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与小康

六、大同与小康

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记孔子论大同与小康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根据《礼记·礼运》对大同的这段描述，儒家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

这个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包括权力公有和财物公有，而首先是权力公有。权力公有的口号是“天下为公”，具体措施是选贤与能。管理社会的是被选举出来的贤能，而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所以说权力公有。其所以要明确权力公有，是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权力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攫取一切。只有坚持权力的公有，才能保证社会其他方面的公有。所以“天下为公”的口号其性质与王权根本对立，是反王权的。在大同世界里，就根本不存在帝与王。

2.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

这个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天下既然是天下人的天下，地方更是地方人的地方。地方事务由地方民众选举贤能之士负责管理。这里的选举指的是民举，而不是官举，官举与民举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后儒却混淆了两者的界线，甚至有意改民举为官举。自隋唐始历代的科举制就是官举。

3.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

信与睦是良好人际关系的核心，而“天下为公”才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天下为公”，人人是社会的一员，社会有每人的一份，衣食有着，地位平等，无胁迫的可能，无依附的必要，是大同世界人际关系的概括。

4.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

大同世界描绘的社会是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在这里，人们视他人父母如自己父母，视他人子女如自己子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任何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任何人都主动关心社会。“男有分，女有归”，实际是指男女都有自己婚嫁的权力与机会，不致因战乱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成为旷夫怨女，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障。

5.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

在大同社会，人们有高度的责任心，对社会财富十分珍惜，憎恶一切浪费现象，也反对任何自私自利的行为。“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货弃于地是可耻的，货藏于己同样是可耻的。

6.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

大同社会劳动已经成了人们高度自觉又十分习惯的活动。“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能劳不劳是可耻的，劳而不尽其力也是可耻的，劳动只为了自己同样是可耻的。正是人们这种不计报酬、高度自觉的劳动态度支撑了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而大同世界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切实可靠的社会保障又是这种劳动态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和谐良好的生存条件，人们回报社会以高度的自觉劳动，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而又互相促进。

总之，孔子寄希望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境界，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概括为：天下为公的政治纲领；选贤任能的组织路线；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分配原则；讲信修睦、老安少怀的道德规范。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境界，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向往，也反映了孔子远见卓识的思想境界和伟大的政治抱负。

小康社会，与大同社会不同。在小康社会，天下为公的大道没有了，“天下为公”的响亮口号变成了“天下为家”。在天下为家的总原则下，一切社会现象都与大同世界相反。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为己藏，力为己出，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没有了，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没有了。所有这些，来自权力的私有，“大人世及以为礼”。“大人世及”也就是君主世袭。为了说明这种世袭的合理性，于是产生了为其服务的观念形态，一是礼，一是义，尊重权力是礼，与之相适应，保护权力自然就是义了。礼义的本质从反面说明了大同世界的公理性，说明了大道之行的正义性，同时也说明了礼义本身的虚假性。

权力的世袭产生了礼义，同时也产生了普遍的私有观念：“以功为己”。以功为己即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作为衡量功利的标准和尺度，于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既然“以功为己”，人人都为自己打算，就不能不开动脑子，以资防备，以行进取，因为你不打别人的主意，别人就要打你的主意，于是“谋用是作”。用者因也，各种损人利己的阴谋因此产生，人人勾心斗角，社会危机四伏。心斗之余继之以言，言斗之后继之以力，于是“兵由此起”，争斗无宁日。

尽管礼、义是为权力而设的，然而在“天下为家”的社会又必须崇礼倡义，大禹、成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便是榜样。“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禹、汤等六君子治世，以礼为纲，以著义、考信、明过、扬慈、奖让六者为目，而且示民以常久，使之成为风气，如此社会方能在人自为私的情况下大体安定，可谓之小康，康者安也，所以说大体安定。事实上，在漫长的私有制小康社会里，在禹、汤等六君子治理期间，社会情形确实较好，较为安康。而另外的大部分期间则“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即凡不能如禹、汤六君子谨慎礼治，那么，在位者去位，无位者遭殃，天下大乱。打开原始共产社会以后的人类历史，见到的尽是“在势者去，众以为殃”的可怕事实。为了权力和财富的争夺，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兄弟相残、叔侄相害者更有之。就以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年代为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至于遭殃的民众，就没有人统计，也无法统计了。所以，《礼记·礼运》的作者描述小康，表面上在歌颂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盛德，实际上是在抵制天下为家的“大人世及”制度，旁及这种制度下形成的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

与“大同”相对立的“小康”，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民衣食住行生活达到中等水平的那种小康。小者私也，小康社会就是私有制社会。人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原始共产的大同社会发展为私有小康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应该说后一种社会形态比前一种要进步一些，要好一些。即如小康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原始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和中级、高级阶段之分，应该说，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要进步一些、要好一些嘛。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级、更理想的大同社会。

中国“汉语拼音之父”兼经济学家周有光老先生在他104岁时写有《大同理想与小康现实》一文，他清醒地认为：“社会主义是理想，资本主义是现实，好比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理想与现实性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他从苏联解体的事实来解读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总结因理想冒进而失败的经验教训。

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历时74年，以6000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建成繁荣昌盛、亘古无双的“没有阶级和剥削的社会主义”，后来进一步成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可惜，刹那之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全世界极度震惊，唯有苏联人民沉默接受、泰然处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苏联追求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是一幅美丽的幻景。幻景自行淡出，当然静谧无声。苏联违背“发展高度资本主义”的原则，违背“联合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原则，在半封建、半资本、半农奴、半原始的落后社会基础上，强行一国单独向社会主义空想冒进，结果当然只有失败。苏联鄙视客观的经济规律；反对竞争，工农企业打哈欠；统购统销、废品全部有销路；实物交换，10万个苹果1吨钢；暖房经济，冷风吹过尽枯萎。以空想为现实，以落后为先进。一度宣称“欧洲第一”的工业大国，竟然蒸发得无影无踪。苏联的失败告诉人们，分辨“理想”与“现实”是何等重要。

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周老说：“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大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崇高理想，小康是切实而可行的具体现实；理想玄虚只能仰望，现实具体可以实践。”“我们的当前任务是：建设小康，志在大同。”他又说：“既然理想玄虚，不可捉摸，可否不要理想呢？不可！理想是崇高的希望，前进的向导，精神的支柱。人类智慧高度发展之后，必然出现理想的向往。”这是对理想与现实两者关系的非常辩证的认识。

以上引录的是周老先生文章的原话，尤其对苏联解体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有所谓“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悲剧”论，其历史教训的意义亦如此。悲剧者，理想未能实现而惨遭失败的悲哀也。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说得也相当悲壮而深刻！

古人云：“其进锐者其退速”，“其兴焉勃，其亡焉忽”。老子说：“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这是何等深刻的哲理！

儒家的大同与小康思想还与《易经》有渊源关系。如《易·系辞》用相当的篇幅描述了包牺和神农氏的社会风貌。《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我们透过这段叙述八卦缘起的文字，那种结绳而治、为网为罟、以渔以猎的原始共产社会生活，还是依稀可辨，而《礼记·礼运》描写的大同世界似乎也开始从这里散发出它的独有的芳香了。

再如《易·乾》卦的“用九”爻辞说：“见群龙无首，吉”，意谓要看到群龙无首才吉利，若群龙有首必然有争，无首才能无争，无争才能太平，所以说吉。用于人事，这是一种十足的反王权思想，犹如大同社会里的权力公有。《乾·彖传》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庶物即是庶民，《乾·彖传》是从提高庶民地位的角度解释的。既然群龙要争，干脆以庶民为首，也就是把庶民提到突出的首位，让庶民自己当家做主。《乾·小象传》则借天压人，警告群龙说：“天德不可为首也。”天德本来平等，无所谓首。其实《乾·小象传》说的也是实话，这茫茫大地，究竟谁该为首，谁该为“尾”？为首的不都是自封的，而为“尾”的还不是人压的么？这些都反映了反王权而欲回归“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

尤其，《易经》（包括经传）揭示出的阴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律以及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否定之否定律”，对于理解、认识“大同”与“小康”，理想与现实的相互关系、相互转化具有思想指导的意义。如六十四卦序圆图，从乾坤起，中间经六十卦到既济、未济卦，再从既、未到乾、坤，象征天地万物或一年四季如此循环往复。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如螺旋式发展的，不断出现否定之否定：先前的原始共产社会的“大同”被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的“小康”所否定，后来的“小康”又将被新的“大同”所否定。这就是“大同”与“小康”质量互变、相互转化的规律。

《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所说的“大人”是指道德高尚、智慧超群的人，大人能做到天人合一，能遵循自然法则行事，这便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亦即无论是走在天的前面或后面，都将遵循天时而行，不违背天。《乾·文言》要求尊重客观规律，按自然法则行事，同时与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天自身具有刚健的品格，人遵循天道行事，自然要自强不息，《乾·象》就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遵循自然法则行事本身即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顺天行事，得天之助，趋吉避凶，成就大业。这些就是处理“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原则，人既要有崇高、远大的理想，又要正视现实，须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尽己之可能为实现近、远期的理想目标而终生努力奋斗。总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