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与利益冲突

二、真理标准与利益冲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同时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认为文章“荒谬”、“砍旗”，而有的人则认为这是“东风第一枝”，是“一颗彻底摧毁‘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重磅炸弹”。但无论怎样，这篇文章对当时国人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邓小平同志说过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在中国历史上，以和平的手段所进行的革命并取得成效的，除了这次改革开放以外，还找不到第二个案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公理，为什么还要进行大讨论才能取得共识呢？这就要从我国的文化传统上找原因，中国的文化传统缺少科学的基因。什么是科学的基因？科学的基因就是社会成员依照科学实验的结果来验证假设和主张，能够得到验证的，就是真理；不能够得到验证的，就是谬误。西方的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具有科学的基因，这个科学的基因是西方社会能够就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取得社会共识的基本原因。有谬误不要紧，只要社会成员对科学实验的结果能够奉行公平的态度，谬误迟早是可以得到纠正的。在一个社会中，如果能够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在最高位置，在碰到利益冲突、信仰冲突时仍然能够坚持这个标准，这个社会就会向前发展；反之，社会就会停下发展的脚步。汉唐以后的中国历史轨迹和西方社会的历史轨迹，清晰地证明了这个论断。

时至今日，中国人之间寻求共识的难度依然没有太大的改进。对于持不同观点的人群，争执的后果往往会演变为意气用事，谁也不能说服谁。这和西方人争执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人在争论以后，就会进一步研究和找实际依据，在有了依据以后再来进行讨论，受到实践支持的主张就会得到支持，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北美的殖民地在独立战争以后，在费城经过数月的谈判，最后达成了妥协并签署了协议，形成了至今仍然充满活力的美国宪法。而中国人之间的争论，参与各方很少有去寻求实践支持的，不寻求实践支持就只有寻求权威支持，所以中国人之间的争议多半是通过权威者的作用才达成共识的，这是威权主义在中国盛行的社会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民间有“谁有道理就听谁”的谚语，这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和许多具有智慧的真理准则的命运一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命题，在碰到利益冲突和信仰冲突时，中国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忘掉了，或者把它置之脑后，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就以真理标准大讨论时反对这一命题的人来说，他们反对的也不是这个命题本身，而是对这个命题可能引发的政治后果担心，也就是说，他们所顾忌的是这个命题的利益冲突。

真理标准服从利益冲突和信仰冲突，才是中国官场的真正传统。以前面提到的乾隆皇帝接见马戈尔尼为例，当携带着西方先进文明信息的马戈尔尼使团来拜会他时，对方所提得要求只不过是在北京派驻外交使团以及一些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安排，但是这些要求与乾隆皇帝“天下共主”和“华夷之防”的信仰有冲突，可能还与乾隆皇帝内心对英夷颠覆政权的担心有关，也就是与爱新觉罗家族的长远利益冲突有关，马戈尔尼的请求被一概加以拒绝。全球贸易是世界潮流，创新和转型也是世界潮流，我们从事后看来，当时的真理是掌握在马格尔尼一方的，但是真理敌不过利益冲突和信仰冲突。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的确可以说乾隆皇帝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负有直接的责任。

服从真理所带来的将会是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信仰的科学化也将会带来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是人类历史所反复证明的公理。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有矛盾时，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有矛盾时，往往很难做出理性的选择。例如，在清朝末期进行宪政改革时，朝廷和社会力量完全有机会达成一项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妥协，推动社会的改良政策。但是当时的朝廷顽固地坚持为皇族攫取权力，过分看重皇族的眼前利益，而把社会力量推向革命的一方。最后的结果就是革命兴起，朝廷覆灭，皇族为坚持眼前利益付出了致命的代价。同样，中国民间有“富不过三代”的谚语，主要是因为富豪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富豪出于对子女眼前利益的考虑，往往对其放纵和溺爱，养成子女不需要付出就可以得到的习惯，从而缺少形成才干和素质必不可缺少的磨练，子女就缺少独立人格和素质，成人后在社会上的竞争力就不强，就会被社会淘汰。

利益冲突时顾自己超过他人、顾眼前超过长远，是中国官场中的一个劣根性。这个劣根性至今还在广泛地发挥着影响，在腐蚀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如果大部分党政干部能够身体力行这些原则，中国的社会就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

问题是党政干部也是人，受中国官场文化的影响，多半都不能平衡好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正是因为这个通病，上述宗旨和原则在实践中被打了折扣，甚至还有一些是南辕北辙。对党政官员需要一场关于科学辨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启蒙。适度放弃一些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有益的。一个正面的例子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干部退休制度，对于退休的官员来说，不能像以前那样无论多么老迈都可以继续占据领导岗位，是个人放弃了眼前的利益，但是这个制度对社会是有益的，对退休官员自身来说，其生活质量也有机会提高，所以长远来看对自己也是有益的。现在许多改革推进维艰，根本的原因就是党政官员不能处理好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从而成为改革的阻力。对官员来说，最放不下的是形形色色的特权，其实，特权才是真正的“麻醉人的鸦片”，特权上瘾的官员，其人生多半会是灰暗的。有一位北欧国家的首相骑自行车上班，他放弃了特权，赢得了一个健康的人生，总体上是得大于失，这是人生的智慧，是值得中国各级官员深思的。

其实，信奉真理，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没有那么复杂。有人认为复杂，主要就是因为信仰冲突和利益冲突。佛家有“放得下”，中国民间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说法，都是协调信仰冲突和利益冲突的智慧。只有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创新型社会。

对真理的追求，还应该注意不要受到“小概率事件”的迷惑。任何的规律皆有例外，规律中的例外就是小概率事件。中国人的思维缺少科学的基因，利用小概率事件来作为立论依据的案例比比皆是。就以“中国人思维缺少科学基因”这个命题为例，在国际比较中、在统计学意义上，这个命题是成立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中国人的思维都缺少科学基因。这个命题的准确涵义是，多数中国人的思维缺少科学基因，少数中国人有。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者来说，不受小概率事件的迷惑，看透问题的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才是追求真理的正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