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卫灵公》
释义:
志士仁人,没有为了求生而损害仁的,只有牺牲自身来成全仁的。
点题:
这句话是成语“杀身成仁”的出处。“士”为中国古代四民之首,是中华文明的布道者和捍卫者。传统社会对“士”的要求很高。《论语·泰伯》中的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士”的志向担当和克己精神远远高于常人,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议也。”“士”要具有“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的精神境界。
链接: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尽心上》——
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延伸悦读:
士人是对中国古代官僚人文知识分子的统称。这是一个精英社会群体,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要创造者、传承者。这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一个社会集团。提出“士”的理论标准的是孔子。
“士人”有着不同常人的宗教般的救世情怀,这种救世情怀在孔子那里被称为“仁”。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天下苍生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孟子讲“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到了宋代,范仲淹有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成为士人救世情怀的最通俗、最精辟的注解。需要注意的是,范仲淹所谓的天下,已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名言。明末大思想家顾炎武之所以说“天下”而不说“国家”,关键就在于在封建士大夫看来,王朝更替带来的仅仅是名物度数等方面的某些变化,而不可能触动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礼治文化。“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可见士人捍卫的是中国文化传统。正是由于全社会的知识精英们忠贞不渝地守卫着礼治文化精神这个“道”,按照礼制的规则行事,封建社会才能够逾两千年而绵延不绝。近现代以来,“卫道士”是一个贬义词,事实上,“卫道”是文化精神得以延续的重要保证,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这样的“卫道士”。
士节是士人的灵魂,那些自尊自重的士人,很有抵御能力,不会被收买也不会被吓倒。这在两汉很突出,给后世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汉代被尊称为“关西夫子”的杨震,其任荆州刺史时,有人夜中赠金十斤,杨震坚决拒绝,赠者说:“在这深夜里没人知道。”杨震回答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就是后代常说的“四知金”。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争”中,一大批士人奋起卫道,视死如归。史家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说,这些士人“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
有明一代,士大夫因为抨击宦官当政、揭露奸臣当道、批评皇帝昏庸,而被廷杖、被杀戮、被贬斥的不知凡几。他们前赴后继、勇于献身,甚至牵连家人九族。明亡之时,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士大夫都争相殉节、慷慨赴死,其人数之众多、其自觉、其酷烈,也为历代所罕见。
清代专制集权空前,文字狱极其惨烈,士大夫已蜕变为奴才,士节夫复何言。士风的颓靡完全暴露出来,这在小说《儒林外史》中有深刻而生动的描绘。清末国势垂危,士节情操辉光流转,如春雷乍响,最典型的如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为变法自觉献身的谭嗣同,以及清末许多“敢将热血写春秋”,献身于反清的烈士如徐锡麟、秋瑾、邹容等等,都是“士人”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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