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曾经的屈辱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很长的时间内，曾经领导世界发展潮流，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开始落后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15世纪起，走向世界的西欧与封闭的东方便拉开了差距。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仍停留在农业经济状态的中国完全陷入落后挨打的窘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蒙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内部战乱，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一、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毛泽东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1]从1840年至1919年的80年间，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大规模武装侵略战争就有5次，即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每战必败，战败后必签订不平等条约，内容不外乎割地赔款、开口通商，使中国的领土主权、关税主权和司法主权受到严重损害。

第一次鸦片战争。“直到乾隆晚年，中国还是一个出超的国家，大多数年份都有贸易顺差，许多外商都要以本国银洋来支付贸易差额”。[2]眼看着每年有大量白花花的银子因为贸易逆差流入中国，而清政府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过剩产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一切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英国资本家们不干了，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在印度大量生产鸦片，将其运销中国，于是秘密地开始了罪恶的鸦片贸易。从1750年至1839年，鸦片在中国的销售量直线上升。18世纪60年代以前，每年为200箱 （每箱100斤），而到1790年突破4000箱，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已达35000箱。鸦片不仅导致中英之间贸易关系的颠倒，还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败坏了社会风气。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在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面前，清政府采纳了 “禁烟派”的主张，道光皇帝于1839年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在虎门销毁了没收的200多万斤鸦片。

中国禁烟消息传到英国后，英国的资产阶级鼓动英国政府发动战争。1839年10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向中国出兵。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军队对侵略者进行了坚决抗击，广州等地人民也曾组织起来打击英国侵略者。经过侵略与反侵略的反复较量，中国终因多方面的落后及清政府的无能而战败了。1842年8月，清政府在英军大炮逼迫下，派代表在英国军舰上签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 《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共13款。内容主要有：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处为通商口岸，准英国派领事驻扎，专理英人贸易通商事宜；中国政府赔款2100万元给英国政府，其中有赔偿鸦片损失费600万元，赔偿军费1200万元，偿还商欠300万元 （广州赎城费600万元在外）；割让香港给英国；规定中国进出口关税 “均宜秉公议定”，即中国关税税率由中英两国 “协商”制定；取消公行制度，允许外商与华商直接交易。

为了对一些重大问题作详细明确的规定，中英双方继续谈判，于1943年签定了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 《虎门附约》，作为 《南京条约》的补充。主要内容：准许英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永久居住，为后来的开设租界提供了条约依据；规定如果 “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国人一体均沾”，使英国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规定英国有领事裁判权，即英国人如果在中国犯法，中国无权审判，应由英国领事根据英国法律来判决；明确规定了中国关税“值百抽五”的极低税率，及内地税 “照旧输纳，不得加征”的征税原则；规定英国 “官船”可在通商口岸停泊，“中国兵船不得拦阻”，外国军舰从此可以自由进入中国港口。

接着美国和法国也乘机以战争相恫吓，要挟清政府与其缔约。清政府已被英军的炮火吓破了胆，因此于1844年签定中美 《望厦条约》和中法 《黄浦条约》，使美、法获得了英国所定条约中除了割地、赔款之外的全部特权，并且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进一步攫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清政府还承担了保护外国传教士的义务，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遭到破坏。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启了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或武力威胁，强迫中国政府签定不平等条约的恶例。其后，西方侵略者继续胁迫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攫取了一个又一个侵略特权。而他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就是以这类条约特权为护符的。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谓的 “条约制度”。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破坏，经济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根本变化，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英、法两国政府又分别以 “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约打了4年，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了北京。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分别签订了1858年的 《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 《北京条约》。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管理圆明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自杀。从第二天开始，军官和士兵就疯狂地进行抢劫，每个人都是 “腰囊累累，满载而归”，“遇珍贵可携者，则攫而争夺，遇珍贵不可携的，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

10月16日，英国公使额尔金、英军统帅格兰特决定烧毁圆明园。10月18日，米启尔将军率领英军第一师的第60来复枪团和第15旁遮普团，连同骑兵旅共约3500人进入圆明园，将指挥所设在正大光明殿。米启尔允许士兵把所有能搬得动的珍宝全部搬走。于是，在焚毁之前，圆明园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更大规模的洗劫。接着，成群结队的士兵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奔向圆明园各处纵火。圆明园内的建筑，大多以雪松建成，极易点燃。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已有50多处燃起熊熊的大火，火舌呼啸着，发出噼噼剥剥的声响。升起的浓烟形成一个个烟柱，烟柱又汇成一块巨大的黑云。“日光被天空的浓云所笼罩，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周围的地区，也是一片黑暗”。这场浩劫的目睹者斯文候说：“红红的光焰，照在军队的面孔上，看起来，仿佛是魔鬼一样。”19日傍晚，英军在纵火焚烧正大光明殿并亲眼看到屋顶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倒塌之后才动身返回营地。经过两天两夜的焚烧，这座凝聚着中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的一代名园就被英国侵略者野蛮地烧毁了。英军的吴士礼中校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当我们第一次走进这些园林时，它使我们想起童话故事中所描写的仙境，而10月19日我们从这里离开，身后留下了一片空旷荒凉的土地，到处都是无法形容的瓦砾。”

英国侵略者为什么要烧毁圆明园，按照英国人的说法是因为37名英法俘虏在圆明园受到了虐待，所以，要烧毁圆明园作为报复。事实并非如此。在37名俘虏中，只有巴夏礼等20余人曾在圆明园关押过。9月21日，僧格林沁捉拿巴夏礼等20余人押送圆明园。但是，圆明园并不是囚禁俘虏的地方。所以，第二天就转送刑部，分别囚禁于南、北两监。因为刑部监狱囚禁外国人，是清王朝从来未有之事，所以，刑部尚书赵光和另外两位刑部官员瑞常、灵桂一起到南、北两监查看。令官役禁卒 “小心防守，不可凌虐”。

在我国，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英法侵略者烧毁圆明园是为了掩盖他们抢劫圆明园的罪行。从事情发生的先后看，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二者之间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侵略者看来，战胜国抢劫战败国的财物，并不是什么罪行。1860年，亲自参加了侵略中国的巴特雷上尉认为，这次远征行动 “干得体面而漂亮”，是 “法兰西和英格兰共享之荣耀”。具有这种心态的人，怎么可能认为抢劫圆明园是罪行，为了掩盖罪行而把圆明园付之一炬呢？

英国侵略者之所以烧毁圆明园，真正的原因是要以此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使清政府尽快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签订和约，以便他们能按原计划从北京撤离。1860年春天，英法联军从香港出发的时候，军官和士兵穿的都是春装。但是，11月以后，北京的气候就寒冷了，这对英法联军是非常不利的。为了避免重蹈1812年拿破仑进攻莫斯科遭到惨败的覆辙，他们决定，必须在11月1日之前撤离北京。由于英法联军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到10月15日，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恭亲王奕还不敢和英法侵略者的谈判代表接触，以致和约无法签订。英国公使额尔金、英军统帅格兰特深知圆明园在清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园林，而是从雍正以来清朝五代皇帝经常居住和向全国发号施令的政治中枢，烧毁圆明园可以对清统治者产生震慑的作用。所以，编造了一个英法俘虏在圆明园受到虐待的谎言，作为烧毁圆明园的借口。当圆明园之火腾空而起的时候，俄国公使义格拉底夫就扮演调停人的角色，致函奕，劝其 “认明危险，速定和议”。在列强的压力下，奕完全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一切条件。于10月24日、25日，分别与英国公使额尔金、法国公使葛罗交换了 《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并订立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英法侵略者认为，“烧毁圆明园，大大加快了达成最终协议的步伐”。由此可见，中英、中法 《北京条约》，是被圆明园之火逼出来的。在烧毁圆明园的问题上，法国公使葛罗、法军统帅孟托邦曾表示反对。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怕这样做会 “颠覆清廷而援助太平军”。如果要烧，就烧紫禁城里的皇宫。他们的态度虽然不同，但是，在与中国人民为敌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在英、美等国的怂恿、支持下，日本袭击中国军队，击沉中国海上运兵船，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史称 “甲午战争”。尽管清军将士中有不少人如左宝贵、邓世昌浴血奋战、英勇抗敌，清军仍然一败再败。中国被迫于1895年4月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我们读一读谈判记录，就可以看到，中国在这次谈判中屈辱到何种地步。李鸿章赴日本马关，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谈判。伊藤博文拿出条款节略后，极其傲慢地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云：“难道不准分辨？”伊云：“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李云：“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伊云： “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最后一次会谈时，伊藤提出：换约后一个月，必须完成台湾的交割。李云：“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云：“尚未下咽，饥甚。”[3]

《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和附属各岛屿给日本；向日本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日本人得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公益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等等。但俄国不干，联合德国进行干涉。日本说辽东半岛我不要了，但中国得花钱赎回去，多少钱呀，3000万两白银。又增加中国赔款库平银三千万两。当时清政府大体每年财政收入白银八千万两。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为了赎回辽东半岛又增加三千万两，再加上因分期缴付所需的利息，相当于整整三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清政府只能大量举借外债来支付赔款，大大加深了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赖，成为列强借以在华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发端。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年，在甲午战争失败五年后，列强再次侵入北京。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八个国家的铁碲。各国军队在北京城划区驻扎，要求所驻区域的所有中国人家必须悬挂占领国国旗。一时间，中国的心脏插着的是八个国家的旗帜。人类进入近代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曾遭受过如此的屈辱。整个中国仿佛都被撕裂了。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5倍。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此，清政府的战争赔款总数高达7亿2450万两白银，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条款等总数达几百个之多。清王朝已经完全沦为一个对内不能保护国民尊严，对外不能捍卫国家主权的腐朽没落的政府。到签订 《辛丑和约》时，巨额赔款不说，而且外国军队已经直接驻扎到了北京的东郊民巷，这是条约上有规定的。东郊民巷是什么地方？离紫禁城皇帝的所在地不过咫尺之遥，可见中国的国家地位已经到了非常低落的地位。

二、签订不平等条约

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也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一道枷锁。根据1994年6月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对外条约辞典（1689－1949）》，从1689年 《中俄尼布楚条约》至1949年，中国的对外条约共计1356件。1356件条约中，据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分析，不平等条约有745条，清政府签411条；北洋政府共签243条；国民政府共签91条。同我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主要是17个资本主义国家，即英、美、法、俄、德、葡、荷、西、比、卢、意、奥、日、挪、丹、瑞典、瑞士。此外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秘鲁、刚果5国依仗大国，也通过签约在中国享有特权。

还有一种说法，西方列强在1842－1919年间共迫使中国签定了709个不平等条约。涉及割地、赔款、租界、驻兵、关税、法权，使中国的领土主权、关税主权和司法主权受到严重损害。其中：英国163个，日本153个，沙俄104个，法国73个，德国47个，美国41个，比利时26个，葡萄牙13个，意大利7个，荷兰5个，奥匈帝国5个，西班牙4个，其他国家68个。

不平等条约使列强获得了在华的租界、海关、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列强在中国设立租界，拥有行政、立法、司法、警察和财政权，成为独立于中国管辖之外的 “国中之国”。所谓租界，起初只是外国人在中国通商口岸租赁的居留地，并非外国人全面掌握管理大权的特定地界，但是西方侵略者利用清政府官员的昏庸和怯懦，一步一步地蚕食中国政府对这类居留地的主权，终于把居留地变成西方侵略者在中国口岸的 “国中之国”。从1845年英国获得上海地区的租界开始，1876年中英 《烟台条约》的签订，使 “租界”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正式条约里，其后租界的数量和范围不断扩大。到1911年，英、美、法、俄、德、日、俄、意 、奥、比利时等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外国侵略者在租借的特权也在不断扩大，租界越来越成为外国冒险家的乐园。

海关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但是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中国海关的实际控制权，以此维护外商在华贸易利益。他们利用关税操纵中国财政，在关务、港务、船务等各方面扩大帝国主义势力，许多涉及外交的条约草案，也由总税务司经手。1861年，清政府正式委任英人李泰国为第一任总税务司，为中国海关的最高主管，各口岸的税务司由总税务司选任洋人担任。英国人赫德1863年开始接任总税务司，掌握了有关中外贸易的一切捐税制度的创制和管理，一切有关航运的水道测量，灯塔、浮标设置，引水管理，还主宰了对中国海关法规的实际执行，至其1908年回国，主持中国的海关事务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并且获得清政府正一品的官位，实在是世界史上的一则奇闻。

以领事裁判权为代表的治外法权，使外国侵略者在华为所欲为，不受法律的制裁。领事裁判权，或曰 “外国在华治外法权”，以所谓 “公平审判”为名而建立，但是实际上它却剥夺了中国政府应有的司法自主权。它首次见于1843年的中英 《五口通商章程》。章程中规定英国人在中国如有 “交涉词讼”，要由英国领事根据英国法律定罪。1844年中美 《望厦条约》进一步规定美国领事除了审讯、定罪之外，还有捉拿的权力。根据此项规定，美国人在中国杀了人，中国政府连捉拿之权也没有。这些外国领事遇到自己国人犯罪时 “专以庇护洋人为主”，或 “重罪轻判”，或 “空言了事”，或 “有意纵释”。从形式上看，中国虽然有自己独立的政府，但实际上国家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中国人民备受凌辱，毫无人格尊严可言。

在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一条所谓的 “片面最惠国”待遇，其实质就是，一旦某国在华获得某项特权，则其他列强也同时获得此项特权。这一条款，使各列强狼狈为奸，相互勾结起来侵略中国。

各列强还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中国开设工厂、矿山、铁路的特权。尤其严重的是，侵略者还获得了在铁路沿线的驻军权。通过这些机构，他们疯狂掠夺中国的宝贵资源。另外，他们通过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向中国倾销商品，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国土沦丧。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 《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岛。1860年又通过中英 《北京条约》，割去香港岛对岸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岛屿，租期99年。英国还插手西藏事务，多次对西藏地区进行侵略，通过 《藏印条约》、《藏印续约》，攫取了种种在藏特权，为中印边界纠纷埋下了许多不利因素，其中包括麦克马洪线等历史遗留问题。

葡萄牙武力强占澳门半岛，胁迫清政府订立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允许葡萄牙 “永居管理澳门”。

俄国早在1727年，就通过中俄 《布连奇斯条约》和 《恰克图条约》，获得了原属于中国的贝加尔湖以南、恰克图以北的安加拉河流域3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后又利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之机，于1858年，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 《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1860年，俄国通过 《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1864年，又通过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卓尔南北44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据为己有。1881年，又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疆的斋桑卓尔以东地区7万多平方公里划归俄国。1898年3月，俄国迫使清政府签订 《旅大租地条约》，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为期25年。1911年，通过 《中俄满洲里界约》，侵占了我国1400平方公里的领土，并于1914年侵占了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17万平方公里国土。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沙皇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共侵占中国东北、西北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是近代侵华列强中的最大受益者。

1929年 “中东路事变”后，原苏联顺势占领了黑瞎子岛。黑瞎子岛位于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又称抚远三角洲，面积三百多平方公里。从地图上看，正好是雄鸡的鸡冠位置。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艰苦的谈判，根据2004年签署的 《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黑瞎子岛一分为二，西侧靠近中国的一半岛屿归中国所有 （174平方公里），这部分岛屿目前仍处于未开发的自然状态，并将成为 “中国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2008年10月14日黑瞎子岛西侧一半的岛屿正式归还中国。

俄国还是外蒙古独立的罪魁祸首。自古以来，蒙古族就是中华各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他们世代居住的内外蒙古是中国广大疆域的一部分。但19世纪80年代，在清王朝衰落过程中，沙俄开始通过不平等条约不断在外蒙古扩张势力，把外蒙视为它的势力范围。1911年，沙俄策动外蒙的活佛和王公贵族脱离中国，成立 “大蒙古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虽然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实际上继续支持外蒙独立。1924年11月，蒙古人民党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

1945年2月，斯大林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雅尔塔举行首脑会议。在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美、英为减少自己的损失，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要求，斯大林所说的现状，就是指蒙古人民共和国。

在美苏等国的压力下，蒋介石接受了苏方条件，同意在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1989年2月，邓小平会见在中国进行工作访问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期间，特别讲道：“你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你看看地图，外蒙古被苏联分割后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们现在的战略处境如何？中国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记得，中国的形状像枫叶，假如你现在再看地图，就发现北边缺了一大块，使我们处于极其不利的战略地位。”[4]

1874年，日本出兵入侵我国台湾地区，迫使清政府签订 《北京专条》，赔偿军费50万两白银，承认琉球为日本保护国。1879年，日本占领琉球，隔断了琉球与清政府的藩属关系，将琉球改名为冲绳。1895年，强迫清政府签订 《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将福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欧洲列强忙于战争之际，夺取了德国在山东地区的特权。

德国强租山东的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沙俄强租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以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山东的威海卫和香港岛对岸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及附近的岛屿 （新界），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租广东的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把广东、广西、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声明把福建作为其势力范围。

以上国家猎取了中国大片土地，侵占土地174万平方公里，加上外蒙独立，使我国失去土地33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原有国土的四分之一，相当于三个法国、四个日本，这就是当年的历史。

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是侵略者惯用的手段，伴随着每一次侵华战争的胜利，列强都通过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赔款。1842年 《南京条约》，英国获得2100万银元；1860年中英 《北京条约》，英国获得800万两白银；中法 《北京条约》，法国获得800万两白银；1895年 《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白银，再加上所谓的 “赎辽费”3000万辆白银，共计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日本四年半的财政收入。1901年的 《辛丑条约》，清政府向各列强赔偿共计4.5亿两白银。据专家考证，从1840年开始的战争赔款和利息折合白银共计19亿5000两，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16倍，而被抢劫掠夺的无数珍宝的价值更是无法计算。

圆明园罹劫是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见证。法军翻译官德里松在 《翻译官手记》中描绘侵略军抢劫圆明园的情景时说：“这一大群各种肤色、各种式样的人，这一大帮地球上各式人种的代表，他们全都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这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着，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赌咒着，辱骂着，叫喊着，各自都带走自己的战利品。初看起来，真像是一个被人踏翻了的蚂蚁窝。那些受惊了的好干活的黑色小动物，都带着谷粒、蛹虫、蛋或口含着麦秆向四面八方跑去。”他还把英法侵略军刚刚到达安定门和从北京开拔时的情况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在 “走到安定门时，法国军队只有一辆车辆，也就是将军的车辆才载有帐篷和军用箱，而当军队开拔时，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出现了大批满载着的车辆，单是这支车队也得十十足足走上一小时。至于英国人的车队，那更是长得出奇，这一支神话式的车队，足足有两法里之长”。现在，枫丹白露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的许多珍品，都是从圆明园抢去的。

法国大文学家雨果曾经揭露说：

“有一天，两个强盗闯入了夏宫，一个动手抢劫，一个把它付诸一炬。原来胜利就是进行一场掠夺。胜利者盗窃了夏宫的全部财富，然后彼此分赃。”

“即使把我国所有教堂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又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收藏在这个东方博物馆里的不仅有杰出的艺术品，而且还保存有琳琅满目的金银制品。这真是一桩了不起的汗马功劳和一笔十分得意的外快。有一个胜利者把一个个的口袋都塞得满满的，至于那另外的一个，也如法炮制，装满了好几口箱子。之后，他们才双双手拉手荣归欧洲。这就是这两个强盗的一段经历。我们，欧洲人，总认为自己是文明人；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然而，文明却竟是这样对待野蛮的。在将来交付历史审判的时候，有一个强盗就会被人们叫做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5]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侵略者再次进入北京，使中国再次遭受浩劫，“日军从户部抢去300万两白银后，立即设法毁灭罪证”。“法国主教樊国樑从户部尚书立山家里一次就抢走价值100万两银子的赃物。瓦德西则从钦天监里把17世纪设置的古天文仪器掠送柏林。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惨遭毁坏或抢劫。翰林院所藏著名的 《永乐大典》，几乎丧失殆尽；其他经史子集等珍本图书，共损毁46000余册。”[6]如今，我们可以在英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国的图书馆、博物馆、高校等文化机构看到留散在海外的 《永乐大典》残卷，这可以说是侵略者破坏中华文化的铁证之一。

一百多年前的一个美国人在一本书里面就谈到，中国的国家地位已经到了只有象征性的这样一个地步了。这样的国家，其国民在世界上自然也备受歧视。美国政府允许日本留学生攻读军校，却不给中国学生同等待遇。中方交涉，美国国务院竟回函称 “美国大学没有你们中国学生立足之地”。

1882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更使华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被国会和联邦政府立法排挤和禁止移民的民族。

康有为1898年在一次演讲中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7]这慷慨激昂之词，道出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心声。

民国记者黄远庸 （笔名远生，有 “民国第一名记”之称）曾有如下评论：“一国受人欺凌至此，吾人真乃生不如死。”

中华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商人、身体力行实业救国的张謇 （曾被票选为民众 “最敬仰人物”）1926年临死有如下遗言：“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1]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2] 樊树志：《国史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页。

[3]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4] 见江珂：《回顾〈苏日中立条约〉》，《百科知识》2013年第1期。

[5] 原载 《光明日报》1962年3月29日，程代熙译。

[6] 李侃、李时岳、李德征、杨策、龚书铎：《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03页。

[7]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