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社会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也就是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着眼于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在这种科学发展观中，它的顺序性选择的出发点是人的生存、尊严和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发展观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它为战略性的思考和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然而，在发展进入新时期的背景下，就要求我们以科学发展观来解决新的现实问题。“公平”，既必须以“效率”为基础，又必须通过制度性安排来实现。

我们今天所形成的科学发展观，我们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为依据的。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历史进步，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东方和平崛起了。正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现在的规模、程度和水平，才能凝炼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任务。1992年邓小平曾经指出：对于贫富差距，“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既为我们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也为我们提供了完成历史任务的现实条件。

世界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严峻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地带来社会的全面的进步，而且还表现为以巨大的社会代价和生态的破坏来换取经济的增长，因此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发展问题日益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形成了各种形态的社会发展理论。对发展的哲学反思和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哲学和科学的“显学”。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如果对其特点作一高度概括，那就是“历时态”问题的“同时态”解决，也就是说，本来应当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步解决的问题，需要同时解决。西方发达国家从前现代化发展到现代化，又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而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则不仅需要实现工业化，而且必须解决所谓后现代化问题。。

人类历史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片面性”是它的“发展形式”，即历史总是以某种“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身的“进步”。历史过程中的任何进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任何“正面效应”都会伴生相应的“负面效应”，任何“整体利益”的实现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牺牲，任何“长远利益”的追求都意味着某些“暂时利益”的舍弃，由此便造成了反观历史的“大尺度”与“小尺度”的矛盾。历史的“大尺度”，就是以人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反观历史的尺度；与此相对应，历史的“小尺度”，则是以人的“非根本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为出发点的规范人的历史活动的尺度。因此，在推进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深刻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历史尺度，从而自觉地促进当代中国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并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新的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