谨慎对待，进一步励精图治。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唐太宗进入晚年，对于身后事业能否长久，越来越表现出担心。贞观十四年，他对大臣说，“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并举秦始皇平六国、据四海，末年不能善守为例，要求群臣“念公忘私，以克终其美”。魏征补充说：“战胜易，守胜难。”第二年，当太宗又提出“守天下难易”时，魏征干脆说：“甚难。”太宗进一步问道：“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魏征解释说：“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守成何以甚难，在这里说得再简单明了不过了！正是这种忧患、戒惧意识，使得太宗群臣上下一心，励精图治，才出现了“贞观之治”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

反之，居安不思危，祸患紧相随。唐玄宗在执政的前期，针对中宗、睿宗以来的弊政，锐意改革，抑制贵戚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启用姚崇、宋璟等为相，任用贤才，虑心纳谏；整顿吏治，严明刑赏；提倡节俭，轻徭薄赋；限制佛教，裁汰僧尼；整顿税制，平抑粮价，发展农业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的施行，使开元时期“家给人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史称“开元之治”。但当改革取得成效后，玄宗便开始满足现状，奢侈享乐，骄奢淫逸；罢免张九龄的相位，专任奸人李林甫、杨国忠为相，诛杀谏臣，拒谏饰非；宠爱杨玉环，加封安禄山等等。在他执政的后期，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使国家从发展的巅峰上跌落下来，于是“唐室遂微”。可见，在繁荣昌盛之时，就是警钟长鸣之际，切不可高枕无忧，乐而忘忧。

（二）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行百里者半九十。”愈是在事业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刻，愈要防止功亏一篑而走向灭亡、失败。能自觉这样做，就可能顺利地化否为泰，转危为安。1944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正处于伟大胜利的前夕，3月份，《重庆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对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其中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骄傲必败，腐化必败，分裂必败。李自成1629年参加起义，历尽艰难，1643年占领西安，1644年初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打到北京，三天打下北京城。然而，起义军将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贪图禄位，享乐腐化，争权夺利，宗派斗争，将相不和，最终酿成全军覆没的历史悲剧。毛泽东对李自成的迅速失败，有痛心彻骨之感；对中国共产党人即将取得的胜利会不会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有履冰之忧。因为在如火如荼的抗战进入胜利的关键时刻，党内外普遍存在着希望早日胜利，以松一口气的思想和厌战情绪，对胜利后遇到的新危险缺乏思想和心理的准备。时局在急剧变化，形势错综复杂，稍有疏忽就可能危及全局。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立即把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作为学习和整风的教材，告诫中国共产党人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要以史为鉴，经得起考验：“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让胜利冲昏头脑，避免重犯胜利时的骄傲的错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正是这种警戒意识、忧患意识，使得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在由否转泰的最后时刻，避免了失误和失败，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周易》说：“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只要心中时刻自警：有灭亡的危险，有灭亡的危险啊！这样，就可以像把东西系结在丛生的桑树上一样牢固，安然无恙。

《周易》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宋代欧阳修在《五代史令官传序》中总结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记得《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阳春三月，燕妈妈带着几只小燕子从南方飞过来，它们来到一个法官的庭院，在那儿安了家。燕妈妈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每天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地为燕宝宝找虫子吃。一天燕妈妈说：“你们已经长大了，应该学会独立生活了，从明天起，我开始教你们……”燕妈妈还未说完，小燕子们就嚷着不肯学，燕妈妈终因过于溺爱小燕子，也就算了。又一天，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燕妈妈和往常一样去为小燕们找吃的，而此时有一条蟒蛇悄悄地爬上来，小燕子们叽叽喳喳地叫着妈妈，可是妈妈早已飞远了；它们又对蟒蛇说：“这里是法院，你不能放肆！”可蟒蛇才不管呢，照样吃了它们。燕妈妈回家后看见斑斑血迹和零乱的羽毛，悲痛欲绝。对于小燕子们的悲剧都应该避免和杜绝。在燕妈妈要教小燕子们学飞翔、捕食和逃避敌人攻击的方法时，它们却说：“妈妈，我连站都站不稳，怎么学飞翔呢？”还有的说：“妈妈，你看，你把我喂得这么胖，怎么飞得起呢？我们待在家里，替妈妈看家不好吗？”其实，就在这时，悲剧的祸根已经埋下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一种辩证思维，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说的就是这条规律；孙中山先生十五岁以前穿不起鞋子，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幼年以棺板当床，大作家曹雪芹“寒冬噎酸菜，雪夜围破毡”，是对这条规律的验证。生与死，忧与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两者相互依存，又依一定的条件而转化。艰苦、忧患可以使人自强不息，奋斗不已；安逸享受容易叫人满足现状，颓废丧志，从而各自走向反面。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仅是古训，而且又是一门领导艺术，牢记它就防患于未然，避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后果发生。各级领导干部都握有大大小小的权力，人民需要我们用权力去尽责任、尽义务；居心不良者也试图利用我们手中的权力达到他们的卑鄙目的。如果我们丧失警惕，追求安逸、贪图享受、骄傲自满、昏昏欲睡，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反面，走向毁灭，成为“阶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