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研究院 刘燕

在爱尔兰现代主义文学家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841）的意识流巨著《尤利西斯》（Ulysses，1922）中，有大量对东方（包括土耳其、以色列、巴勒斯坦在内的中东，也包括印度、中国、日本等在内的远东）的倾心描述与丰富想象，作家试图借助东方异域中的意象、人物或场景来揭示其笔下主人公对现实的叛逆、内在的精神困惑和超越种族主义的英雄品质。法国当代形象学学者巴柔认为文学形象学研究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从文化形象到集体现象物》119）。“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塑造（或赞同、宣扬）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并表明了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形象学理论研究：从文学史到诗学》202）。我们看到，相比犹太人、阿拉伯和印度等国家，乔伊斯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和理解比较薄弱，这决定了他像多数西方人一样，一方面把中国视为与基督教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异在，一个充满美妙想象与异国情调的神奇之地；另一方面，中国只是渴慕与同情的对象，零碎的知识片断，奇怪的风俗信仰，精制高雅的饰品摆设，审美的生活方式和神秘莫测的观察对象，是伟大与琐屑、神秘与古怪的混合物。中国作为一个他者、边缘人和异质存在，代表了一个被审视、被观看、被谈论的对象。不过，正是通过这个被借用、被简化、被编码的充满一切可能性的中国形象，乔伊斯试图批判欧洲殖民主义的野蛮行径和现实世界的矛盾困境，从而建构主人公与众不同的复杂身份。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乔伊斯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同时也为我们反思中国形象及确立中国身份提供了一面复杂的“他者”之镜。

一、对古老中国的感慨与渴慕

20世纪初期，比起阿拉伯、印度等亚洲的许多国家，大部分西方人对东方遥远之地、历史悠久的中国知之甚少。在《尤利西斯》中，有关中国的意象和场景远不如以色列、土耳其等中东地区，也不如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印度，出现的频率相对较少，只是零零星星地散落在一些商业场景的描写、人物支离破碎的意识或者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总体上，乔伊斯有关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游记手册、新闻报道、戏剧演出、日常商品或各种道听途说、奇谈怪论。如果把这些散落四处的材料综合起来，我们可以概括出20世纪初的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一个普通的都柏林市民布卢姆对中国的想象，以及乔伊斯时代的中国形象观。

按照巴柔的形象学理论，一般把作家对异国形象的描绘归纳为狂热、憎恶、亲善三种基本态度或象征模式：（1）狂热。“一个作家或团体把异国现实看着绝对优越于注视者文化、优越于本土文化的东西。”（2）憎恶。“与优越的本土文化相比，异国现实被视为是落后的。”（3）亲善。“异国现实被看成、被认为是正面的，它纳入了注视者文化，而后者也被视为是正面的，而且是对被注视者文化的补充”（《形象》175-176）。由此看来，《尤利西斯》中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几乎是三者兼具：既有对古老文明（长城、儒家、《礼记》）的惊叹与感慨，也有对茶叶、丝绸、服饰、饮食等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生活方式的好奇与神往；既有对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中国的野蛮无耻行为的尖锐批判，同时也充满着许多莫名其妙的偏见和谬误，甚至是无法理喻的猎奇和鄙视心理。

类似游记、新闻报道、戏剧表演之类的媒介，在传播异国形象上对普通大众有极大的影响。《尤利西斯》第十七章中提到布卢姆家里摆设了一本引人注目的书《中国纪行》。

镜子传达给他的最终视觉印象是什么？

由于光学反射，可以看到映在镜中的对面那两个书架上颠倒放着若干册书。它们不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着的，而是胡乱放的。标题闪闪发光。为这些书编个目录……《中国纪行》，“旅人”著（用褐色纸包了书皮，书名是用红墨水写的）。（《尤利西斯》（上）1151-1152）

《中国纪行》（Voyages in China）的作者“旅人”究竟是谁，“乔学”研究者并未考证出来，大概这只是一本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旅游读物，其中有关中国的知识残缺鄙陋，充满着各种谬误偏见，却成为布卢姆了解中国、想象中国的重要来源。它在第六章中曾经出现在布卢姆的意识流中：

像这么个家伙，三下两下就能把一个人吃掉。不论那是谁的尸体，连骨头都给剔得干干净净。对它们来说，这就是一顿便饭。尸体嘛，左不过是变了质的肉。对，可奶酪又是怎样呢？是牛奶的尸体。我在那本《中国纪行》里读到：中国人说白种人身上有一股尸体的气味。最好火葬。神父们死命地反对。他们这叫吃里爬外。（《尤利西斯》（下）234-235）

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要在世界末日复活，因此神父反对火葬。可中国人却赞同白种人死后应该火葬，尽管中国人自己喜欢土葬。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特性似乎是“吃里爬外”，变化无常，内外矛盾。为什么“中国人说白种人身上有一股尸体的气味”呢？这也多少透露出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开始全面遭遇的某种尴尬处境。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泱泱帝国在西方列强的枪炮袭击下，不堪一击，备受凌辱，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仇视与谩骂也就顺理成章了。他们把那些贸然闯入中国境内的外国白人称为“洋鬼子”，其身上的“尸体的气味”也就与鬼差不多，需要硫黄之火才能毁灭。正如中国学者孟华指出的：“在自鸦片战争至20世纪50年代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文学中大量使用了‘洋鬼子’、‘老毛子’等词语来描画西方人。”“它们无一例外，都明显表达了近现代中国人对西方侵略者的仇恨”（孟华175-176）。可以看出，西方人无法体谅到中国人这种“吃里爬外”的心态实际上是他们蔑视和惧怕西方人的脆弱体现。

对布卢姆而言，中国人的生活的确不可思议，神秘莫测，是一个与西方人完全不同的“异类”。像许多西方人一样，他所知道的中国不过是一个曾经灿烂辉煌但已奄奄一息的古老国家：

日积月累发展成城市，又逐年消耗掉。沙中的金字塔。是啃着面包洋葱盖起来的。奴隶们修筑的中国万里长城。巴比伦。而今只剩下巨石。圆塔。（《尤利西斯》（上）322）

“万里长城”已经成为古老中国的一个象征符号，大概是西方人谈起中国，人人皆知的一个基本常识了，卡夫卡有一部小说就是《中国万里长城》。在这段意识流中，布卢姆感叹历史的变迁，城市的兴衰；感叹所有古老文明留下的伟大遗迹都是建筑在奴隶们的血汗上，如今却成为令人惊叹、引发感慨的历史废墟。中国的万里长城与埃及的金字塔和巴比伦的巨石圆塔一样，代表着一个曾经辉煌却已经衰败的古老文明。而20世纪初野心勃勃、到处扩张的西方文明又怎能避免同样衰落的命运呢？联系到《尤利西斯》的写作时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四起，乔伊斯及其主人公布卢姆对东西文明兴衰交替和历史循环的认识，与《西方的没落》的德国作者斯宾格勒一样，具有某种预见性。

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布卢姆也略知一二，并充满着无限的敬慕与神奇的想象：

爱情思恋着去爱慕爱情。护士爱新来的药剂师。甲十四号警察爱玛丽•凯里。格蒂•麦克道维尔爱那个有辆自行车的男孩子。摩•布爱一位金发绅士。礼记汉爱吻茶蒲州。（《尤利西斯》（上）628）

在此，布卢姆用一种玩弄文字语法的戏谑方式，提到了“礼记汉爱吻茶蒲州”（Li Chi Han lovey up kissy Cha Pu Chow）。中国（汉）的《礼记》与福建“蒲州”的茶叶组合在一起，可以推测在主人公的心目中，中国除了是一个礼仪之邦和儒家统治的国家，还是商品出口大国，尤其以茶叶、丝绸闻名。

关于中国人古怪的外表，奇特的穿着打扮，布卢姆也饶有兴趣，甚至在一出梦幻舞台上让都柏林人穿上了中国人的衣服：

贝斯特身穿理发师那浆洗得发亮的罩衣，鬈发上缠着卷发纸。他领着约翰•埃格林顿走进来，后者穿的是印有蜥蜴形文字的黄色中国朝服，头戴宝塔式高帽。（《尤利西斯》（上）883）

小说第十五章“刻尔吉”叙述了半夜11至12点的夜晚狂想曲。在布卢姆的幻觉状态中，他被警察抓去受审，又突然荣任市长，还成为爱尔兰国王，随后即遭到群众的攻击，被驱逐出境。这一梦境是主人公无意识情绪的反应，是他本人也无法控制的某种心理的发泄。引文中的贝斯特是爱尔兰国立图书馆馆长，一个艺术爱好者。而约翰•埃格林顿绰号为“小个子约翰”，是小说家乔治•穆尔的秘书。从表面上看，作家竟然让一个普通的爱尔兰人穿着“印有蜥蜴形文字的黄色中国朝服，头戴宝塔式高帽”，打扮成为一个“天朝的子民”，显得滑稽可笑。这样的情节表面上毫无逻辑，不可理喻，却意味深长。弗洛伊德和荣格有关“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的学说为我们解释布卢姆的内心世界提供了途径。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一般指那种受到压抑或遗忘的内容，“个人无意识”是由带有感情色彩的情结组成，它们构成人物心理生活的个人和私人的一面。日常被压抑的各种情绪，如得不到实现的愿望、愤怒、怨恨、爱慕等，往往通过无意识的宣泄（如梦）得到释放。荣格则提出“集体无意识”，“集体”与“个体”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同的内容和行为方式。“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荣格122）。荣格荣格认为幻觉型的作品的素材是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某种陌生的东西，是人类不能理解的神秘世界的原始经验。由此看来，布卢姆的“无意识”的戏剧展现从小的方面来说，包含着“个人无意识”；从大的方面来说，又是某种“集体无意识”的体现。布卢姆对遥远的文明大国一直怀有极大的兴趣和神奇的向往，他知识广博，视野开阔，热爱多元文化。比起那些庸庸碌碌、墨守成规的爱尔兰人，他更显得包容、开放，并且对一切未知新鲜和神秘的事情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尽管在这个场景中，不是他本人亲自穿上中国服装，而是让别人张冠李戴，中国人的形象却能够出现在他无意识的幻觉中，这表明了他对中国的无限渴慕之情。

在小说最后一章，摩莉的白日梦也不时包裹在有关东方的老生常谈之中：闺房、辫子、油膏、丝绸等。她对中国人的最深印象是“辫子”：

几点过一刻啦　可真不是个时候　我猜想在中国　人们这会儿准正在起来梳辫子哪　好开始当天的生活。（《尤利西斯》（下）1277）

摩莉了解到中国与爱尔兰的时差是半天，其夜晚正是中国的白天，而且中国人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重要事情是“梳辫子”，这是非常有趣的，也许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给她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实际上，引起主人公对远东产生浓厚兴趣和动人想象的触发点大多数来自于人物外形，以及各式各样充满异国风情的时髦商品。比如，与中国紧邻的日本，那是由艺妓、和服、屏风构成的奇异对象。摩莉希望布卢姆送给她的礼物是“考究的和服”。《尤利西斯》第十五章的梦幻舞台上同样出现了身穿和服的坎宁翰太太：“坎宁翰太太头戴风流寡妇帽，身穿和服式晨衣，出现在伞下。她像日本人那样滴溜溜地旋转，鞠着躬，滑也似地侧身走过”（《尤利西斯》（下）951）。从心理学而言，“易装癖”透露了人物对另一种身份的内在渴求。另外，对于未来家里需要购置的东西，布卢姆列出了“日本式三扇屏风”、“装在左边大门柱上的日本门铃奏着异国情调的悦耳玎玲声”（《尤利西斯》（下）1158、1160）。由此看出，西方人对中国、日本等远东国家十分热衷，无论是外表的服饰，还是各种流行的日常商品，这些都成为当时西方人追逐的一种时尚，引发出某种浪漫神秘、奇异多彩的审美情趣。这符合萨义德提到的西方人关于东方的一般认识和渴望：“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记忆”（萨义德1）。我们不难看出，包括长城、《礼记》、佛陀、茶叶、丝绸、辫子、汉服、和服、屏风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奇异风景或商品，代表了一个不同于当下的想象符号，诱发的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浪漫未知、远离现实的乌托邦世界，另一种可能的优雅的生活方式。

像福楼拜一样，乔伊斯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与沉溺于浪漫幻想的逃避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向东方异域的不断求索过程中，这一想象性替代物意味着绚丽的色彩、令人激动的别样生活，能够冲破单调乏味的现实禁锢，获得无限的自由与创造。在其自传体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作为乔伊斯的代言人斯蒂芬呼唤道：“走吧！走吧！搂抱的手臂和那声音的迷人的符咒：大路的白色手臂，它们已经许诺要紧紧地搂抱，反衬着月影的高大船舶的黑手臂，它们携带了很多远方国度的消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347）。对于立志成为艺术家的乔伊斯而言，“远方国度”代表着一种迥异于当下现实的另外一种经验生活和想象空间，那是通过语言符号和丰富想象铸造出的艺术生活。

二、对暧昧中国的迷惑与猎奇

20世纪初，东西文化的交流出现了一个热潮，许多爱尔兰上流人士都着迷于佛学和通神学，刮起了一阵“梵语热”，这也影响到了乔伊斯对于非基督教传统的异教文化，对梵语、佛教和各种民间文化的兴趣。事实上，布卢姆对真实的中国人毫无概念，一知半解。这使得他很容易听信那些稀奇古怪的说法：

可有些人就是喜欢吃发霉的食品。变了质的野味。用土锅炖的野兔肉。得先逮只野兔。中国人讲究吃贮放了五十年的鸭蛋，颜色先蓝后绿。一桌席上三十道菜。每一道菜都是好端端的，吃下去就搀在一起了。这倒是一篇投毒杀人案小说的好材料。（《尤利西斯》（上）340）

“有一回俺瞧见过中国人，”那个勇猛的讲述者说，“他有一些看上去像是油灰的小药丸。他把药丸往水里一放，就绽开了，个个都不一样，一个变成船，另一个变成房子，还有一朵花儿。给你炖老鼠汤喝，”他馋涎欲滴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连这都会。”（《尤利西斯》（下）1025）

在涉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时，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引文前一段出现在布卢姆在餐厅吃饭时的意识流中，后一段是一个吹嘘到过中国的水手在大众面前的讲述。这些普通的都柏林人了解到中国人的烹调方法十分怪异，似乎他们从不吃正常的东西，而是吃一些发霉的食品（霉豆腐？）、各种奇怪的野味、呈黑色的皮蛋、成分不明的中医药丸，甚至老鼠汤，这些西方人根本无法接受的东西却是中国的日常饮食。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带着猎奇或者鄙视的心理说三道四，这也透露出像布卢姆一样的许多西方人只是听信游记手册和信口开河者，夸大其辞，甚至认为中国人没有人性（连兔子、老鼠都吃），与投毒杀人者无异。中国形象暧昧不清，只不过为西方人提供了惊险刺激的话题罢了。更可笑的偏见还有，在勃克•穆利根这类狂妄自大的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竟然是发育不全者。在小说第九章国立图书馆的大众聚会场所，穆利根大放厥词：“他朝半空中啐了一口，唾沫飞溅。‘噢，没下巴的中国佬国！靳张艾林唐。’”（the chinless Chinaman！Chin Chon Eg Lin Ton）（《尤利西斯》（上）412）。“靳张艾林唐”来自亚洲歌剧《艺妓》中的歌词，《艺妓》当时在都柏林上演，穆利根与斯蒂芬都在会馆看过，却对中国人产生了如此奇怪的印象，连布卢姆也全盘接受。后来，“没下巴的中国佬”这句话还出现在第十四章布卢姆有关怀孕分娩的意识流中：“某缺下巴中国佬（候补者穆利根先生语）之男系亲属，先天性缺颚乃系沿中线颚骨突起接合不全之结果”（《尤利西斯》（上）340）。正如把犹太人视为劣等民族，把中国人视为“没下巴的”残疾人，明显体现了某些西方人的种族歧视，其实也是西方白人优越论的体现。

事实上，从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各国的强盛和东方各国的衰老，西方人对东方人的想象也由启蒙时代的正面转向了负面，“对中国事物的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崇敬到诋毁，由好奇到蔑视”。“野蛮、非人道、兽性，这些形容词通常被19世纪的人们用来总结对中国人的看法”（德利特248，251）。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日本是色情享乐之地，印度人愚昧无知。种种无稽之谈令人啼笑皆非，在当时却广为流传。这种滑稽变形的形象如同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描述的：“我们被想象为不是以吃老鼠或蟑螂为生，就是以闻荷花的香气度日。不是颓废的迷信，就是低级的逸乐。印度的灵性是无知，中国的严谨是愚钝，日本的爱国心是宿命论的果实”（冈仓天心8）。在那位出版过震惊西方的《中国人的特性》（1890）一书的美国传教士明恩博（即阿瑟•史密斯Arthur Smith，1845—1932）笔下，中国人被贴上了缺乏时间观念、缺乏精确习惯、思维紊乱、好误解人意、好兜圈子、温顺又固执、思维紊乱、麻木不仁、蔑视外国人、有私无公、因循保守、缺乏同情心、好斗好吃、相互猜忌、缺少信用、安于寄生等一系列可怕的标签。在他看来，普通的中国人在“肉体方面已获得高度进化、发展，但仅此而已，精神、灵魂方面则极为缓慢，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将这种人从人们的愚昧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方法，即是向他们灌输新的生活方式”。“不管从哪一方面去看，对我们来说，中国人的现在于将来都或多或少是一个谜，但我们别无办法，除非我们在脑中深深印上这一点，即中国人与我们相比可以说是麻木不仁的”（明恩博79，86）。所有这些有关中国的描述根源于注视者带上了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有色眼镜，而这种一味负面、消极、种族歧视的中国形象，当然也为西方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提供了口实。一些专为传播上帝福音而来的教士们，并没有遵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爱你的邻居”的基督教教义，而是打着用“上帝的话语”来启悟和拯救愚昧落后的中国的幌子，实则为帝国主义的掠夺入侵摇旗呐喊。由此看出，1904年的西方世界对当时的中国（大清帝国）几乎全是消极印象，极端的种族歧视和傲慢偏见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西方世界非常盛行，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人也染上了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偏见，对中国持有许多谬见和歧视。

其实长久以来，中国形象自身并没有太大改变，但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认识态度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说明异国形象实质上是在讲述自身文化中存在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暧昧不清，往往又难以理解，只好借助一个有关“他者”的隐喻表述出来。正如巴柔指出的：“我‘注视’他者，而他者的形象也传递出我自身的某些形象。有一点无法避免，即在个人（作家）或集体（社会、国家、民族）或半集体（思想派别、观点）的层面上，他者的形象既是对他者的否认，又是对自身及自我空间的补充和延伸。‘我’要言说‘他者’（往往是出于各种迫切且复杂的理由），在言说他者的同时，‘我’又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己”（《形象学理论研究：从文学到诗学》203）。显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遭受极度蔑视的中国形象反映了那些由于经济和工业力量强大而产生种族优越感的欧洲人，需要证明自己是唯一拥有高度文明的优越种族，以便为自己的帝国主义扩张找借口。因此，西方人的中国形象不仅仅用来表达恐惧、讨厌、担忧和怀疑，而且也是西方人自身内在黑暗和贪婪的揭露者，是无意识幻想的倾诉者。

三、对现代中国的同情与理解

布卢姆对东方异域倾注如此多的热情和对中国人的同情体恤并非偶然，而是他身上强烈的异教精神和普世情怀的体现。生活在基督教信仰浓郁甚至压抑的都柏林，布卢姆这个犹太“异教徒”显得有些怪异，不合群，他对一切宗教形式抱着无所谓的宽容态度，“对宗教、国家、社会、伦理等许许多多正统教义都抱有怀疑”（《尤利西斯》（下）1088）。布卢姆起初信仰犹太教，后来改信新教，最后又皈依了罗马天主教，甚至也赞同过达尔文的进化论。可见其宗教信仰并非专一，而是混杂着大量非基督教、非西方文化主流的东西，这种游离于主流之外的态度使得布卢姆既能够亲自体验犹太教，又能够体验新教和天主教，甚至对伊斯兰教、佛教、儒家等也充满着同情、理解与探究欲。对于那个远在天边之外的神奇、陌生、苦难、贫穷的中国，他总是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当布卢姆漫步都柏林街道两旁琳琅满目的商店，他发现：

他来到诸圣教堂那敞着的后门跟前。……门上贴的还是那张告示。十分可敬的耶稣会会士约翰•库米布道，题目是：耶稣会传教士圣彼得•克莱佛尔及非洲传道事业。当格莱斯顿几乎已人事不省之后，他们仍为他皈依天主教而祷告。新教徒也是一样。要使神学博士威廉•詹•沃尔什皈依真正的宗教。要拯救中国的芸芸众生。不知道他们怎样向中国异教徒宣讲。宁肯要一两鸦片。天朝的子民。对他们而言，这一切是十足的异端邪说。他们的神是如来佛，手托腮帮，安详地侧卧在博物馆里。香烟缭绕。不同于头戴荆冠、钉在十字架上的。“瞧！这个人！”关于三叶苜蓿，圣帕特里克想出的主意太妙了。筷子？（《尤利西斯》（上）174）

马斯天斯基曾告诉我说，中国茔地上种着巨大的罂粟，能够采到优等鸦片。（《尤利西斯》（上）225）

他溜溜达达地从布朗•托马斯开的那爿绸缎铺的橱窗前走过。瀑布般的飘带。中国薄绢。从一只倾斜的瓮口里垂下血红色的府绸。红艳艳的血。是胡格诺派教徒带进来的。事业是神圣的。（《尤利西斯》（上）329）

自从印度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中国沦落为欧洲推销鸦片的巨大市场后，西方与东方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这在1906年6月16日这一天的都柏林日常生活中可见一斑。这样一个资源丰富、出口贸易频繁的国家，怎不让欧洲列强虎视眈眈呢？于是他们用鸦片来麻醉中国人的意志；传教士的使命就是向中国人灌输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殖民主义在基督教的神圣幌子下得到了辩护甚至颂扬，成为中国人受益的拯救行为。难能可贵的是，疾恶如仇、爱好和平的布卢姆对大英帝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和以基督教传教为名向东方各国进行殖民统治的野蛮行为十分愤慨，“对于任何形式或方式的暴力或不宽容，我都一概憎恨。那样做什么目的也达不到，什么反抗也阻止不了”（《尤利西斯》（下）1048）。布卢姆了解到中国人信仰的是佛教，有着另外一种生活方式，香烟缭绕、安静躺卧的如来佛不同于头戴荆冠、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基督，可是，那些基督教传教士却打着“要拯救中国的芸芸众生”的口号，以侵略野蛮的方式打破了这个宁静安详的东方文明古国。他发现佛教与基督教虽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信仰，但都一致反对暴力，倡导慈悲与爱。与此类似，任何的侵略、暴力与屈辱行为都是与布卢姆倡导的和平主义格格不入的，他对中国抱有深切的同情与理解，甚至在思维方式和精神向度上也越来越接近东方。难怪到了结尾，摩莉感觉到他类似于佛陀了：

一只手摁着鼻子呼吸　活脱儿像那位印度神　一个下雨的星期天　他领我到基尔代尔街博物馆去让我看过　浑身裹了件长坎肩儿　侧着躺在手上　十个脚趾扎煞开来　他说　那个宗教比犹太教和咱们天主教加在一块儿还大呢　整个儿亚洲都在模仿他　正像他总在模仿每一个人。（《尤利西斯》（下）1260）

摩莉的感觉并不出人意料，比起庸庸碌碌、醉生梦死的都柏林人，布卢姆身上更具有某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乔伊斯把布卢姆与奥德赛、耶稣、佛陀等相提并论，甚至赋予了他某种人性与神性合一的精神。他曾像历史上的使徒、先知一样告诫众人：“暴力，仇恨，历史，所有这一切。对男人和女人来说，侮辱和仇恨并不是生命。每一个人都晓得真正的生命同那是恰恰相反的”（《尤利西斯》（下）627-628）。布卢姆的犹太身份、非欧洲中心主义的边缘人立场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理想代表了一种新的英雄品质。这也是主人公为什么最终赢得了青年艺术家斯蒂芬的“父子之情”、唤回了妻子摩莉的爱情的真正原因所在。

布卢姆这位“来到异邦人当中的新使徒”，试图用“普遍的爱”来化解一切仇恨和暴力，这种爱的精神与基督的博爱和佛陀的慈悲是一致的。有中国学者曾经提到：“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乔伊斯具有东方人的、类似我国庄子的‘齐物论’思想。他主张一切事物并无高低大小，如同苍茫无涯的空间运行的无数天体中，每一个天体都是沧海一粟，每一颗砂砾也就是一个天体”（柳鸣九93）。可见，布卢姆身上具有的高贵品质是他不求狭义的归属，不讲究民族性的界限，他是既代表西方又代表东方的一个人，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个“国际主义者”，是用爱拯救世界的“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对中国文化的好奇渴慕以及对中国人的同情想象，体现了现代“尤利西斯”对一切侵略暴力、种族偏见的憎恨，并试图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宽容博爱的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从观念到行为，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始终停留在向往—掠取（以乌托邦论为代表）与恐惧—征服（以黄祸论为代表）两种模式间摇摆，中国成为西方人的“欲望之地”。近百年来，中国文明古国遭遇着西方侵略、凌辱与冲击而处于奄奄一息、摇摇欲坠状态，怀疑与自卑、战争与混乱、骚动与危机的苦难侵扰着中国人，传统文化分崩离析，中国形象暧昧不清。我们看到，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对中国形象的描述表现出多数西方作家的共同倾向，既有对中国古老文明和东方异国情调的倾慕与神往，又夹杂着某种莫名其妙的偏见、歧视和猎奇心态，同时对备受西方列强欺凌和鸦片迷醉的贫弱中国、愚昧不化的“东亚病夫”表示深切的同情。可见，在20世纪初期，这种对中国形象表现出的复杂暧昧态度一方面表明乔伊斯同样受到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受囿于对真实中国的有限了解，带上了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或者是受到威胁的敌对力量，或者是不可理喻的遥远存在，既神奇古怪又模糊不清，既令人好奇又令人恐惧。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爱好和平，倡导文化多元共处和自由包容精神的作家，乔伊斯及其笔下的主人公又体现出不同寻常英雄主义，他激烈地抨击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野蛮行径，揭露那些打着传播上帝福音却侮辱欺凌中国人的传教士的两面性，并把东方、中国、遥远他者、异国情调、浪漫的审美方式作为建构主人公复杂身份的想象空间。

概言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一样，都是西方文化之外的他者、边缘人和异质存在，代表了一个被审视、被观看、被谈论的对象。正如萨义德所言：“在与东方的知识体系中，东方与其说是一个地域空间，还不如说是一个被论说的主题，一组参照物，一个特征群，其来源似乎是一句引语，一个文本片段，或他人有关东方著作的一段引文，或以前的某种想象，或所有这些东西的结合”（萨义德229）。对于这种通过描绘东方而进入西方的思考方式，法国汉学家于连（F. Jullien）总结为“迂回与进入”：“这在遥远国度进行的意义微妙性的旅行促使我们回溯到我们自己的思想”（于连3-4）。也就是说，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为乔伊斯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有效观照、批判自身文化的距离，一种更深刻地揭示现代西方人的内在矛盾与生存困境的途径。正是通过对东方犹太身份的自觉认同，通过对阿拉伯、印度、中国、日本等远东文化的渴慕、同情与想象，《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才显得与众不同，才有了对西方之外的他者文化的包容与渴慕，并成为了一个庸人时代中的英雄主义者。毫无疑问，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笔下的极其复杂矛盾的中国形象也将为我们反观中国自身和确立自我身份提供一面宝贵的“他者”之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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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已发表于《外国文学》，2009（5），第59-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