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供观念基础

一、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供观念基础

在新中国前30年，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国家制度的观念部分和思想组成，履行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提供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观念基础。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哲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贯彻与落实。在新中国的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体系化的观念形态与体制化的社会主义政治形态相关联，在国家的知识门类和学科建制中居于奠基性的地位，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的基本思想和政治范式，以致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主要在改革开放前），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的主题、内容乃至表述形式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形态。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和对非马克思主义批判运动的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由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马克思主义也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它的指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学习和教育。1951年3月，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要求在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中普及唯物主义世界观，让人民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诸如劳动观点、阶级观点、人民观点和国家观点等一系列基本观点，并帮助人民进一步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的基本任务。学习社会发展史，普及唯物史观，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展开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一次卓越努力，乃至在当时被称为“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2]。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展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著作、讲话也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翻译出版，为了加强翻译出版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有了专门的机构。从1949年至1956年间，我国正式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列宁全集》3卷、《列宁文集》（2卷本）全套、《列宁文选》（7卷本）1卷、《斯大林全集》10集、《毛泽东选集》1—3卷，此外，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单行本，如《经济学哲学手稿》、《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论列宁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等。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构的普遍建立。党首先在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机关和各类行业设立党校，按照条块管理的模式构建对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和培训系统，即党校系统；其次，国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分离出来，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且将社会科学院模式从中央扩展到各省市一级，分别设立地方性的社会科学院，形成在党的领导下专门进行理论和学术研究的机构体系，即社会科学院系统；再次，在各高等院校，尤其是文史财经类院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相关专业，并成立相关院系，形成马克思主义在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相关理论研究中的主体地位。

第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撰写各理论学科的原理性教科书，形成马克思主义在各门学科教学科研中的主导地位。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借鉴苏联教科书版本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一教科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还是有所贡献的，即为形成具有原理性质的马克思主义诸学科奠定了体系性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学科专业的设立及其在各学科体系中指导地位和原理地位的形成，使得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习、研究和宣传进入了体系化建设的阶段。

最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就是几次大的思想批判运动，即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运动。自1951年至1955年，新中国思想文化界经历了五次大的思想批判运动，如对孙瑜编导的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思想的批判、胡适思想的批判、胡风思想的批判和梁漱溟思想的批判，等等。这些思想批判运动所针对的对象和内容尽管各有不同，但其主旨是一致和一贯的，即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战线的斗争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种类型的批判运动被当时理解为“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学术各个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队伍的有效方法”^[3]，被理解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树立真正领导的地位”而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建设的运动”^[4]。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哲学及其相关理论科学的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处于大变动时代，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理论问题需要理论界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答，这些理论解答反映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科体系的思想建设上，形成了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蓝本，同时带有中国经验和中国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以及在这一思想体系下的其他相关理论科学的学术生态和问题领域。

新中国哲学事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脉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理论界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哲学界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讨论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阶级状况、社会结构等问题^[5]。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哲学界所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有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问题等^[6]。这些讨论是党的理论和路线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基本反映。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些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直接反映到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把握上，如过渡时期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与作为经济基础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和成分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以及引申出来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辩证法等问题，这些问题继而反映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识论和实践观的基本认识上，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真理的阶级性和客观性等问题，这些思想政治和理论问题的提出及展开直接体现在这一时期的理论认识上，形成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根本特点。

第二，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崭新的社会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新的理论问题，即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结构和特征？在这一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原理和理论体系基本上都是沿用苏联的教科书体系，尽管如此，理论界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增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基本理解。其中涉及的问题有：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等问题^[7]。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或世界观体系的建构是一项有着重大意义的理论工程。学术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和探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对唯物辩证法体系和规律的探讨；二是对唯物辩证法若干范畴的研究^[8]。在此期间，关于真理问题、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问题、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哲学探讨，都对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关于真理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真理问题；二是真理有没有阶级性^[9]；关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讨论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对客观规律的不同理解上^[10]；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是新中国规模大、历时长，有着国内国际影响的一次哲学讨论^[11]，然而随着政治气候的左倾化，这一问题的争论最后演变为对“康德的二元论、不可知论和形而上学”的批判运动。

第三，关于其他哲学学科和专业诸如美学、伦理学、逻辑、中国古代哲学、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等领域的批判性讨论。一是关于思想史的马克思主义探讨。对思想史的清理和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性研究^[12]；（二）对西方古代和现代思想进行批判性探讨^[13]。二是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学术界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一度空前繁荣。这场讨论围绕着美学的对象、美的本质和自然美等问题全面展开，对我国美学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随着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理论体系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关于伦理学问题的讨论。新中国成立后，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成为社会主义时期伦理学界的首要任务，诸如伦理学的范畴、理论和体系问题，伦理学的任务、方法和道德教育问题，道德与政治和科学的关系问题，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伦理学批判的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问题等，都是新中国理论界关于伦理研究和探讨的重点问题。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哲学在极左氛围下的扭曲和艰难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的哲学发展进入了艰难时期，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遭遇极左政治的理论歪曲，哲学及其他理论学科的发展也陷入了极左政治的泥潭。“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有着明确的理论和纲领的大规模政治运动，这场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明确提出，并作为党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记录在党的九大及其党章之中，这一理论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在理论上的极端表现，是毛泽东的“左”的思想的集大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广泛宣传，人们对这一理论的态度成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试金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理论被写进了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载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成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其影响一度被认为与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影响着世界的前途和命运”。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唯心主义的极左思潮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用歪曲辩证法和唯物论，混淆视听，使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严重的混乱，致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错误，国家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理论生活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新中国的哲学事业遭到极左理论的歪曲和戕害。例如，强调精神变物质的意志主义^[14]，鼓吹打倒一切的斗争哲学^[15]，宣扬凡是崇拜和教条哲学^[16]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关系新变动”理论^[17]，颠倒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主张“上层建筑决定论”^[18]，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宣扬“全面专政论”^[19]，等等；另一方面，思想界和学术界成为政治斗争^[20]的舞台，影射史学和影射文学极度泛滥。如批判《海瑞罢官》、评《清宫秘史》、评《水浒》运动，等等，并在“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中达到高峰。“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将思想领域的理论和学术争论看成是“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还是“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的政治斗争^[21]，展开一系列思想文化领域的理论批判运动，推动了新中国学术生活的日益政治化。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知识建制或学科体系的否定、取消和扭曲，直接导致对整个学术生态不可避免的大面积破坏，整个社会的学术生活变得极不正常，取代“资产阶级学科建制”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的是一波又一波高度政治化的理论批判运动^[22]。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浩劫中，新中国的哲学事业遭受极大的戕害，任何真诚的、具有学术品位的和思想价值的理论研究和思想探讨都被打入“资产阶级学术流毒”的冷宫，理论界完全失去了相对于政治生活的思想独立性，成为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的前沿阵地，思想研究和学术探讨完全被卷入一场场政治性的理论批判运动，沦为阶级和阶级斗争、专政和革命、复辟和反复辟、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等“文化大革命”路线和语汇的政治注脚，沦为地地道道的权力斗争的理论工具，党的理论事业和政治事业遭受巨大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