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哲学思想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因称柳河东；因曾任柳州刺史，又被称为柳柳州。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年少聪颖，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21岁考中进士，26岁开始做官，任集贤殿校书郎，蓝田县尉，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顺宗时与刘禹锡一道参加王伾、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失败后，初贬为邵州刺史，再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改贬为柳州刺史，47岁时病逝于柳州。柳宗元的著作被编为《柳河东集》，近年中华书局出版《柳宗元集》，其中《天对》《天说》《非国语》《答刘禹锡天论书》《贞符》《封建论》等，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

一、“惟元气存”的自然观

柳宗元认为，宇宙是由混沌元气变化而成的，不是由人或超人的神所创造和主宰的，元气本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宇宙的决定者和形成的原因。他说：“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易可言焉？曶黑晰眇，往来屯屯，庞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天对》）宇宙是由混沌的原始物质——元气自己运动变化而形成的，而不是由一个超物质的神秘者操纵的。世界上只有元气是万物之本，其他关于万物生成的各种荒诞学说都是错误的。

在柳宗元看来，充塞宇宙万物的无非是元气，元气就是构成一切事物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阴阳二气的不断流动。“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非国语》），一切事物的变化都不过是阴阳的变化而已。对于元气和阴阳二气的关系，柳宗元也特意作了说明。他说：“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天对》）“一”指元气，天地万物和阴阳二气都统一于物质的元气。虽然由于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彼此交错而产生世界万物和万千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元气。

柳宗元指出，有元气构成的天地和自然万物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并不具备人格性和意志性。他说：“吾能究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怒，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天说》）柳宗元认为，人们求天，怨天都是不必要的，天也不能赏善罚祸，赏功罚过，一切都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人事的“存亡得丧”和天地等没有关系。求天、怨天是极为荒谬、愚蠢的。

二、天与人“不相予”的天人观

在元气一元论的基础上，柳宗元对社会上流行的天人感应观念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天是充满元气的自然之物，不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天道自为，不能干预人事。事的好坏，国家的存亡都和天无关。“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答刘禹锡天论书》）大自然的灾害是自然现象，和人事无关；而社会的治乱也和天意无关，完全是人为的结果。针对天可以佑善人、决定人的生死寿夭、富贵贫贱的观点，柳宗元驳斥道：“吾谓善与恶，夭与寿、贵与贱，异道而出者也，无取喜怒于其中。”（《哭张后余辞》）他告诫人们不要相信茫茫苍天，呼天求天，乞求天赏。他深知“苍苍之无信，莫莫之无神”（《祭吕衡州温文》），只有蠢人，惑于道者，才求天而不言人。事实上，天与人之间是各行其是，互不干预的。

柳宗元指出，神学家宣扬的鬼神论是背离“圣人之道”的。因为圣人是不讲鬼怪和神灵的，所以明者、智者是不信鬼神的；只有诬者、愚者才言鬼神。“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与韩愈论史官书》）鬼神妖怪之事是渺茫荒惑，不可捉摸的，没有人亲眼见过。聪明睿智之人不谈鬼神，更不承认鬼神，事实上根本不存在鬼神妖怪，人们不必要谈论、相信，更不能受那些装神弄鬼者欺骗和愚弄。他认为汉代神学家们鼓吹的“君权神授”、“贞符祥瑞”之论，都是以“淫巫瞽史”之言而诳乱后代。柳宗元明确地指出，国家兴亡，皇帝登基等，都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生人之意”，人的吉凶福祸、生死寿夭等，都不是“休符于祥”，而是修行于仁。他说：“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人，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特祥而寿者也。”（《贞符》）他正告统治者和神学家，不要以天命、贞符、祥瑞之说来自欺欺人，而要修己、行仁，才可使天下长治久安。

三、重“势”的历史观

在历史观上，柳宗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势”。势就是客观必然性，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明确地用“势”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论述政治制度的变化、更替，认为它们全部为“势”所决定。

首先，他认为“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制（分封制）的产生，是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他指出，人类最初过着原始生活，“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豖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封建论》）。人们为了物质生活而发生争夺，争而不已，于是便有人出来评断是非曲直，使众人必伏、听命，因此产生了“君长刑政”。在这个基础上，又由于人之群分之后，又发生了争夺，于是又有人出来解决矛盾，使众人必伏、听命，因此逐级产生了里胥、大夫、诸侯、方伯、连帅、天子，“然后天下会于一”，这种封建制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所以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封建论》）

其次，他认为被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分封制，在其发展过程中，即使圣人主观上想废除它，那也不可能实现。同时，他认为分封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在用人等方面出现了很多恶果，而这些恶果的造成，也决非圣人的主观意愿所致。此正如他说：“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封建论》）

最后，他认为分封制被郡县制所取代，也是客观之“势”所决定的，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这种分封的封建制，虽然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却是一种“私”的制度。“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己子孙也。”（《封建论》）这种“私于己”的“封建制”，必然被“公之大者”的“郡县制”所代替。柳宗元进一步论述了“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分析了周朝灭亡，秦朝兴起的原因。指出周之“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朝有天下，实行郡县制，亦是由历史发展的“势”决定的。秦朝所以灭亡则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封建论》）。柳宗元关于历史发展“势”的思想，指明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必然性，排除了君权神授的神秘性和圣人主宰历史的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