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思想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思想

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同世界各国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而发展的，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对外开放的历史，汉唐时期，既是经济繁荣的盛世，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盛世。从西汉到明朝中叶，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与亚洲、欧洲许多国家都有经济文化交流。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和西部“丝绸之路”的开辟；明朝郑和下西洋；东南“海上丝绸之路”的通航，就是我们祖先域外通商的典型事例。

1.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欧的商旅要道，也是一条东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早在远古时期，虽然人类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东西之间并非像许多人想象那样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早期的丝绸之路并不是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资，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国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而良种马以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使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可能。随着公元前5世纪左右河西走廊的开辟，带动了中国与西方的商贸交流，西域地区诸如鄯善、龟玆等国家纷纷在这一时期逐渐出现。这种小规模的贸易交流说明在汉朝以前东西方之间已有经过各种方式而持续长时间的贸易交流。

公元前2世纪，中国的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国力日渐强盛。汉武帝为打击匈奴，计划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联合，于是派遣张骞前往大月氏。公元前139年，张骞带一百多随从从长安出发，日夜兼程西行。张骞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虏，遭到长达十余年的软禁。他们逃脱后历尽艰辛又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国、大月氏、大夏。在大夏市场上，张骞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国的海西布，尤其是汉朝四川的邓竹杖和蜀布。公元前126年，张骞几经周折返回长安。史书上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这是历史上中国政府派往西域的第一个使团。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经过四年时间张骞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自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向汉武帝报告关于西域的详细形势后，汉朝对控制西域的目的由最早的制御匈奴，变成“广地万里，重九泽，威德遍于四海”的强烈愿望。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出于对匈奴不断骚扰与丝绸之路上强盗横行状况的考虑，公元前60年，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以汉朝在西域设立管理机构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通过这条贯穿亚欧的商旅要道，中国和中亚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纷纷东来。他们把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织品和纺织品，从长安通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运往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又把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输入中国内地。

随着中国进入繁荣的唐代，丝绸之路再度引起统治者的关注。为了重新打通这条商路，唐朝统治者借击破突厥的时机，一举控制西域各国，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唐朝控制西域的机构，新修了唐玉门关，再度开放沿途各关隘，使丝绸之路再度迎来繁荣时期。与汉朝时期不同，唐朝控制了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和中亚的一些地区，并建立了稳定而有效的统治秩序，西域小国林立的历史基本结束，丝绸之路显得更为.通。不仅是阿拉伯的商人，印度商人也开始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分子。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人们也不仅仅是商人和士兵，为寻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们也逐渐出现。中国大量先进的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其他国家，并接纳相当数量的遣唐使及留学生。同时，佛教迎来了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机会，一时间唐朝中外文化的交流得到极大的发展，达到了鼎盛。

2.郑和下西洋

公元1405—1433年，明朝郑和使团七次下西洋，谱写了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重要篇章。在中国古代对外开放史上，郑和下西洋是规模最大的对外官方行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航海成就，展现了明初对外开放的规模和层次。从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内容来看，政治交往是其最主要的方面。明朝建立之后，就十分注重遣使各国，积极争取恢复与周边国家的官方往来与友好关系。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遍访诸国，要求他们称臣纳贡，与明王朝修好，所谓“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领船队先后到达占城、爪哇、三佛齐、暹罗、南天竺、锡兰、古里、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30余国。各国使臣还搭乘郑和宝船来到中国，有些国家还直接派贡使向明王朝朝贡。郑和下西洋达到了沟通明王朝同这些国家政治交往的目的，既完成了政治使命，又耀兵异域，显示军事实力，达到了政治交往的开放目的。加强同各国经济贸易往来，是郑和下西洋所肩负的另一项重要使命。郑和宝船中携带了大量瓷器、丝绸、金银、漆器、麝香、樟脑、干鲜果品等，用它们换回了大量西洋各地的土特产和手工艺品，如象牙、香料、胡椒、硫磺、宝石等。从双方交易的对象来看，是对明代以前贸易的继承和发展。在过去，西洋诸国很难得到中国的丝绸和瓷器，郑和船队加强了双方贸易的直接往来，有助于双方对外贸易联系的进一步加强。文化的交流也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船队所到之处，儒家文化传播到这些国家和地区，促进了所到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繁荣和发展。在明王朝的赏赐品中，一项重要的赏赐是经史子集和历法书展的赐予。另外，郑和信仰回教，在与各国交往中，其王公大臣纷纷效仿，这是郑和对东南亚文化发展的又一贡献。健康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3.近代中国的西学思潮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开放历史，与此相适应，也有着极为丰富的开放思想，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鼓励对外贸易，元明朝时期的卢世荣、王夫之等为开放“海禁”辩护等，古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更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特别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思潮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林则徐是中国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主张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进步的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他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认为英国之所以胜利在于英帝国主义“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林则徐既强调了战争中武器的重要性，也阐述了将士即人的素质的重要性。由此林则徐认为，中国要想御侮图强，必须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设立译馆，翻译外国书籍、报纸，“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并购其新闻纸”以便及时了解“夷情”。当时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华事夷言》、《四洲志》介绍了外国的情况，使人们开始逐渐了解外部的世界。难能可贵的是林则徐严禁鸦片，力主禁烟，但他并不反对正当的中外经济贸易；他要求抵御外侮，但他并不反对学习外国进步的思想与技术，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林则徐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主张。

魏源晚清思想家，他以天下为己任，讲求经世之学，力图谋求国富民强，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行者之一。魏源继承了林则徐师夷制夷的思想，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完成了《海国图志》，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社会状况，比较详细地阐发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魏源自述写作《海国图志》的目的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强调指出：“师夷”是为了“制夷”，向西方学习是为了抵御西方的侵略；而要成功地抵御西方的侵略，实现“制夷”的目的，“必先悉夷情始”，即通过立译馆，翻译夷书了解夷情，达到知己知彼。同时还要善于向外国学习，对此，魏源强调：“善师四夷者，能制夷类；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在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时，魏源认为“船坚炮利”是西方列强战胜中国的主要因素，为此，“师夷”就是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长处，即学习西方的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创办军事工业和其他厂矿企业，他大胆建议清政府在虎门拨出一块土地让外国人投资办厂，让中国有识之士进厂学习。几乎和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时任福建巡抚，鸦片战争给徐继畬带来巨大触动。幅员辽阔、有两百年全盛历史的大清帝国，面对来自数万里之外的洋人，居然一败涂地。他痛切地感受到中国从前的夜郎自大，于是开始利用一切机会，研究外面的世界，并于1848年出版了亚洲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瀛寰志略》。系统地介绍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沿革、经济文化及风土人情，并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立国史、政治制度，特别介绍了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功绩。

太平天国时期的洪仁轩是近代中国力主向西方学习的又一杰出代表。洪仁轩据他在香港及上海多年所见所学的西方知识，提出《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长远发展的纲领。《资政新篇》以振兴和完成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在中国开辟“新天、新地、新世界”，使中国成为“与番人并雄”的“东洋冠冕之邦”为目的，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善法”和“技巧”为借鉴，主张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实行新政。在经济方面，提出要学习西方：兴商业、办银行、建设铁路、开矿山、办邮政；要有保护人身的司法制度、办报纸传递讯息、监督政府等等。在政治方面，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富强之由，不仅在于“技艺精巧”，而且在于“邦法宏浑”，所谓“邦法”是指国家的各种制度，首先是政治制度，他提出了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改革方向。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发展文化事业、奖励慈善事业等有关西方资本主义新风尚的主张。在外交上，提出放弃万方来朝的幻想，向西方开放，双方平等对待。洪仁轩的西学思想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总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资政新篇》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各种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比日后满清的洋务运动及维新运动更为全面和彻底。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如何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他们在跟外国侵略者交涉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列强的船坚炮利，技术精良，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维护清朝统治。洋务运动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但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未能挽救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和阻止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工业，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19世纪60年代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等人纷纷主张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新式工业，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开放。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派思想家以进化论为武器，主张在君主立宪的前提下，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维新变法思想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外开放因素，特别是近代中国的西学思潮，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清政府始终没有跨出封建主义的门槛，对腐朽的王朝抱有幻想，寄希望在清王朝的统治下，通过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长处来挽救民族危机，富国强兵，具有不切实际的缺陷，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存在着幻想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