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仁政”说

第二节　孟子的“仁政”说

从孔子主张“德治”到孟子提出“仁政”，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大发展。孔子主张的“德治”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孔子提倡的“仁”基本内容属于道德伦理范围，还不是一种政治学说。曾子主张以哀怜之心执行刑罚，将“仁”的思想扩展到政治思想领域。孟子进而将“仁”的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孟子的“仁政”学说，在经济关系方面主张“制民之产”，反对横征暴敛，使百姓能够生活下去，以保持小生产的相对稳定。

孟子认为，一般人如果没有固定的收入，就会缺乏道德观念。他们便会违法作乱，铤而走险，所以必须“制民之产”。他说：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

“制民之产”的具体方案是井田制。滕文公派毕战请教井田制的内容，孟子回答说：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

据他说，三代的税收制度有“贡”“助”“彻”三种，“贡”“彻”相当于实物地租，“助”即劳役地租，税率都是1/10。“贡”法是比较若干年的收成以确定税额，丰收年成可多征收而不多征；灾荒年成，应该减免也不减免，百姓连爹娘都不能养活，还得借高利贷来凑足纳税的数字。所以“贡”法是最不好的税收制度。“助”法就是将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农民助耕公田，统治者收取公田上的农产品作为税收。丰收年成统治者可以多得收入而不影响农民的生活；灾荒年成，统治者可以少收入一些，不致使农民活不下去。所以“助”法是最好的税收制度。在孟子看来，井田的税收方式就是一种“助”法。

孟子把井田制下小农的生活状况描绘得相当美好，他说：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豕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这段经常被史家引用的名言，其实是孟子所构想的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图画，承认农民有一定的财产权，反对杀鸡取卵式的剥削，主张征税有一定制度，使农民生活得到保证，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他认为，当时的农民终年劳苦，“救死而恐不赡”（《孟子·梁惠王上》），被迫铤而走险，统治者又继之以残酷刑罚，简直是张开罗网陷害百姓。他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井田制，包含着为民请命的意思。

与井田制的构想相关，孟子主张“正经界”。他说：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

“经界”是划分井田的地界，也就是商鞅在秦国变法中“开阡陌”的“阡陌”。在孟子看来，“正经界”是实行“仁政”的首要问题，因为官吏待遇是由井田中公田的收获提供的，以粮食作为俸禄，叫做谷禄。经界不正，井田的面积就没有了标准，井田大小不一，官吏得到的谷禄就不能按制度统一，所以说“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相反，一旦“经界既正”，实行谷禄制就没有困难了。孟子维护世禄制度，主张“仕者世禄”（《孟子·梁惠王下》），而禄又是要由田来体现的，所以他把“正经界”看成首要问题。商鞅主张废除世禄制度，所以实行“开阡陌”，允许人民买卖土地，在这一点上孟子不同于商鞅，与商鞅相比是保守的。

孟子的“仁政”学说，在政治关系方面是一种道德政治的理想，也叫做“王道”。暴力政治被称为“霸道”。孟子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着眼于争取民心，目的是“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说，虽是一个地方百里的小国，只要施仁政于民，教之以忠信，便可以率领他们用棍棒打败秦楚的坚甲利兵（同上）。为什么呢？因为一国的君主行仁政，邻国的百姓就会像对待父母一样爱慕他。如果邻国的君主要强迫人民来攻打他，就像要儿女来攻打自己的父母一样，没有不失败的。所以，行仁政的君主是无敌于天下的（《孟子·公孙丑上》）。在他看来，依靠道德来使人民服从，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像七十子归服孔子一样。他说，商汤统一天下时，先向东方进军，西方的百姓就不高兴，先向南方进军，北方的百姓就不高兴，都希望商汤先来到自己的地方，人们盼望商汤就像久旱盼望云雨一样（《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道德政治思想发展了古代的“民本”思想，提出“民为贵”的观点。《尚书》中有两句话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继承了这个观点，给它提出了理论根据。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就是说，在政治生活中，百姓是最重要的因素，社稷（土神和谷神，国家的象征）其次，君主又其次。得到百姓的拥戴就可以做天子。得到天子、诸侯的喜欢，不过可以做诸侯、大夫而已。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要把百姓都赶出国境，另换一批百姓，在事实上和理论上都是行不通的。改换天子、诸侯的办法，孟子有“禅让”和“征诛”两说。“禅让”是孟子从氏族社会历史传说中吸取来的理想。“征诛”是孟子对三代政权交替历史的经验总结。他说汤伐桀，是“为匹夫匹妇复仇也”（《孟子·滕文公下》）；武王伐纣，是“救民于水火之中”（同上）。君如果不行仁义，残害百姓，就失去了为君的资格；虽然他还占据着君位，但已经只是“一夫”而已，杀了他并不是“弑君”。齐宣王问孟子，对于汤灭桀、武王伐纣这两件事应当怎样看？武王以臣的身份而杀了纣，是否是“弑君”？孟子明确回答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