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第一，实践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

关于实践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论著中进行了深刻地论述。他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样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2]

恩格斯、列宁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过全面阐述，如恩格斯指出“一切（变化）都是由于人的活动”，由此发生的“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终极原因”。[3]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实践唯物史观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即“相适应”或“发生冲突”），形成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于是，我们将实践唯物史观确定为三个基本点：一是自然历史过程是指没有受到人为干预的社会自身的变发过程，“这样才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列宁语）；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单方面的发展史，而是两者相互作用的自然历史过程；三是“人通过人的劳动”才能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发生交互／反馈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然而，有学者却谈什么“唯物史观的新发展”，并说“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最终归根于生产力”，“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5]在这本《新科技革命与唯物史观的新发展》中不仅只有“物质生产力”，物质性的生产关系（即财产占有关系），而且没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作用机制。显然这是对实践唯物史观的一次篡改和倒退。“物质生产力”只是唯物史观“全部生产力总和”（包括“个人生产力”、“集体生产力”、“物质生产力”、“自然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等）中的一个物质要素，物质性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除此之外，还有“思想关系”和“技术关系”等）只是“生产关系总和”中的一部分。所谓的“新发展”是对现实活动中“生产力总和”、“生产关系总和”即五者或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化发展的复杂系统的篡改。

有的学者只从“科学技术”本身，而不是从“科学技术的应用”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动力观”和“科技创新动力观”。认为，只提出“生产力动力观”，是因为“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以‘生产→技术→科学’为主导的时代，科学技术对生产的前导性尚未在实践中显化”。有学者还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人类的实践格局已由以‘生产→技术→科学’为主导，转向以‘科学→技术→生产’为主导了”。于是，“科学技术与生产相比，处于优先地位，处于‘第一’的前导地位，处于推动后者（生产）发展的动力地位”。这种观点与曾经流行过的说法是一样的，即认为古代是“生产→技术→科学”，近代（指1831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而开创的人类利用电能的新时代）是“科学→技术→生产”，而现代（指“二战”结束以后）是“”。其实，这些关系模式过于简单，都不符合我们的统计分析结果。

第二，从“生产力推动”到“创新驱动发展”。

大家知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发展的“生产力动力观”。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讲的都是生产力层次的构成及其地位，从哲理框架上来看，它们都还属于“生产力动力观”。根据知识经济的时代特点及其要求，我们认为：全面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文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正如江泽民在《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序》中指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他在中国科协四大上也曾讲过“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世界变化太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指的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代表党中央作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力量位置。”这就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将“生产力动力观”拓展为“科技创新动力观”，即科技创新是发展现代生产力的重要动力，“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三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后者是对前者的拓展与深化。

我们认为：这里的“科学技术”是指“科学技术的应用”，按照现在的话说，是指“科技创新”（即科技成果的首次商业性应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经济学手稿》、《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等著作中多次指出：“生产力中包括科学”，“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被列入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随着大工业的继续发展，创造现实的财富……决定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邓小平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时明确指出：“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从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理论阐述来看，“科学技术”也是指科学技术的应用。他说：“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这里的“生产资料”似应理解为“劳动资料”即“物质生产力”——引者注）；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又说：在现代，“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江泽民也明确指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没有科技创新……经济就只能永远受制于人”。所以，只有将“科学技术”理解为“科学技术的首次应用”即“科技创新”，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同时，也只有这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和科技创新动力观的概括才能得以成立。因为科学技术知识，只具有潜在的生产力功能和经济价值，只有将“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变成直接生产力”（马克思语），或“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它才会成为“第一生产力”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三，科学、技术、经济之间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复杂而有规律的历史现象。

关于科学（S）—技术（T）—经济（E）之间关系及其演变规律的上述种种猜想，不符合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统计规律。1992年前后，我们根据日本伊俊太郎等360位教授编的《简明世界科学技术史年表》、日本菅井准一等编的《科学技术史年表》、上海编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和赵红州主编的《大科学年表》上所载的科学、技术成果，分别进行统计分析和历史考察，首次发现人类社会七千年（B．C．50～A．D．20世纪）间，技术高潮（T／ST＞50％）国家或地区与科学高潮（S／ST＞50％）的国家或地区都发生在北纬40度左右，并沿着东—东—西—西—东—西—西—西方向交替演变（见表9－1、表2－1）。我们将此称为北纬40度现象，简称为40°N现象。[6]

表9－1 人类社会技术高潮与科学高潮交替演变轨迹

表9－1所揭示的技术高潮与科学高潮交替演变轨迹，与几乎所有的科技史论著、教材的描述和赵红州教授通过统计分析发现的“人类科学文化的特长周期涨落现象”基本上是一致的。赵红州认为涨落顺序是：多中心时期Ⅰ→古希腊科学高潮→多中心时期Ⅱ→隋唐中国科学高潮→多中心时期Ⅲ→欧美科学高潮。赵红州的“多中心”与我们的“技术高潮时期”，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一一对应的。

40°N现象还表明：近代以来的技术活动中心（Ti／∑T≥20％国家）、科学活动中心（Si／∑S≥20％国家）、经济活动中心（GDP总值的世界排序居于第一、二位的国家）的纵向横向转移亦有明显的规律性（见表2－1）。[7]表2－1亦证实了表9－1的转移方向和规律性。

从表9－1和表2－1不难看出：自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经济三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时空结构，即按其活动中心起始年代算的发展次序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是统计分析的结果，我们通过理论推导也得到了证实。三个元素（S、T、E）的组合只可能有顺时和逆时两种组合方式及其六类“关系模式”，即顺时组合式有：S－T－E、T－E－S、E－S－T，逆时组合式有：S－E－T、E－T－S、T－S－E（见图2－4、图2－5）。而且，主导模式的变化亦有明显的规律性（见图9－7）。

如图9－7所示，各个时代的主导模式亦可推导出来。而且这些关系模式的演变又呈现为顺时组合式与逆时组合式的交替变化规律，并预测下一个时代的关系模式，又开始一次新的轮回（见表9－2）。

图9－7 主导模式的构成及其演变

表9－2 近代以来“关系模式”演变过程的理论推导

关于科学、技术、经济之间的关系模式及其演变，无论是统计分析还是理论推导，其结果都是十分惊人的吻合。从而表明：我们的统计分析结果是既可靠又可信的。

从表2－1和图9－8可以看出，“关系模式”的构成及其演变存在着明显的规律性：第一，在一个轮回中，由“三三”式（即一个轮回中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三个国家模式）构成一个序列；第二，科学中心与技术中心总是不断地交替演变，而经济中心的位移由第一个阶段（英、法、德）的居末，经过第二个阶段（美、苏、日）的居中，变到第三个阶段（中、印、非洲东部某国）的居首；第三，每一个阶段中有一个主导模式，如近代西欧的主导模式为S－T－E，即英国的S－T－E，法国的T－S－E，德国又重现英国的模式，而且模式的变化呈现为顺时组合式—逆时组合式—顺时组合式的交替演变，其演变过程呈现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第四，主导模式的构成及其变化，是由第一个阶段主导模式依次顺延的三元组合（见图9－7），从而表明科学、技术、经济之间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并预测下一个时代的主导模式为S－T－E，开始一次新的轮回；第五，近代以来的科学中心、技术中心、经济中心的纵向和横向转移都是长周期与短周期的交替变化，而且每个周期持续的时间渐趋缩短（见表2－1）。当变化到一定时期以后，周期波动现象可能会消失。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我们曾预测：中国将会于2010年前后先成为世界经济活动中心，即我国GDP总值位居世界第二。同时作出我国将于2020年之后成为科学中心、GDP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印度可能成为经济中心的预测（见表2－1）。我们的第一个预测值已于2010年如期变为现实（10多年前作出的如此准确的预测，只能表明40°N现象的统计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至于第二个预测和关于下一个时代的关系模式及其主导模式的预测（见图9－7、8）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为此，从现在开始我国就要坚持实施E－S－T关系模式，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工程。

综上所述，统计分析与理论推导的结果雄辩地表明：科学、技术、经济之间的关系模式及其演变，并不是像有人断言的那么简单，而是从古至今经历了许多的交替演变，即从17世纪中叶以来已有四类“关系模式”的变化。显然，“马克思生活的时代”（1818—1883）并不是以“生产—技术—科学”为主导的时代，而是处于生产—技术—科学关系模式的不断变换之中的S－T－E时代。正是马克思的高瞻远瞩，揭示了时代的新特征。他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生产过程服务”，“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了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用于实践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又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于是，才提出“生产力中包括科学”的伟大思想。在已经过去150多年里，时代特点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的世界已从一个受资本支配的时代转变为受知识支配的新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关系模式”（E－S－T），而且科学中心、技术中心、经济中心之间的转移周期日趋缩短（见表2－1）乃至于科技经济一体化。这就是我们在《腾飞之路——技术创新论》中论述过的“知识经济是知识经济化与经济知识化这两种趋势相结合、相统一的经济形态”。

第四，实施21—23世纪的“关系模式”，关键在于强化全面科技创新。

如上所述，21—23世纪的主导模式是E－S－T，即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以经济、社会的需求（市场）为导向，通过首次商业性应用（样品、样机“开始制造出来”），尔后大面积，乃至全社会推广应用，驱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我们讲的“全面创新”。因此，强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创新，就成为实施E－S－T这个21—23世纪的关系模式的关键之所在。

关于全面创新问题，前面已经展开了系统地阐述，在此，还强调两点：一是在横向创新活动中要重视三者或五者的同时创新和纵向创新过程中的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及其全面驱动发展所形成的反馈圆环，即协调创新，从而实现整合效应；二是，创造激励人的积极性、首创精神并施展全部才华的整体环境。这两点，对于我国的创新事业既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又具有深远的意义。21世纪即亚洲世纪是人类社会开始迈入低碳社会并向无碳世界过渡的伟大时代[8]，我们的创新事业就要超越工业社会（高碳社会）那种不顾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只追求物质财富最大化的发展观，即要坚决克服“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向，认真落实“一切发展为人民”的理念。

总之，40°N现象的发现和应用，不仅有助于理解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且为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提供了有力支撑。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552页。

[4]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页。

[5] 王淼洋、周林东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科技革命与唯物史观的新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22页。

[6] 陈文化：《科学技术与发展计量研究》，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2－133页和《40°N现象与21世纪的“中国中心”》（1999年），后者收入《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9－214页。

[7] 陈文化：《40°N现象与21世纪的“中国中心”》（1998），收入《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9－214页。

[8] 周晓春、田幸、陈文化：《低碳发展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1－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