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

1．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

（1）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内没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没有合法斗争的权利；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那样，建立公开合法的组织，通过长期合法斗争来教育人民和积蓄革命力量，待到革命时机成熟时，再发动暴力革命，通过短时间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一举夺取政权，取得革命胜利。便如，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没有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而是一开始就进行武装斗争。

第二，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是异常残暴的，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不仅掌握着几百万庞大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并且通过实施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来禁锢广大人民，大搞军事独裁专政。人民稍有不满和反抗，即进行白色恐怖和武装镇压。面对反动势力的残暴统治，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只有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除了武装斗争，没有别的路可走。

第三，中国的封建势力同外国帝国主义相勾结，形成了反革命的强大力量，他们控制着国家政权和全国经济命脉。与之相反，革命的力量是弱小的。毛泽东指出：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即是说，只有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才能逐渐转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最终战胜强大敌人。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长期性。

重视武装斗争，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或忽视其他形式的斗争。我们党在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的同时，坚持把武装斗争同城市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同青年的斗争，同妇女的斗争，同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的斗争，同思想战线的斗争，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同敌占区的斗争，同根据地的除奸斗争等各种形式的斗争，直接或间接地结合起来，有力地配合和促进了各个时期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

总之，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更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法宝。所以，坚持武装斗争为主要革命形式，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为主要组织形式，善于把武装斗争这个斗争形式同城市工人的斗争等其他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途径。

（2）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真正认识到组建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然而，这支人民军队的主要成份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怎样将这种军队建设成为既不同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的军队，也不同于旧式的反封建地主的农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必须解决的极端重要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经过艰苦探索，逐渐形成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支军队的惟一宗旨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这个宗旨，是新型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基石和人民军队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也是人民军队自下而上的基础和力量的源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由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的。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它的最高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忠实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路线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通过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体现出来的。1927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红军攻占茶陵经验时，第一次提出红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1929年古田会议明确提出红军的三大任务是：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抗日战争时期，筹款被改为生产，其他两项不变。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是一个工作队。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的执行，保证了革命战争的顺利进行。

第二，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个根本原则。毛泽东在1927年9月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的三湾改编中就规定班、排成立党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营以上设立党委，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1938年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时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保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的建军宗旨的根本前提。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通过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来实现的。

人民军队的主要成员来自农民，又长期处在农村环境中，军队中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时有存在，且危害严重。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的首要任务是对人民军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全体指战员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树立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人民军队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百折不挠的斗志。也就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找出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危害及纠正的方法，把农民、小资产阶级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主要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党要为人民军队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制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要通过各种方式，使人民军队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毛泽东指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官兵一致是指官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废除旧军队的打骂恶习，官兵同甘共苦；军民一致是指军队爱护人民，保护人民利益，以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就是对敌进行政治宣传和组织瓦解，动摇其军心，争取其投诚、起义。军队政治工作原则的贯彻和执行，能保证军队内部与外部的团结，且能削弱、瓦解敌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

党对军队的组织领导，就是人民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听从党的指挥。这也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最直接地体现。为保证党对军队的组织领导，必须执行严格的革命纪律。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就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随后个别条文有所修改。到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布训令，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了统一规定。人民军队的纪律，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意志，体现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充满着集体主义精神和民主精神，保证了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实现。

（3）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人民战争是特指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组织和武装起来进行的革命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运用于军事领导，不断地总结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思想。

人民战争必须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思想，他总是把革命战争的进行和胜利，建立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从革命战争开始，就强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把广大人民群众看成革命战争的主体、战争力量的源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进一步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人民群众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人民军队封锁或传递消息，侦察敌情，运送物资，甚至直接参加战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证明，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人民战争就有了巩固的后方，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供应，人民战争得以充分发挥作用，人民战争就百战百胜。

人民战争必须以人民军队为骨干，革命根据地为战略基地。中国革命的对象武装到牙齿，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经过严格训练的、懂得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人民军队作骨干力量，人民战争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人民战争还要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作为战略基地。有了根据地，中国革命战争才有了根基，人民军队就能依靠根据地的人力、物力，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就有了训练、休整和补充的基地，就能坚持长期的战争，夺取人民战争的最后胜利。

人民战争必须实行“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提出了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主要是民兵和游击队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种“三结合”的武装体制既能最大限度地把不同层次的人民群众组织到人民战争中去，把军民的力量有效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真正造成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打击和消灭敌人。同时，又有利于人民军队的扩大和发展，有利于各种武装力量协调作战，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要取得人民战争的胜利，还必须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人民军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在敌强我弱的背景下进行战争的，怎样战胜数量上装备上均占优势的敌军，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尤为重要。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敌强我弱，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等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几个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但又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这就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所以，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主要是，在战争的全局上，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适时进行战略转变。

无论哪种作战方式，都必须执行正确的军事原则，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概括了人民军队的十大军事原则：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员，补充自己；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其中，最重要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原则。这十大军事原则是人民军队在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的，是完全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的，它使人民军队脱离被动，争取主动，改变战争形势，实现军事战略和作战方式的转变，并最终战胜敌人，取得人民战争的最后胜利。

（4）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什么方式、走什么道路夺取国家政权，并不是随心所欲地选择和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在中国革命的漫漫征途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难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国民革命的失败，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从此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走上独立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道路。但是，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指向哪里？成为党面临的必须予以正确解决的新问题。

受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中心城市起义模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即使在国民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的暴动上面。依靠工人阶级，重视工人运动，这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在一定时期内，特别是在党的建立初期，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的工人运动上，也是无可非议的。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国家，忽视农村和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则是不应该的。

正因为毛泽东对农村的深刻了解和对农民运动的高度重视，所以，当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山”。毛泽东之所以坚持上山的思想，除了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和对农民革命的重要作用特别重视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被反革命力量“逼上梁山”的。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曾经对国民党大员陈立夫谈到当年上山打游击的事时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上山主张是当时保存革命力量的惟一出路。

毛泽东等人虽然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但在理论上还没有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这一方面由于坚持“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看不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地位，热衷于发动城市暴动，甚至盲目命令已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立足的工农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城市，结果造成了湘赣边区的“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使革命力量遭到了惨重损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根据地的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加上敌人对根据地的严密封锁和不断“围剿”，给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致使一部分红军将士产生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因此，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和山区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能不能长期存在和发展？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深刻论述。

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毛泽东认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1]这些原因和条件是：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这一基本国情，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的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广大人力物力资源不在城市而在农村，中国城市不能完全控制农村，农村却可以不依赖城市而独立存在。这就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武装斗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加深了各自支持的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军阀之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这不仅削弱了反革命力量，而且给革命力量以可乘之机。第二，国民革命的政治影响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之一。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地方，一般是国民革命时期工农运动蓬勃兴起的地方，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这些地方都曾经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组织，开展过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里的群众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一定的斗争经验。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又一个客观条件。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建立，不仅未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反，却使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激化。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中国革命的形势必然继续向前发展，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有利于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地主豪绅的“挨户团”，而不能对付国民党军队，更不能造成革命根据地长期割据发展的局面。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保证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最重要的主观条件。上述几条固然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但仅有这些条件而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领导和实行正确的政策，红色政权即使能够建立，也很难长期存在和发展。

毛泽东在阐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因为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广泛动员和组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参加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只有建立革命武装，并进行武装斗争，才能有效地开展土地革命，保卫根据地的发展成果；只有建设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使土地革命有坚实的基础，武装斗争才有可靠的依托。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也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2]他特别强调：“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3]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实际上否定了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城市中心论”，体现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至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已基本形成。

1936年到1939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理论著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毛泽东强调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论在中国在外国都是对的。但在同一原则下，武装夺取政权走什么道路，则基于各国条件的不同，而不应强求一致，应由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依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而定。

毛泽东在比较了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后，认为中国革命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那样，走合法的、不流血的议会斗争道路，也不能像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那样，走先占领城市，后进攻乡村的革命道路。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的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全国人口中的80%是农民，农民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所以无产阶级只有深入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进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游击战争，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而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就自然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而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城市工作的关系上，强调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但并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和尚在敌人统治之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因此，在坚持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前提下，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和途径，采取谨慎的切合时宜的方针和斗争策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做好城市工作和根据地之外的农村工作。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及其理论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