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第四节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从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北的近13年，史学界称为延安时期。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中国革命力量由弱到强的辉煌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诸多重要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理论探索，写下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创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而对外开放思想，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既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的对外开放，也对未来的新中国如何对外开放作了设想，在毛泽东的许多论著中，对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的对外开放都作了精辟的论述，是毛泽东对外开放论述最精辟、思想最丰富、阐述最全面的时期，表明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已初步形成。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论断，是毛泽东主张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根据。早在1935年，毛泽东就认识到“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40]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41]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的事情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来办，但同时，国际援助也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42]“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4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登上了险峻的岷山。毛泽东站在岷山顶峰，眺望那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的莽莽昆仑，心中涌起不尽的遐思。他即兴挥毫，借诗言志，一首《念奴娇》，把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交往、中华民族愿与世界人民共享大自然和人类文明智慧成果的思想抒发得淋漓尽致。诗中写道：“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44]原诗中是“一截留中国”，为什么改为“一截还东国”呢？诗人曾这样解释道：忘记日本人民是不对的，改为“一截还东国”，英、美、日都涉及了。由此，可以感受到：毛泽东的胸襟是多么的广阔，对外开放的气魄是多么的恢宏。

在经济方面，为了打破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对外开放观，要求发展对外贸易，吸收根据地外包括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在与斯诺、史沫特莱等西方记者的谈话中，多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愿与世界友好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设想。毛泽东指出：“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不仅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45]“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46]“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47]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在后来中共中央颁发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等文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经毛泽东修改和补充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第21条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48]此后，随着共产党与美国方面接触的增加，双方关系一度较为密切。1944年8月18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确认开展对美外交是中共当前外交工作的重点，为此，中央决定首先争取实现与美国的军事合作，然后再根据情况和可能开展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合作。美国军事观察组在延安期间，毛泽东与包瑞德、谢伟思和卢登等观察组成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阐述了中国给共产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其中包含了对外开放的构想。尤其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49]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美国和中国经济上彼此互为补充，不会竞争。……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国家，它也是能够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国家。由于这一切理由，中国和美国之间不应该存在任何冲突、疏远和误解。”^[50]中国共产党当时甚至设想了战后同美国经济合作的具体事项。毛泽东和周恩来甚至建议，如果美国政府将他们作为中国主要政党领袖予以接待，他们即愿意单独或一同去华盛顿，就当前局势、双方交往以及其他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同美国官员和人民举行探讨。^[51]1944年10月29日，周恩来同美国外交官戴维斯谈及战后中国建设问题时说：“中共将派一些人去美国学习技术，还将招聘一些外国专家和顾问，还需要大量船只。”^[52]只是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毛泽东的建议没有能够实现，但是，毛泽东对美国开放的宏伟气魄，却是表露无遗。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与英国美国的关系恶化，但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与他们交往的尝试。

三大战役激战正酣，英国政府曾指示其在华人员与我方接触，要同我方谈判贸易问题。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同意。194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局书记方方：“赞成与英方进行商业往来”，“如英国使馆成员确有通商诚意，可考虑其进入解放区与华北政府直接接洽。”^[53]

由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趋于对立。但是，毛泽东仍然从有利于亚洲、太平洋及世界和平与有利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考虑，只要美国改变敌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立场，是愿意与美国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时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通过他的秘书傅经波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接触。毛泽东等马上调派黄华以南京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的身份，到南京与司徒雷登会晤。其间，中共中央指示黄华：对于傅经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于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约》），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后来，为了尽力争取美国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中共中央还表示欢迎司徒雷登按过去惯例来燕京大学度过他的生日。然而，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司徒雷登未能成行，并随后离开了中国。中美之间这一丝微妙的联系，被当时的美国政府割断了。对此，毛泽东为了表明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对美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为新华社写下了人们熟知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一组评论文章，强烈地谴责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这样，中美之间的交往大门就完全关闭了。

在利用外资方面，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探索是卓有成效的。在194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中指出：“在经济方面，在双方有利原则下，我们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54]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把利用外资作为抗战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重要国策，作了更为完整和明确的阐述，毛泽东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毛泽东并且预料到在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建立之后，紧接着就会开始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进程，因此，“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和经济上贫困的中国，不仅对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55]

毛泽东关于引进外资加速国内资源开发的思想，在1946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一文中有所反映，文中指出：“我们应该采取和美国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在订立这种契约时，要避免不致因此而受垄断受控制，及受外国政治上的攻击。”^[56]

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以便获得政治上的支援，壮大革命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对比分析了中日双方力量状况，认为争取国际援助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正式提出“抗日的外交”，“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的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57]1938年10月，毛泽东在青年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谈到了中外关系，指出：“外国是帮助我们的，第一个帮助我们的是苏联，它是我们的第一个朋友；第二个朋友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工人、学生等；第三个朋友是英、法、美这些国家的政府。”^[58]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宣传抗战，全面展开民间外交。1941年10月26日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共有印度、越南、荷属东印度、朝鲜和日本等东方10余个国家和地区代表130余人出席。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提出要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要求全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59]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一时间，延安成为当时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中心。

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进入实质性的“半独立外交”阶段，是在1944年初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期间有三件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外事活动：第一件是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第二件是美国政府派驻延安军事观察组，第三件是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调停力促国共和谈。1944年6月开始，中外记者长达数月的延安行，冲破了国民党政府长期对延安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新闻封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红色中国的挑战》等一系列采访专著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向世界揭开了红色根据地的面纱，对国际舆论产生了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44年7月美国政府派驻延安军事观察组是中美军事外交活动的一件大事。美国军事观察组1944年7月至1945年6月驻延安期间，毛泽东与观察组的政治负责人谢伟思多次长谈，强调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中美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在与中国共产党充分接触，对“共产党中国”有了切实了解后，军事观察组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建议，即放弃片面支持蒋介石政府的错误政策，更加灵活地对待中国共产党，以降低把美国利益同蒋介石的命运牢牢捆在一起的危险性。虽然这一政策最终并没有为美国政府所接受，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史上，它无疑是一次重大而且成功的探索，写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关系史上浓重的一笔。1944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以调停者的身份介入国共谈判，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重大涉外谈判的序幕，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外交水平。

在文化方面，毛泽东一贯重视学习优秀的外国文化。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要“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60]毛泽东认为外国的进步文化，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毛泽东还探讨了学习外国文化的方法，认为学习外国文化“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61]不要全盘接受，不能全盘西化。毛泽东指出不能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这样做是吃过大亏的，他认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62]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在论及关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问题时，毛泽东又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63]毛泽东生动地比喻：我们讲一个“古今中外法”，就是：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国外。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这些真知灼见，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与对外开放的展开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