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远人章

【原文】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馀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译文】

孔子说:“道没有远离人(群)。如果人们想实施道却远离人,那就无法实施道。《诗经》里说:‘砍个斧头柄,砍个斧头柄,斧柄的样式就在不远处。’拿着斧柄去砍斧柄,斜着眼睛就能看见斧柄的样式,却以为离开很远。所以,君子用人自身的道理治理人,改过即停止。忠与恕没有远离道,即用在自己身上不合适,也同样不要施加于别人。有四种君子之道,我一种也没能实施:要求子女孝顺父亲,我未能做到;要求臣子尽忠国君,我未能做到;要求弟弟敬奉兄长,我未能做到;要求朋友以信相待,我未能先做到。践行常用的道德,慎用日常的言语,如果做得不好,不敢不勤勉努力,如果做好了,也不敢说尽善尽美,言语顾及行为,行为顾及言语,君子怎能不谨慎笃实呢!”

【解读】

孔子这番话,回答了一个问题:“君子之道”就在日常生活之中。用我的话来说,“爱”就在我们身边。

这里承接上一章的思考。“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这是说的“道”之源;而本章引用孔子的话语,说的是“道”之流。当然,无论源与流,因“君子之道”就是人道,故存在于人的一切生活之中,毕竟,此“道”不可离,是人之为人的核心,也是社会文明的核心。

我简述一下本章的意思:“道”就在社会人群之中;《诗》里所说的法则,同样可以用来治理社会;比如“忠恕”就合“道”,可用于己,亦可用于人;说到这里,我(孔丘)要检讨自己,在四个方面都做得不好;所以,要成为君子,还得言行一致,老老实实做人。

具体来读本章,我们可以分段来解读。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这段话,可以与本书第1章对照:“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如果说,第1章所说的“道”就是“人道”,就是我说的“爱”,那么,本章之“道”同样也指向“爱”。我们还可以在《论语》里找到相关的思考。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孔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道”就在人的心中,正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语)。简单地说,人可以去爱人爱物,没有人,“人道”就不存在。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人,爱就不存在,因为爱在天地间,万物生长都离不了爱。但作为人间之爱,它只能靠人去实践,如此而已。

本章孔子之语,或许还有一层意思,即离开了“人道”,那就不是他所说的“道”了,因为他的所谓“人道”,就是仁爱。至于那些什么霸道之类的,自然与孔子无关了。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朱子说:“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历来,对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人们大多没有正面理解,偏离了朱子的意思。朱子这里是告诉我们,“人道”来自于人间,又适用于人间。正如孔子所思,“道”来自于人,又靠人去弘扬。比如说,如果人能用“道心”来主宰自己,控制其“人心”,这就够了。这就是“改而止”。这也是点到为止,其后或许还有丰富的内容,孔子不说了。我们可以补充思考:如果被治者不改,不能认识“道”,你能去报复吗?至于被治者改了,再用“止”之语,也就不无多余了。

“人道”存在于人间,君子只是去弘扬而已,而所谓的“弘道”,就是“治人”。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去批评古代中国社会为“人治”,有一定的合理性,却也不无曲解了“人治”。其实,“人治”不是通常所理解的人管理人,而是“人爱人”。这或许才是孔子的“人治”思想,也是孔子政治思想对文明社会的贡献。“人治”与“法治”不无相通,毕竟,所谓的“法治”,不还是人在思考与实施吗?“法治”如何可以离开“人”呢?再者,“法治”的根本目的还不就是维护人道吗?进一步落实下来,“法治”的精髓难道不是爱人吗?只不过,几千年来,我们好像并未能真正理解孔子的“人治”之思啊!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思早已被世人认可,不必多说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忠恕违道不远”。读这句话,我们很容易想到《论语》的另一段对话。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说他知道老师孔子的“道”是什么东西,所以回答门人说:老师所说的道,就是忠和恕罢了。仔细琢磨曾子的话,也是很有意思的。

首先,不能说曾子的判断不对。无论是忠,还是恕,还是恭、宽、信、敏、惠,甚至于刚、毅等,都在孔子的“仁”范围内。“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如果说“近仁”即接近“仁”,那么,“忠恕违道不远”的“违道不远”,就是“近仁”。可见,曾子的判断没有明显的错误。

其次,曾子这话是对“门人”说的,对象不同。门人的水平自然不及曾子这些孔门高徒,或许还不到细解孔子“仁”的地步,说多了,门人也不一定能听懂,所以,曾子用了十分简洁的话语,方便门人理解“仁”。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将孔子的“道”理解成“忠恕”,这就不够精确了。显然,孔子在此只是说“违道不远”,也就是“近道”或“近仁”,还没有说“忠恕即道”。为什么?我的理解是,“忠恕”等“近仁”之道德行为方便学生操作,也只有通过这些来实现“仁”。我一直在说,道德之所以为道德,就是因为它们的核心是“爱”,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道德的价值就在于此,其永久之魅力亦在于此。一个文明社会,如果没有道德规范,它是无法存在的,因为无爱的社会是不值得人们留恋的,甚至是恐怖的。

朱子说:“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忠,体也;恕,用也。”包括程灏、程颐两兄弟,也各自对“忠恕”二字进行了仔细的解说,我们不必深究。如简述之,均将其当成“爱”的表现即可。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接下来,孔子说了四件事,都在“道”之内,即它们都属“道”,但并不等于“君子之道”有四种。如果理解成四种道,或如有人将其解成“中庸之道”,自然曲解了孔子。

孔子说自己在四个方面都“未能”做到,是不是谦词?我认为不是,孔子所说十分真实,并非虚言。这也就意味着,子思所说的“虽圣人亦有所不能”亦十分真实,因为孔子自己的话就是证明。从结构上来看,此二章联系得很是紧密;从内容上来看,“道”的“费而隐”亦给予落实了。

第一件事,据相关史料,孔子不到三岁,其父叔梁纥就去世了,他即使想“事父”都不可能。这当然是他人生的一件憾事,由不得他,但“未能”之说是成立的。

第二件事,“臣以事君”,也是孔子的人生之痛。孔子从15岁立下“学”的志向,即学习从政,终其一生,他做臣子的时间颇短,不过约四年。他何尝不想“当官”从政,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可惜的是,他的命里是做上帝的使者(木铎)。而不在官场上做臣子,自然也就无法“事君”了。这是他的“未能”,而不是“不能”。

第三件事,“弟以事兄”,孔子还是“未能”。孔子有九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孟皮,字伯尼,有足疾。关于他的这位兄长,史料记载极少,甚至有可能,他们本不生活在一起。这是我的推论,不一定客观。孔子一生,办学、从政、周游历国,所考虑的重点,多在国家天下,故难有精力“事兄”,这就是他的“未能”。

第四件事,帮助朋友,孔子做得也不是尽善尽美。我的意思是,朋友有求于孔子,孔子或有帮助,这样的事,史料亦有所见,但不多。这是一方面,所以,孔子助友之行,给人的印象不深。更深一层理解孔子此语,我们可以联想到孔子的人生目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子夏语),除了“老者”与“少者”这一特定的弱势群体,天下之人大体都可称之为“兄弟”或“朋友”的,是在“朋友”范围内的。孔子一生少有做官,没有一个平台让他普施“仁政”,故他说“未能”。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或许不无偏颇,仅供参考。

“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馀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最后一番话,张载解说得很好:“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

正因为自己“未能”很好地实现“君子之道”,即自己在“行道”上还有许多不足,所以,要真正成为一个君子,也就不得不在平常的一言一行中特别谨慎笃实。孔子这是在“责己”,当然也是在育人,即教育弟子。这种“责己”之心,张载认为,正体现了圣人的“仁心”,将仁爱之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了。

我们曾经说过,每个人的思想都有局限性,圣人也不例外,这是“未知”;同时,因其“知”与“行”并不能等同,要将其“知”完全转化为“行”,亦并非易事。孔子“未能”做好四件事,不是他不“知”,而是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无法“行”,就足以说明了。为此,要成为君子,不仅得深知,而且得慎行,这是必然。进而言之,只有做到了这些,才可算是“君子中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