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法研究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还有一个结论似乎尚未引起理论界足够的重视，而这个结论又恰恰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又一个基本的结论。在确立了人是理想的存在物这样的研究视角之后，我们将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和方法为依据，通过理想生活之于人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的阐述，探讨理想生活之于现实人生的重要性，并由此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的功能进行一种新的阐释，从而试图为当今大学生有效地确立真善美的人生理想找出一条现实可能的途径。

教学法研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宗旨是培养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这一教学宗旨的途径问题讨论不多。如果回到马克思的立场，我们可以发现，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想主义职能是实现这一宗旨的基本途径。重要的还在于，对理想追求的怀疑甚至冷漠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当代大学生思想观念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否认了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本质规定。理想之于人的生存而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想主义属性既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课教学职能的一种新阐释。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原理课　理想主义　信仰　构建理想的职能

在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理论界关注较多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自由自在”是人的类特性、类本质的思想⁽¹⁾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²⁾这个著名的命题。但还有一个结论似乎尚未引起理论界足够的重视，而这个结论又恰恰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又一个基本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人从本质上讲还是一种拥有理想并为实现理想而孜孜实践的存在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这个著名的思想：最蹩脚的建筑师也要比蜜蜂高明，因为建筑师在劳动过程开始之前，未来的结果已存在于观念之中了。⁽³⁾因此，人要高于动物，因为对于动物来说，是这种动物之所是和做这种动物之所能是直接同一的。譬如对于一只蜜蜂来说，做一只蜜蜂就是做它本能所能做的事，而人则不同。人类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无论从事任何一项事业，对自己活动对象的未来状态都在观念中有一个自觉的意识建构。这样一种对事物未来状态的自觉意识建构，我们可以统称为理想。从这点上讲，人类和动物界的分野和揖别，除了人类活动总有其自觉的理想建构之外，很难再有别的什么标志了。因而，在马克思那里，理想同样构成了人的类本质规定之一。

在确立了人是理想的存在物这样的研究视角之后，我们将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和方法为依据，通过理想生活之于人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的阐述，探讨理想生活之于现实人生的重要性，并由此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的功能进行一种新的阐释，从而试图为当今大学生有效地确立真善美的人生理想找出一条现实可能的途径。

一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从最普遍一般的意义上理解，人类追求理想生活的可能性源于人类的意识具有建构一种指向未来的观念的能力，这也是人的自觉生活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而具有理想性的一个内在标志。这一点正如恩格斯指出过的那样：“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愈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⁴⁾这“预定的目的”也就是理想，它能被主体建构并以观念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当然，应该明确的是，主体所建构的理想是由客观现实所产生，并以客观现实为前提的，因而决不能把理想与现实割裂开来。然而，由于理想总是以主观的愿望、希冀和向往作为自己的表现形式，因此，人们又往往很难直接看出理想与现实的内在联系，从而常常把理想和现实对立起来。哲学史上，康德曾典型地表现了这一倾向。康德的哲学是以“现象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割裂为特征的，这样一个特征也影响和规定了他对理想和现实这一矛盾关系的解决只能是彼此的割裂。他把社会划分为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这样两个境界，在他看来，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受各种必然性的制约和支配，是不自由的，只有到了理想世界中，人才能获得绝对的自由。他称这是一种最高的理想生活，是一种最合理的目的。但他同时又声称这种最高的理想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马克思在谈到康德的社会理想时这样批判过：“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际理性的基准，是一种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和企图实现的基准。”⁽⁵⁾在中国古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也表露了这种把理想与现实对立起来的思想。作者描绘了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生活。但他也同样认为这样一个理想只存在于“迷离恍惚”之处，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复得路”的。

于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便是，在理想生活的追求中，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注定只能是非此即彼地对立的吗？对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就必须考察理想的科学性问题。事实上，历史早已证明康德、陶渊明所表述的并非科学的理想。也就是说，真正科学的理想必须植根于现实之中，它是从现实中汲取和提炼出来的。当然，人们在建构理想时必定要反映主体自身的要求和愿望，但这种要求和愿望必须建立在客观现实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得以提供的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之上。无疑，人们所建构的理想也总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但这种美好的想象也不是悬浮于客观现实可能性之上的海市蜃楼。所以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理想的科学性是以现实发展的可能性作为基础的，一个真正科学合理的理想必须把握着现实发展的未来趋势。因而在科学性的建构中，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便内在统一了。

正是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们可以把理想定义为：人对客观现实可能性的一种超前反映。理想之所以是理想，理想生活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理想包含现实发展规律提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因为是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所提供的，因而又是一种必然性的东西，它以潜在的尚未实现的形式存在于现实之中，但却预示着现实发展前途的客观必然趋势。关于这一点，黑格尔曾这样深刻地分析过：“一个事物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取决于内容。也就是说，取决于现实性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而现实性在它的展开中表明它自己是必然性。”⁽⁶⁾因而，理想作为主体对未来的一种向往和超前反映，无疑是必须包含这种由客观必然性提供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在其之中。丧失了这种必然性的根据，理想就只能是一种空想。柏拉图曾是思想史上较早探讨了理想生活的古代哲学家。他在其著作《理想国》里曾以诗意的语言系统全面地描绘了他对理想社会和理想生活的诸种设想。但他的“理想国”却被历史证明了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究其原因就在于他的“理想国”实质上是以一种旧氏族制为基础的社会模式。而这种氏族制的社会形态在当时的社会发展中早已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和必然性的根据。显然，这样一个没能把握住社会发展必然性的理想，注定只能是一种空想。因此，马克思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⁷⁾。连对柏拉图极为推崇的黑格尔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些神话”⁽⁸⁾。

其实，为了真正解决理想生活的可能性问题，我们还必须探讨信仰问题。许多哲学家怀疑甚至否定理想生活的可能性，还源于这样一个认知上的理由：这就是在他们看来，理想的科学性（或称可靠性）问题是无法确认的，因而理想生活的可能性也是值得怀疑的。美国学者宾克莱在其著作《理想的冲突》中就曾这样断言：“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来证明一种理想是对的，而其他各种都是错误的。确实，既然各种理想所谈的都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而不是谈实际是什么的问题，那么，科学知识和逻辑二者还不能用来自行产生一个根本的价值委身。”⁽⁹⁾所以，宾克莱的结论是，追求理想生活无所谓可能与否。后现代主义对理想问题的所谓“解构”，其根据之一也是认为，理想既然是指向未来的东西自然永远是不确定的它只有相对的意义。所以，他们反对马克思执著的理想主义情怀。⁽¹⁰⁾其实，这种对理想生活可能性的怀疑和否认的观点是似是而非的。的确，我们承认，对理想之科学性的检验问题有其逻辑上的难题。我们显然无法用实践过程中的主、客观相符合作为评判的标准。因为一方面理想之所以称为理想就在于它是一种对现实的超前反映。作为主体对客体的未来状态的设想和构造，理想在当前的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另一方面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了的从而也被证明了的理想就已不再是理想而是现实了。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这样对理想的检验问题倘若以实践标准来看的确有其逻辑上的困难。正是为了摆脱这个困难，我们认为有必要探讨信仰问题。

其实，理想作为一种蓝图尚未被付诸实践以前，在主体中必然涉及一个信仰问题。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人们尚未能在最终意义上解决理想的科学性问题以前，却能自觉自愿地为一种理想而努力地工作、学习和生活，这背后显然是信仰的坚定性在起作用。信仰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超越给定范围承认并相信一种实际上尚未出现东西的主体精神活动。因而信仰经常被视为理性的对立面。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信仰诚然有非理性的因素，但我们却完全可以对它进行理性的分析。当然，这里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信仰：宗教信仰和科学信仰。宗教信仰是一种盲目的、非科学的信仰。这就正如欧洲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的一位宗教神学家所说的那样：“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这种信仰当然是和科学、理性相对立的，但科学的信仰则是一种理性的自觉的信念。这个信仰不仅不和科学理性相矛盾，而且是以它为根据的。对理想的信仰正是这样一种科学信仰：因为这种信仰是对由必然性提供的现实可能性确信不疑的基础上确立和产生的。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信仰本身就是作为理想生活的一个要素而贯穿于理想向现实运动过程的始终的。理想本身就必须转化为一种坚定的信仰，任何一个理想如果不转化为坚定的信仰，那这个理想就永远无法得到实现。著名苏联哲学家柯普宁曾以苏联宇航员完成宇宙探险飞行为例阐述过这个问题。的确，探索宇宙，使人类跨进宇宙的深处，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憧憬的一种理想生活。而且这个理想由于宇宙航行技术的发展而开始具备了实现的可能。但要使这个理想变为现实，宇航员显然还必须对这个理想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抱有坚定的信仰。他必须让自己确信这一理想的真理性及其实验装置的可靠性。显然，这样一个科学的理想决不是那种宗教狂热分子进天堂的幻想。自然科学中的信仰是这样，社会科学方面的信仰也同样如此。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有多少革命的志士仁人为了共产主义的科学理想，而表现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勇气概。对这样一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又有谁会说这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信仰呢？

当然，即便是科学的信仰也具有非理性的一面，而这其中非理性的因素就有可能导致科学信仰丧失理性的认识论的根据。因此，必须在实践中坚持信仰的可变动性。这意思就是说，随着科学理想本身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为现实修正和补充时，信仰也必须作相应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欧洲1848年革命形势时，曾满怀信心地期待这个革命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并且是抱着这样一个信念积极投身于这场革命。但尔后的现实表明他们的期待和预言落空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便及时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坦率地承认自己“当时所持的观点是一个幻想”。因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¹¹⁾。指出信仰的变动性是必要的。否则，一种即使是科学的信仰如果凝固和僵化了，也会滑入盲从和迷信的泥潭之中。

由此，我们便可以得出如下一个基本结论：理想生活的可能性源于人的类本性，这种本性使人类必然要建构指向未来的理想以实现自己的类价值。而在这个过程中，对理想的科学性的确信不疑便形成了科学信仰。这种科学的信仰又必定形成人的意志、决心等坚定性的情感品质，从而在主体那里生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和物质的手段相结合，才使理想向现实的转化得以顺利地进行。而理想生活的可能性也由此变成了一种现实性。

二

重要的还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视阈来看，作为类的一种本质规定，人的理想生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我们的理解看来，理想生活的必要性源于人类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追求幸福是人类每一个个体生活的原动力。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人生真理。显然，人生如果不追求幸福，生活就毫无意义而且不可想象。但究竟什么是幸福却是一个歧义纷生的问题。关于幸福对人生的意义，费尔巴哈曾这样说过：“人的任何一种追求也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¹²⁾但对于何为幸福他却没有给予明确的界说。其实，古往今来，每个人都按照各自的方式在谋求幸福。而且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感受，始终同特定条件中的特定个体相联系。幸福范畴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等等，这些问题历来使诸多研究者产生意见分歧。1961年，在一次专门讨论幸福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瑞士的一位学者格莱曾这样理解幸福：“你的幸福从属于这一事情，他的幸福从属于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某人只以安安静静为满足，某人却以兴奋激动为快。有一些坐着的幸福，也有一些活动的幸福；有一些带笑容的幸福，甚而也有一些带叹息的幸福。”由此可见，作为人生哲学重要范畴的幸福概念其内涵似乎很难被确定。但在我们的理解看来，幸福可以被定义为人在追求及实现理想的过程中而体验的自我愉悦和欣慰的感受，而不幸则是这种追求遭到了否定或阻碍而产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理解出发，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在现实生活实践中，一个人根本没能有效地确立一种生活理想，那无疑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我们景仰和称羡马克思的一生，这是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其青年时代就自觉地把人生的幸福理解为一个追求崇高理想的斗争过程。他中学毕业时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曾这样深情而豪迈地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¹³⁾无疑，马克思的一生是艰辛的，政治上的迫害、经济上的窘迫使得他终生颠沛流离，直到逝世时他还是个无国籍者。但也正是在这种“为大家而献身”的理想追求中，马克思体验和领略到了人生最深沉而伟大的幸福和快乐。

特别有意义的还在于，我们把幸福理解为在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与实现过程中获得的一种愉悦感受，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回答女儿的提问时要认为“斗争就是幸福”。因为理想的实现从来需要以对现实的抗争和奋斗作为手段。理想之为理想本身就表明它与现实是不等同的，现实存在着的诸种“惰性”力量必然要阻挠理想的实现。这样，无论是社会理想、政治理想，还是人生理想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无疑都需要斗争，甚至是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当一个人意识到这一斗争有着崇高的善的目的和价值时，他甚至可以在牺牲自己生命的同时，也依然体验到人生真正的幸福。因此，许许多多的革命志士能高吟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毅然地走向生命的自我牺牲。所以，李大钊说：“人生的目的，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丽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都是悲凉的音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丽的牺牲中。”⁽¹⁴⁾显然，在这种壮丽的牺牲中，我们体验到的是最崇高最有价值的幸福。

一旦我们把幸福理解为对生活理想的一种追求，我们也就可以廓清在幸福问题上的一些认知迷障：一些人把幸福理解成物质生活的充分享受。其实，由于幸福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过程中的体验，所以决不能把幸福和充分的物质生活等同起来。因为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并不总是带给我们物质享受的，更多的情形下这是人生旅途中一场艰苦而曲折的、需要极大意志力和忍耐力作为保障的人生长途跋涉。但只要我们心中拥有一个确定的理想，并因此有着一个坚定的信仰，那么，人生中再艰难困苦的跋涉也会是一种幸福。所以，当人生理想实现时我们固然可以体验到幸福，但更多的时候是，对人生理想执著追求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因此，幸福如果如世俗的眼光那样只被理解成肉体感官上的享受与快乐，那么这就正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讽刺的那样：“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是幸福的。”⁽¹⁵⁾也因此，爱因斯坦说：“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理想。”

还有一些人把幸福理解成利益的多多占有。其实这也是现代人对幸福的一种误解。我们承认，在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获得足够的利益，否则难以生活，但生活并不是为了占有利益。与此相反，占有利益是为了生活，否则利益的意义无法理解。利益的典型表现形式是金钱和权力，这些东西只有在生活中被用来追求某种理想时才生效，这意味着利益永远是手段，永远是一种中转方式。而幸福却是生活的目的，一切都为了幸福。所以，我们不能想象幸福还为了什么。因此，利益只是实现理想生活目的的一个条件，而幸福则是理想生活的目的得到实现的结果。正因为存在着这一区别，所以充足的利益也不能必然地保证幸福，或者说，并不蕴涵着幸福的必然根据。

也许我们还可以追问：为什么理想生活的追求必定产生幸福感；从而拥有人生的幸福？这一点，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因为这是人在完成自己类本质或者说在印证自己类价值的过程中必然体验到的。既然拥有真、善、美的理想生活是人的类本质与特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又一个本质规定，那么，以人的方式完成和印证自己，这自然会产生一种成为真正的人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决不是肉体感官上的快感，因为这种快感其他动物也有。这种感觉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国世界里属于神的东西，它是切实存在于现实人生中的。在我们拥有理想生活的目标并为这种理想生活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我们所开拓的生活是超越限度的，因此它必然是崭新的、有活力的、激动人心的。这就是人生幸福的真实体验。

由此可见，理想生活对于人类是充分必要的，否则人类就无从体验幸福。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没有理想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也因此我们可以说追求理想生活的人们首先需要一个能够激励理想生活的社会。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理想的社会比一个不公正或者贫穷的社会更为可怕。因为一个没有理想的社会总是限制或毁灭创造幸福生活的机会。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必须给学生确立这样的人生信念。

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学说，它固然要提供关于客观世界的最一般的知识，但世界观决不应该是单纯知识的逻辑体系，它同时也应该是对客观世界的信念、价值和理想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里要通过对人与客观世界之间关系的反思，确立我们对客观世界的主体地位，在把握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为人的活动提供自觉的理性指导。显然，这样一个指导是以理想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亦即是说，人们总在理想范畴中凝聚和积淀着认识世界的知识结晶和改造世界的价值指向。所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审视，就可以发现它不仅要揭示自然发展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要在这个基础上为人类自身提供科学的理想。只有这样的理论也才能既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又是人们生活实践的安身立命之本，从而真正体现“天道”和“人道”的统一。

因此，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课的课堂教学，我们就应该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视为关于世界观最一般规律的知识体系，同时也视为人类全部生活实践的理性指南和理想指引。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人类思想史上曾经有过的理性智慧的深刻总结，而且也将是人类精神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面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理想生活的关注就是这样一个证诸过去、来源于现实，而又着眼于未来的体现着主体性价值的规范和蓝图的创造过程。

这也就是说，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课堂讲授中，要让学生明白这个理论不仅要以自己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和规律来说明世界“是怎样”的实然状态，而且更重要的还在此基础上为主体描绘“应怎样”的理想状态。

可见，对理想生活的关注和指引应该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一项重要功能。事实上，马克思在创立自己哲学学说的时候就赋予自己的理论以理想主义的情怀。这种理想主义的品性集中体现在他博士论文扉页上的一句名言上：“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¹⁶⁾所以，这个哲学一方面对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了精确的透视和分析把握，另一方面又从类哲学的高度为人类社会描绘了一个辉煌灿烂的前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正因为这样，这个学说自诞生以来，才一直具有经久不衰的理论魅力，成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特别重要的还在于，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理想生活的指引功能，还是当今中国振兴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条现实途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然只有植根于现实中才能获得理论生命，但我们的却往往把与现实相联系理解为一种对现实的图解或注解。这样，对中国特色的内涵、对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对科学的发展观等等的理论思考可以很深刻，但毕竟只是对现实的解释而已。于是，为了不一味地沦为这种对现实的图解和注释，我们的理论研究又往往误入另一极端，回到“文本与理念王国”之中，缺乏对现实的关照。显然，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想职能，就能消除这种摇摆于对立两极的迷误。这亦即是说，我们的理论要在为现时代的人们提供真、善、美的理想中走向现实。因为为了合理地建构这样一个理想，理论工作者就必须自觉从总体上对时代的特征、规律、发展趋势作精辟透彻的了解。

有意义的还在于，这种高扬理想职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批判与建构的统一。批判与建构正是人作用于现实世界的两个最基本的途径。因此，我们一方面在理论的理想职能中蕴涵着对现实的批判。这种批判源于人类的能动性。理论通过对现实的否定和不满足，介入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并在社会的发展中以独特的理性力量和人类的其他活动一起推动社会发展。而且，在理论的理想职能中所蕴涵的这一对现实的批判，具有真、善、美的特性。“真”表明这个批判有着充分的必然性根据，而不是感情上的任性和冲动；“善”意味着这个批判有明确的主体的价值目标，不是为批判而批判；“美”则表明这种批判是以“感性的悦人”（马克思语）的形式而进行的，具有审美感召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自己理想职能的展开中，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更重要的还内涵着对未来的积极建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批判只是手段，其目的则是建构一个属人的理想社会和造就完美的理想人格。

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通过这一批判与建构，一方面获得现实感以摆脱抽象和空幻性，另一方面又超越现实，在克服现实与理想的对立过程中，高扬对现实世界的理想性。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就必然使自己获得蓬勃发展的生机。

而且，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想职能也还为当代中国人在现时代克服物欲的逼仄，实现自我解放提供最重要的理论指引。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正激发着当代中国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迅速确立与发展，又使这种追求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又表明了这样的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商品及其一般等价物——金钱对当代中国人的统治正在不断蔓延，对物欲的占有和满足似乎正代替着我们生命的所有需要。于是，许多人似乎是为了商品而生活。商品压抑着灵性、激情、意志、情感、想象等属人的品性。而搏击商海成为社会的时尚，又加剧了商品对人统治的实现程度。可以认为，当代中国人正处于物化世界的挤压与逼仄之中。庄子“沉于物，溺于德”的见解似乎得到了某种绝妙的印证。面对着这一现实，文学家们以灰色之“纪实文学”的手法来表示自己的反抗情绪，道德家们却忙于论证所谓的社会进步和道德沦丧的“二律背反”，宣传家们则不断地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而理论家们则似乎处变不惊或仅仅满足于对这一现实作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论证。其实，我们的理论家和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授者在对这一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作出深刻的论证之后，更重要的还在于要为当代中国人如何摆脱这一份似乎有些无奈的现实给予理论和方法的指引。这亦就是说，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要在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理想职能的过程中给当代中国人以超越现实的理想和信仰。

可以肯定地说，就当代中国现实而论，在理想和现实的追求中我们的确正处于一个二律背反的窘境：我们已有的和正在有的历史经验表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弘扬物质利益、发展商品经济，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有效率，才能充满活力，否认物质利益，否认商品经济，就是否认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但是另一方面，现实的情况又是，这种以效率为主导性价值取向的追求，其消极的一面则会对传统人文价值产生破坏从而构成一种对当代中国人异在的东西，反过来窒息着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于是，物质和商品在许多人那里变成了人的目的，而不是自我解放、实现个性自由、全面发展自身才能的一个手段。这是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问题。这一时代问题的存在，无疑就要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传授者必须在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想职能中改变这一现实。我们要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理想职能的展开过程中，高扬“人是目的”这一理性旗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敏锐、睿智和深邃告示世人，任何物质和商品的追求都只是实现人自我解放这一生命理想目的的一个手段。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传授者，一旦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能自觉地借助于马克思的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自我生命的活动中能够对真善美理想有确定性的追求，并因此形成坚定的信仰，那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职能也就从中得以真正地实现了。[张应杭执笔]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0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5.

(6)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00.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05—406.

(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85.

(9)宾克莱.理想的冲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17.

(10)Fredric Jameson，Marxism and Historicism，VoL.XI，No.1，Autumn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