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爱国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了东三省,然后又把魔爪伸向热河、察哈尔和关内。1933年和1935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塘法协定》、《秦土协定》等卖国投降条约,承认日军占领东北的“合法化”,使华北门户洞开。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广大爱国的青年学生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抗日救国,不愿做亡国奴,成为广大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救国的《八一宣言》,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是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2月9日,清华、燕京、东北大学等数千名爱国学生冲破军警的封锁和包围,举行大规模抗日救国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大刀、水龙头、警棍,毫不畏惧,英勇搏斗,充分体现了中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当天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准备更大规模的斗争。12月16日,国民党反动当局预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生和一万多市民在天桥和正阳门前举行大会和游行示威,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收复失地。游行群众再次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北平学生的“一二·九”、“一二·一六”爱国运动,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和各界民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宋庆龄和北平各大学进步教授以及外国友人斯诺夫妇等各方面人士都对学生的行为给予支持和帮助。南京、上海、天津、武汉、西安、太原等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各界群众相继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发表宣言和通电,要求保卫领土主权,停止内战。
“一二·九”运动不断向全国扩展,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出现了新高潮。为了使抗日救亡运动坚持和发展下去,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北平学联党组织及时分析了形势,认为必须深入工农群众,把学生运动与工农群众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1935年底,近500名大中学生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不久,上海等城市也组成抗日宣传团,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爱国学生开始找到了自己扎根的土壤,正确认识到了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位置和作用。
为了保存学生骨干,坚持长期斗争,扩大抗日救亡战线,北平地下党组织决定在北平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一组织很快发展到全国,团结广大青年战斗在抗日救亡和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线,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对“一二·九”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敌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一二·九”革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不仅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了壮丽的、划时代的史诗,而且开辟了青年学生运动的正确方向——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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