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哲学准备

第二节 毛泽东的哲学准备

《实践论》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型作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不仅包括哲学方面，还涉及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毛泽东首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哲学部分中国化是有原因的，从主观原因看，是因为毛泽东对哲学的理解是深刻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客观原因看，是由于红军长征到达陕西后，要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而只有从哲学上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概括总结才是最深刻的。《实践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一、早年的哲学积累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坐火车离开了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日后，毛泽东在这里逐渐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名无产阶级的战士。北京当时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尤其是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的发源地，各种自由的思想、各种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所不曾接触到的，他在这里接触到很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遇到过去只能从报刊才知道的大人物，在这里毛泽东开始逐渐接触哲学著作，关注哲学著作。

毛泽东接触哲学经典著作。经过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安排下毛泽东当了一名图书馆助理员。这份工作收入虽然极其微薄，但足以解决毛泽东的生活问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李大钊，李大钊的言行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这对毛泽东日后信奉马克思主义有很大作用。在北大图书馆的日子里，毛泽东除了每天打扫卫生干一些杂七杂八的零工外，就是阅读各种新出的书刊和经典的书籍。毛泽东到了北京后还积极参与了一些学术团体，比如1919年1月成立的一个哲学研究会，研究会由杨昌济、胡适、陈公博、梁漱溟等人发起成立，它的宗旨就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改变人们的认识，得到新的知识。在哲学研究会，毛泽东初步了解了东方哲学，后来在整部《毛泽东选集》中他参考了很多中国哲学的古籍，如《论语》、《孟子》、《老子》、《孙子》、《列子》、《新序》、《吕氏春秋》、《论衡》等，这和毛泽东在北京的学习密不可分。毛泽东借助图书馆的工作和参加学术团体的机会，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如陈独秀。他在湖南的时候就经常读他们的文章，所以他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毛泽东当时是很尊重、很崇拜陈独秀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毛泽东后来回忆，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在北京的学习期间，毛泽东也阅读了一些西方哲学著作，从古希腊到近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均有涉猎。

毛泽东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1918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功不可没，他是在古老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后来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开始把关注哲学的目光转移到关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这为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创作《实践论》打下了基础。

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读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品，他的著作和思想能得到海内外广泛认可，不仅因为毛泽东本人极具智慧，最重要的是因为毛泽东“站在了巨人的肩上”。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并不是凭空创作的，而是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了前人的思想精华。毛泽东在创作《实践论》时，就吸收了希腊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卢梭的社会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列宁主义等。所以，《实践论》的问世并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调原驻延安的东北军增援东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这样一来，延安正式由红军接管，陕北的局势稳定了下来。毛泽东到延安后又挤出不少的时间，他不分昼夜以小学生的态度，认真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去访问他后，记述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作过批注的哲学书籍就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毛泽东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批读，圈圈点点，勾勾画画，既做提要又写批语。他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所写的批注就有一万二千字，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的批注有二千六百多字。批注的内容众多，有涉及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等。我国著名的军事家、革命家郭化若回忆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

《实践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读的成果。1937年7月至8月，毛泽东应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建国以后，毛泽东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实践论》以认识与实践的正确关系为核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毛泽东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出发，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社会实践是推动人们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动力，也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所以，“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但是，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的认识过程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是认识的感性阶段。“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是认识的理性阶段。感性认识阶段只解决现象问题，只有理性认识阶段才解决本质问题。“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