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的地位与价值

第一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

一、《实践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践论》开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化。《实践论》的发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1938年8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成立了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团体———延安新哲学会，组织干部结合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41年9月，毛泽东在致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的信中提出，研究历史经验要学习理论，而理论学习“暂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并具体列出艾思奇译的《新哲学大纲》、李达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书目。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确立起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践论》的精神实质是对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作充分的哲学论证，它的问世，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形成，从而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实践证明，《实践论》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是党强大的理论武器。

二、《实践论》促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集中表现。在《实践论》问世以前，我国学者所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主要有：被毛泽东称誉为“真正通俗而又有价值”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赞赏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的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这些著作在历史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译介型、学理型、诠释型和通俗普及型，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有很长的距离。正如艾思奇所说：“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神秘观点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实践论》的问世，一改这种局面。一方面，如前所述，它是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哲学总结，在理论内容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它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在生动活泼的民族形式中得到体现，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中国革命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往人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相当完善，不需要进一步发展，要完全按照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学说办事。毛泽东对于这种认识予以否认，他在《实践论》中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可以说，《实践论》让人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还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没有结束真理，后世人可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这一意义上讲，《实践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所以，根据《实践论》的要求，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还应该进一步深化，不能“浅尝辄止”，应该努力发展具有时代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邓小平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适用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普遍真理。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和形成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三、《实践论》对知行观的革命性变革

写于1937年7月的《实践论》其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从某种角度上说，《实践论》是对知行观的革命性变革，是具有中国性格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知行观的伟大变革。

“知”与“行”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对重要范畴，“知行之辩”亦是哲学史上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在认识论领域长期论争的一个焦点。大致说来，中国传统知行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荀子的行先知后说。这个阶段是先从中国最早的知行学“知之非艰，行之维艰”开始，经过孟子的知先行后，最后到荀子的行先知后。“知之非艰，行之维艰”这句话是假借殷相傅劝说殷高宗武丁不要只是在口头上接受他的见解，而是要付诸行动，强调行比知难，要求行和知的统一。这种朴素的知行观有辩证的因素。战国时期的孟子，用知先行后的知行分离说对这种朴素知行观加以否定。孟子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都是天赋的，人人都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这样就根本否定了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否定了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到战国末期，荀子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孟子的知先行后说加以否定。荀子认为，行先知后，知来源于行，他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池，不知地之厚也。”荀子的这个话后来被毛泽东所吸收，正如他在《实践论》中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知既然来源于行，行就要高于知，所以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这是中国知行观上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这个阶段先从荀子的行先知后说发展，然后经过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最后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荀子的思想先后被韩非和王充所继承，但韩、王基本上没发展荀子的知行观，都是行先知后说。宋代的程颐对这种行先知后说法加以否定，他提出知在先、知不依赖于行的观点，主张“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对于知行的难易，程颐则认为行难知亦难，这是从知先行后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程颐说：“故人力行，先须要知，非特行难，知亦难也。”朱熹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知先行后说，认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但朱熹从注重封建道德的践履出发，又强调行重知轻。朱熹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明代王守仁在“心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他反对程朱把知行分作两截用功，强调“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因此而提出了“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对行先知后和知先行后都是一种否定。

第三个阶段是颜元的“重习行、轻知识”的学说。这个阶段先是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开始发展，经过王夫之的“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发展到颜元的重习行、轻知识。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对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进行了否定，认为他的错误在于“销行以归知”。王船山重新强调了行先知后，并在此基础上肯定知行是统一的，提出了“知行终始不相离”的命题，认为“存心亦有知行，致知亦有知行，而更不可分一事以为知而非行，行而非知”。但王船山是用知易行难来论证行先知后的，认为“先其难，而易者从之易矣”。王船山强调行先知后，但也强调知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所以其知行观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最高水平。清代的颜元用“习行”的观点对王夫之的知行观进行了否定，颜元更为强调“亲下手一番”、“习而行之”，他虽并非主张完全废弃知识，但他对理性知识、书本知识的认识是不足的。颜元对王船山的辩证知行观的否定，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发展到近代，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突破了封建时代哲学家们把知行问题主要限于道德修养问题的狭隘眼界，他从资产阶级立场上去探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孙中山强调知和行之间的“分”，其“知行分任”说和“分知分行”说都割裂了知和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孙中山虽然也重视行，但他看到人类实践活动的广泛的可能性，而求索正确革命理论和科学真理则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提出了知难行易说，这就进一步加深了知和行之间的割裂，使知和行之间本来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遭到了破坏。

毛泽东的《实践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最终实现了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行”的特点，但它所说的“行”基本上是个人的“道德践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的“实践”概念是不完全相同的。《实践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明确地将“行”即实践规定为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进而说明了“行”即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指出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行”的基本形式。这样就使传统哲学“行”的范畴，从“道德践履”和“圣人君子之行”的狭隘理论框架和历史唯心论中解脱出来，从深层的机制上实现了对“行”的改造和向“实践”范畴的现代转型。不仅如此，《实践论》还对“知”的范畴作了科学规定，把中国传统哲学中以道德原则的体认为主要任务的“知”转化为以“求真”为目的“认识”，赋予“知”以一般认识论的涵义；并进一步阐明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强调了逻辑思维和科学抽象的重要作用，克服了传统思维方式缺乏逻辑分析和科学抽象的缺陷；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了认识过程两个飞跃的理论，从认识和实践过程的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去寻找认识发展的内部机制，建构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之间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现代知行合一论，批判和改造了唯心论的知行合一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毛泽东在《实践论》开篇的时候就对旧唯物主义的知行观进行了批判。他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在哲学上，一讲到认识，首先就必须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关于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但从实质上看，基本上就只有两种，一种是唯物论的，另一种是唯心论的。唯物论主张物质第一性的，精神第二性的，即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物质决定精神。从这个根本的观点出发，它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物质世界，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这就是反映论的认识路线。唯心论主张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即先有精神，后有物质，精神决定物质。从这个根本的观点出发，它认为人的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人脑所固有的，是先于实践经验而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先验论的认识路线。这两条对立的说法，始终在不断地斗争着。

唯物论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首先是古代自发形成的唯物论，这种唯物论带有朴素色彩；其次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主要是指近代资产阶级的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也包括古代的带有朴素色彩的唯物论。这两种唯物论虽然主张反映论，但是都不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这个缺陷，是由于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造成的。所以，毛泽东在随后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

什么是人的社会性？什么又是人的历史性？人虽然是从动物界发展而来的，但是人和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动物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人却能够积极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而这种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从来不是单个人孤立进行的，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所以，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的这种特性，就是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性是说，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就是阶级关系，人的社会性就是阶级性。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关系也不断在发展着。人的历史发展，就表现在认识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这样一来，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结成一定社会关系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人，并且生活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是一定的社会和阶级的人。他要么是原始社会的失足成员，要么就是奴隶社会的奴隶，要么就是封建社会的地主或者官僚，要么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大工厂的工人。所以，人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的。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从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出发去观察认识问题，不仅看到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而且指出这种反映是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人在他们的社会生产活动之中的，也就是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实现的，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生活的历史时代不同，社会实践的内容也就不同，人们的认识也就不同了。可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例如，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就是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历史去考察人的本质，认为人和动物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都是物质的、有血有肉的实体，唯一不同的地方，不过是人具有理智、意志和感情罢了。费尔巴哈看不到这些所谓人人都有的东西，是具体的而不是哲学上的抽象。而这些人人都有的东西，对于不同的阶级、不同时代的人们来说也是根本不同的。在费尔巴哈的眼里，人只有男女之分，没有阶级和时代的差别。这样过去的旧唯物主义就只能看到人的自然的属性，而忘记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从这样的抽象的、生物学上的人出发去观察认识问题，旧唯物主义者就看不到社会的人所特有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认为人和动物一样，只能消极地适应客观环境，不能积极地能动地改造社会、改造这个世界。所以，旧唯物主义很容易陷入一种观点：任何世界的关系只有反映与被反映，没有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样一来，旧唯物主义者就不能科学地回答，人的认识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人的认识究竟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他们也无法回答为什么对于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认识。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进行了批判，让科学的认识论成为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从理论上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唯心主义知行观也做了批判。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在实践中先获得感性认识，感觉材料积累多了，才有可能上升为理性认识：“……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没有感性认识就不可能有理性认识，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如果有人认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人们可以离开感性认识去任意地制造概念和规律，或者把概念和规律说成是人脑所固有的，那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

哲学史上有一种叫作“唯理论”的派别，他们认为理性认识不依赖于感性认识，他们的依据是感性认识不可靠，只有理性认识才能靠得住，人们要正确认识世界，唯一的办法就是抛开感性认识，直接依靠理性认识。这一派的理论，尽管在解释理性认识是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的问题上，有唯心与唯物之分，但从他们否定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这点看，两者都是唯心的。所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德国的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公开主张唯心的“唯理论”。他根本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否认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认为真理不依赖于感觉经验，因为“感觉永远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例子”，只有理性才能认识普遍真理，而理性又是“以心灵为源泉的”，“心灵原来就包含着一些概念和学说的原则”。莱布尼茨的这个观点错误地表明，理性认识是先于感觉经验而存在的，先天就有的。很明显，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17世纪末的荷兰著名哲学家斯宾诺莎同样认为，感性认识是不可靠的，感性认识不能发现任何真理，只有把这种知识排斥在外，“纯粹从食物的本质来考察食物”，才能得到可靠的知识，这就是斯宾诺莎著名的“真理观”。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唯理论”的错误在于颠倒了认识过程的秩序。实际的情况是先有感性认识，然后才能有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之所以可靠，正是因为它来源于感性认识。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从感觉开始的，离开了感觉就不可能认识任何事物。列宁曾经说：“感觉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如果感觉没有可靠性，如果人的感觉对冷热、高低、大小、胖瘦都分不清，那么‘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

哲学史上还有一种叫作“经验论”的派别，他们片面夸大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只有感觉经验才可靠，理性认识是不可靠的。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认识的理性阶段，否认了感性认识必须进一步发展到理性认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对这种派别进行了批判：“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由于对感觉经验的来源问题的看法不同，历史上的“经验论”也分为唯物和唯心两种。18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贝克莱认为，感觉经验不是客观事物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而是通过内心的反省和体验得来的，感觉经验纯粹是人的心里活动的产物。他极端地认为世界就是我的感觉，离开了我的感觉，世界就不存在。贝克莱还认为，“物质”是一个虚构的名词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物质”这种东西。贝克莱的唯心“经验论”后来经过发展，出现了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派别。对于贝克莱等人的观点，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了问题的所在：“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贝克莱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否定感觉经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否定认识开始于人的肉体感官与客观外界的感觉，否定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否定亲身实践的必要性。相反，唯物的“经验论”正确地肯定了感觉经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不是主管的东西。18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洛克认为，人生下来的时候，心灵就像是一张白纸，上面什么东西也没有，并强调知识归根结底都是导源于经验。洛克虽然肯定了感觉经验的可靠性，但他也错误地认为理性认识是不可靠的，只有感官能直接感觉到的东西才可靠，认识一进入到抽象思维的领域，就是去了真实性。洛克还认为，概念就只是一种“名义的本质”，并没有真实的意义，认识的任务在感性的阶段上已经完成，无需再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如果说理性认识还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也不过是把感觉材料加以简单地分类整理罢了。唯物的“经验论”的错误，在于它不了解感性认识的局限性和抽象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始终停留在感觉的领域内，不愿越出感觉一步。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太阳、月亮、星星这些事物，但是这些事物的运动规律光用眼睛看是看不到的，规律摸不到看不见，只有通过科学的研究和思维才能认识到。为了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获得真切的思想，必须坚持认识论的辩证法。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