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时中章

【原文】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译文】

仲尼说:“君子信守中庸,小人违反中庸。君子之信守中庸,君子时常持中;小人之违反中庸,小人肆无忌惮。”

【解读】

仲尼,即孔子,名丘,字仲尼。有人曾对这里称“仲尼”、后面又称“子”多存疑问,甚至怀疑《中庸》为子思所作。这里不展开讨论。

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君子”与“小人”。这两个词,在《论语》里经常出现,且多成对而言,孔子习惯于此。子思在本书中也喜欢用这两个词,但我认为,祖孙俩有些许差别。这种差别或许早在子思的老师、孔子的学生曾子那里就开始了,比如《孝经》里的君子用法亦有别于孔子。我个人认为,孔子定位的“君子”,是指优秀的从政者,而孔子所说的“小人”,则指向卑劣的从政者。(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拙著《政解论语》一书。)而在子思这里,一直到后世,包括我们今天,“君子”都是指品德高尚之人,而“小人”就是指品德低劣之人了。二者之区别,与是否参与政治有关。这方面的思考,我们后面还会提及。

“中庸”二字,在《论语》里只出现过一次。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我将其译成:中庸作为一种德,它来我们身边了吗?老百姓很少长久地看见它了。

按众多专家学者的思考,“中庸”乃最高的德(至德)。比如,朱子在其注解中就认为,“惟中庸之德为至。”因为历代专家注解《论语》的孔子这话时,也是将“其至矣乎”之“至”解说成“最高”或“最完善”,所以,到了子思这里,人们当然还是将“中庸”说成是最完善的德。我曾反复思考,其最大的疑惑在于,如果“中庸”为“最”(至),那么,孔子为何不在其教学中提倡呢?孔子说“仁”、说“礼”“孝”“道”“恕”等,希望弟子们成为“君子”,却为何不让弟子持守“中庸”呢?难道孔子的思考还不及其孙子?在解答不了这一疑惑时,我也只能否定“中庸”为“至德”了。

在第1章里,我们没有见到子思说“中庸”,相类似的,是“中和”。有人认为,“中庸”就是“中和”。这或许有一定道理,只是不完全合于子思原意。子思说:“和”是“天下之达道”。那么,“庸”呢?朱子解:“庸,平常也。”依汉语的使用,“庸”与“用”在古代是相通的,故《说文》有:“庸,用也。”

有人依此将“中庸”说成“中用”,这是有道理的。也有人将这两个字倒过来,说“中庸”就是“用中”,亦不无道理。综合起来考虑,我对“中庸”作如下判定:在平常的生活中做得恰到好处。

能在平常的生活中做得恰到好处,中庸就是一种“德”了。前面说过,德者,得也。君子信守中庸,其理由也不妨说是为了有所“得”,自己有“得”,利己,他人亦有“得”,利他。这容易理解,你待人处世恰如其分,自己满意,别人也满意,达到了“和”,还不是一种“德”(得)吗?我经常说,人生一辈子最难的,恐怕就是不出差错了。正如孔子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都能中规中矩,干什么都能得心应手,多好!可惜,连孔子这样的大圣人都要等到七十岁才能做到,我们这些普通人又如何能及!想想看,做一件事做得恰到好处,也许并不太难,但要每样事都做到恰到好处,就实在不容易了。

如此,我们就能理解“君子而时中”了。“时”是“时时”、“经常”,也是“因时”,即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这就好比说,做前一件事用某种方法能做好,做后一件事用同一种方法则未必能做好;他人用某种方法能做好,于我,用同一种方法则未必能做好。这就是“时”的含义,它是动态的,也是变化的,更是因人而异的。以此而思之,中庸并不容易,这也意味着,做君子不易。与之对照,“小人”则不是这样,“小人而无忌惮也。”什么意思?小人不理解中庸,不知中庸有何价值,也就不会去持守中庸,自然而然,小人做事或左或右,所以,叫做“无忌惮”。小人做事,做好了,是他的运气好;做不好,他会怨天尤人,或者怪自己的命不好等等。

进一步思考下来,小人之所以违反中庸,是因为他“无忌惮”。我的意思是,即使是小人,他也未必不想将事情做好,更不会放弃所“得”。这里只有一种解释: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他做不到,或者说,不知如何去做,故叫不能。就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想得到他人的肯定,在待人处世上做到恰如其分、得心应手。他只要还是一个正常人,除特殊情况外,我们都应该这么思考,不然,我们就不正常了。

由此看来,要成为君子,要持守中庸,的确不是一件易事呢。从某个角度来说,如果绝大多数的人都不能持守中庸,而只有极少数像颜回那样的孔门高徒才能中庸(见第8章),这种“得”就太奢华了。或者说,我们一般的普通民众都成了“小人”,只有颜回等屈指可数者是“君子”,这种思考的意义就不大了。想想不少人都将“中庸”当成“至德”,如此高的境界,世俗大众可望而不可及,它还是“不可须臾离”的“道”吗?

看来,我们还得转换思路。从道德规范的层面来看,应该说,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具有操作性,这是其基本要求。比如“孝”,就是敬爱父母及长辈,这在孔子那里讲了很多,也讲得很细。于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以孝治天下,甚至于“百善孝为先”,操作性极强。与之对比,“中庸”则完全不同,它的操作性极弱,甚至无法具体要求。我们不能说,你应该遵守中庸之道,因为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持守中庸之道。还是前面那句话,不是我不想,而是我不知道如何做,是我不能。所以,将“中庸”当成最高的道德标准,或道德规范,是不妥当的。

于是,我们还得问:“中庸”到底是什么?显然,不弄清这一概念,我们是无法读《中庸》的,即使读完了,我想,我们也有可能在云雾之中。我记得,我自己最早读《中庸》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只有“诚”(后面有许多章节,子思会论到“诚”),而对于“中庸”,我反倒认为它并非“中用”。这当然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我认为,从某个角度来认识“中庸”,其实就是“爱”。说到爱,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孔子的“仁”。的确,作为孔子的孙子,我认为,他只能在其祖的仁爱思想之内来思考,不可能超出孔子,更不可能偏离孔子的思想。毕竟,从孔子到曾子,再到子思,他们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叫做文化传承了吧。

当然,深入思考“中庸”,它又不是一般的“爱”,我将其称之为“理性之爱”。众所周知,“爱”是一个极为丰富的概念。比方说,爱有感性之爱,亦有理性之爱。由于我在拙著《爱的秘密》里有细致地分析,这里就从略了。

我将“中庸”看成是“理性之爱”的思考简述如下。

第一,“中庸”是“时中”,充满着“理性”。

“君子而时中。”这是孔子对持守“中庸”之君子的规定。很明显,这一规定充满着理性,因为它是动态的,是因时而异的。大千世界,万物皆变;众生百态,各有异同:这就是“时中”的客观要求。有人将“中庸”解释成“守经而达权”,颇有道理。所谓“经”,就是原则;而“权”,就是权变、变通。反过来说,固守原则不变通,这是不知“时”;而放弃原则求变通,则无法持“中”。可见,“时中”之思是多么的灵活!

小人“无忌惮”,而违反“中庸”,因为小人难以明白“时中”。那些放弃原则的人,根本不了解人之神圣,比如,只看到人性的阴暗面,只知道人人皆自私,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于是,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损害他人与公众的利益。这就是弃“中”,因行为偏颇而最终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哪里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利己、如何最大化的利己?同样,那些所谓坚持原则不动摇的人,总以为自己才是真理的捍卫者,甚至于为了自己认定的真理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却不知,他们所认定的真理,只有部分的合理性,因为这世上原本就没有绝对真理。这就是弃“时”,至少,他们不能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不能因人而异,其结果有可能是害人害己。

“君子而时中。”君子既爱己、又爱人,他不得不持守“时中”,这就是“理性”。我的意思是,君子之所以持守“时中”,是有目的的。前说“恰到好处”之“中庸”,目的很明确,即利己利人。可见,“时中”是“理性之爱”。

第二,“中庸”是“中用”,与“理性之爱”相合。

“中庸”无疑有极大的用处,因为它是“守经达权”,是“恰到好处”。这与“理性之爱”完全吻合。我曾说过,所谓“理性之爱”,泛指人类存有的美德。如宽容、平等、诚信、谦让等,表面上看,这些美德都是利人的,其实,它们更利己。我一直认为,只要是美德,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既利人又利己,甚至是最大的利己。这就有如君子持守“中庸”,因君子的行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其结果,他人满意,自己亦舒坦,尤其是,自己诸事遂心,或万事顺意,最大的受益者不正是自己吗?

当然,我们了解的诸多美德,之所以称之为“理性之爱”,它们就一定不是一般的“泛爱”。回到前面的思考上来,“理性之爱”重在“理性”,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得学会爱。简言之,“会爱”才“中用”。反过来说,你话也说了,事也做了,或者说,爱也付出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自然是不会爱、不中用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自己满意,甚至得意、畅快,可别人却并不满意,甚至不无怨恨。或者,别人认可了,而自己并不快乐,自己认为付出了爱心情感,却并没有享受到爱的喜悦与快慰。这些都有可能。其原因,或许是不了解美德,或许是缺少理性,也都不外乎偏离了“理性之爱”。这自然不是“中庸”,也当然算不上“中用”了。

以上,是我对“中庸”的一些粗浅的认识。虽然我在此否定了“中庸”作为最高道德标准或规范,但却不意味着我否定了“中庸”。我再概括一下我的思考,“中庸”并不是道德规范,而是对道德规范的一种“引导”。这就有如“爱”太抽象,它不可能是一种道德规范一样,只有那些能落实“爱”的行为,如宽容、平等、诚信、孝敬等,我们才能将其称之为道德规范,因为它们具有可操作性,能转化为我们的一言一行。而“中庸”恰恰就是“爱”,当然,它是“理性之爱”,即只有做得恰到好处的“爱”,才能称之为“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