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在资产阶级时代不可能有真正和平

一、揭示在资产阶级时代不可能有真正和平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和彼此之间相互斗争争夺的历史，这一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4]。因此，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获得，资产阶级时代充满了一系列深刻而尖锐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矛盾日益凸现，欧洲列强与受奴役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的矛盾日益发展，资本扩张导致的列强争夺殖民地和霸权的矛盾日益激化。这些矛盾决定了资产阶级时代必然是冲突与斗争充斥的时代，是危机与战争频发的时代，不可能有真正和平。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深刻揭示。

（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没有真正和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阶级这一依据人们在经济方面的不同特征而划分出来的集团产生以来，人类的阶级状况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基本过程，“阶级间的关系的变化就是历史的变化”^[5]。马克思分析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但是，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6]恩格斯总结说：“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7]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近代的雇佣劳动制”下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利益矛盾，归根到底，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鲜明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他们指出，“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8]。新兴资产阶级作为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在为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时候是进步的、革命的，它以所有受封建势力压迫剥削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同盟军，因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处在次要地位。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和资产阶级统治在欧洲各国的逐渐确立，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产阶级时代阶级关系的新特点是：“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9]“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10]后一个阶级受到前一个阶级的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

各个时代阶级的产生和演变，都是由当时社会分工和生产发展阶段的基本情况决定的。恩格斯指出：“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要看生产的发展阶段。”^[11]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基本形态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大阶级的存在与对立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所决定的。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劳动条件归一个阶级所有，而另一个阶级仅仅支配劳动能力的时刻开始的。劳动和劳动条件的这种分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12]“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13]恩格斯也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者，他们被排除于这种占有之外而仅有一种商品即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因此他们不得不出卖这种劳动力以占有生活资料。”^[14]“资本主义关系始终不断地把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再生产出来。雇佣工人群众终身注定从事雇佣劳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随着现代大工业的逐渐占有一切生产部门而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15]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16]因此，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实际上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以及资产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雇佣工人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创造的剩余价值所造成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这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前提，因为劳动力的价值有特殊性，它不但能创造出新价值，而且能创造出比劳动力价值更大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在流通领域购买劳动力以后，劳动者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劳动产品也归资本家所有。工人在劳动过程的第一个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耗费的劳动是必要劳动，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即生产他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间，工人则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进行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17]，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18]，“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19]。剩余价值规律是“造成我们目前的社会制度及其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巨大阶级划分的规律。”^[20]它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决定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方面，也决定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家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无休止的追逐，主要是靠延长工作日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以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和靠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1]工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22]尤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为降低生产成本，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拼命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与加大工作强度，大量雇用童工、女工，减少对工人工作环境与居住条件的改善费用，漠视他们的健康、教育与社会保障，使工人阶级处于极端悲惨的境地。马克思明确指出：“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3]所以，“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24]。“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即资本的尽快增加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的利益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利润和工资仍然是互成反比的。”^[25]恩格斯则指出：“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26]“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27]“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一些。”^[28]

正是在利益上不可调和的根本对立，使得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不可能有任何的和平”^[29]。资产阶级对内不断加强对工人经济上的压榨和剥削，强化国家机器残酷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导致一国范围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阶级斗争不可避免。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初期，主要采取捣毁机器、烧毁工厂、罢工等形式，19世纪30年代后，无产阶级开始了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自觉斗争，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就是这种斗争的产物。尽管这些运动都失败了，但它们进一步表明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对工人运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细致地研究了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状况和工人运动，在诸多著作中鲜明揭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在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研究了英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系列规律，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者的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不断重复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而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剥削的日益加强等都是不可避免的。他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材料说明了工人极端恶劣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强调指出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他说：“农奴在战争时期为自己的主人卖命；工厂工人在和平时期为老板卖命。农奴的主人是野蛮人，他把农奴看做牲口；工人的老板是文明人，他把工人看做机器。总之，这两种人的情况大体上是一样的，如果说哪一种人的情况更坏一些的话，那自然就是自由的工人。两种人都是奴隶，对前一种人的奴役不是伪善的，是明显的，公开的，而对后一种人的奴役却是伪善的，狡猾地蒙蔽着被奴役者本人和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神学的奴隶制。”^[30]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必然会推动它去为自身的解放，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资产阶级认为没有财产的人们的正义要求只不过是死不知足，是对‘上帝和人们安排好的秩序’的疯狂的反抗，至多也只是‘以鼓动为生的、懒惰得不愿意工作的、恶意的煽动家’的成功，这是必须用一切手段镇压下去的。……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的最明显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毫无疑问，这个革命是不会让人们长久等待的。”^[31]

1848～1849年席卷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进一步打击了反动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扫清了道路。同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也进一步暴露出来。1848年6月，法国巴黎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侵害二月革命成果、损害工人利益发动了武装起义，要求建立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结果被残酷镇压。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马克思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称法国工人六月起义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32]他指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资产阶级是借助军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而且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过程中，他们往往首先使用暴力，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无产阶级的失败“使它确信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既然将自己的葬身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摇篮，也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这个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33]六月革命血的教训，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要获得自身的解放，必须用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1848年维也纳革命在资产阶级的叛卖和反动的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下失败同样证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不可能有任何的和平，甚至在过渡时期也是这样，人民应该站在资产阶级同政府的斗争之外，等待资产阶级的胜利或失败，以便利用它们的结果”^[34]。在《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35]无产阶级必须以革命暴力来反击反革命的暴力。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的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在普法战争中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府——巴黎公社。巴黎公社革命是法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激化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注和积极支持巴黎公社革命，对公社提出了很多建议。在巴黎公社革命被残酷镇压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发表了《法兰西内战》，驳斥了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对巴黎公社的诽谤污蔑，谴责反动势力勾结起来镇压革命的暴行，阐明了巴黎公社的实质和伟大意义，总结了巴黎公社革命的宝贵经验和失败教训。马克思斥责法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它自己的叛变而招致了对外战争的失败，又同外国侵略者勾结挑起了国内战争”^[36]，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明确指出，巴黎公社革命被镇压表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规模也将越来越大，最终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那是非常清楚的”^[37]。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不可能有任何的和平”这一论断的理解不能离开当时特定的时代以及他们说这些话时的具体情境。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不可能有任何的和平”，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极端野蛮残酷的剥削和对无产阶级反抗的血腥镇压提出来的，是在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革命被资产阶级联合封建势力镇压在血泊中时的愤懑之语，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如果冷静客观地分析，当然不难发现他们这一论断带有绝对化和片面性的倾向，显然不能运用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所有状态中去。即使在革命、战争的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也是有和平的，因为两大阶级虽然利益对立，但又是互为条件互为依存的。但是话说回来，即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可以实现和平，这种和平也是资产阶级强力统治之下不公正不合理的低层次的相对和平，而绝不可能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看重和追求的根本意义上的绝对和平，即在铲除了战争根源、实现了人的彻底解放基础上的真正和平。

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和统治，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不断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将其对内统治和镇压美化为“和平”、“秩序”、“正义”、“文明”的需要。为了帮助无产阶级认清资产阶级的伪善嘴脸，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揭露抨击。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指出：“永远不应当忘记，英国正进行着公开的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个战争，那末，相反地，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暴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中对付工人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38]法国工人六月起义爆发后，巴黎议院的资产者“又一次宣布‘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和平’！”^[39]以和平、秩序等名义将起义残酷镇压下去。对于法国资产阶级用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等美好的言词为幌子来掩盖对工人实行反革命的暴力，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实际上这种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表达，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40]。以梯也尔为首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勾结普鲁士对巴黎公社革命的血腥镇压，同样打着所谓和平、秩序、正义、文明的旗号。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揭露道：“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41]他进一步指出：“在现代最惊心动魄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胜败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杀戮无产阶级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如今被证明不过是政府用来骗人的东西，意在延缓阶级斗争，一旦阶级斗争爆发成内战，这种骗人的东西也就会立刻被抛在一边。阶级的统治再也不能拿民族的军服来掩盖了；面对无产阶级，各民族政府乃是一体！”^[42]在共同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方面的一致的利益，使各国资产阶级会不顾刚刚还你死我活地兵戎相见，瞬间就和平地、友善地携起手来共同对付他们的压迫对象——无产阶级。事实上，资产阶级要的“和平”是建立在镇压无产阶级的基础之上的维护其统治和利益的和平。

（二）资本主义列强对弱小民族的侵掠绝非和平

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近代民族和民族国家逐步形成了。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各民族和国家间的交往，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这一过程的实现，实际上是以暴力为基础的。伴随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全过程的，是资本主义列强对广大亚洲、非洲、美洲地区落后民族和国家的侵略和奴役、控制和掠夺，对欧洲弱小民族国家的宰割与瓜分。这种利益的冲突与对立必然使弱小的民族与国家为改变自身的命运奋起抗争，因此，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加剧了世界性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对抗日益尖锐化，资本主义列强与被奴役和压迫的弱小民族与国家之间没有真正和平可言。

1.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扩张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的

“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43]，对外进行强盗式的殖民侵略和掠夺，是资产阶级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为资本主义的形成和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44]“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45]早在15～16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的完成，为获取财富、积累资本，欧洲各国的资产者就开始了海外扩张和掠夺。葡萄牙向非洲、东南亚和美洲的巴西扩张，武力垄断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西班牙则向南美洲、中美洲和亚洲的菲律宾等地扩张，大肆屠杀土著居民，掠夺金银等财富。它们不仅进行殖民统治，还在非洲和美洲间疯狂从事奴隶贸易。17～18世纪，荷兰、英国、法国、俄国等国也相继走上了殖民扩张道路，并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的地位，将殖民扩张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荷兰利用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等对亚洲、非洲、美洲推行殖民侵略，英国通过海盗式掠夺、商业战争、武装侵略等方式控制亚洲、美洲、非洲等地。法国则向美洲、非洲、印度、中国等地区进行侵略扩张。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威胁恐吓、欺诈哄骗等方式打开落后国家的大门，劫掠财富，屠杀居民，从事罪恶的鸦片走私和奴隶贩运、进行掠夺性的殖民贸易。在几百年的血腥掠夺与扩张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获取自己的利益，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在殖民战争与残酷掠夺中将落后民族和国家纳入了世界体系，为欧洲列强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再生产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来源。

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的奴役和掠夺又成为保障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保障资产阶级获取原材料、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以追逐高额利润的重要手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殖民制度，基本上将世界瓜分完毕，形成了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欧洲列强对落后民族和国家的剥削掠夺，阻碍了这些民族和国家经济的独立正常发展，导致了它们长期的贫困落后和在经济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导致了世界的两极分化，形成了“中心——外围”式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6]

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扩张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47]的，它们的罪行罄竹难书。“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与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48]资本主义列强通过野蛮的战争和血腥的屠杀实现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占领，使殖民战争充斥了近代历史。仅19世纪比较大规模的战争就有英国侵略缅甸战争（1824～1826、1852、1885），沙俄侵略伊朗战争（1826～1828），沙俄侵略土耳其战争（1828～1829），法国侵略阿尔及利亚战争（1830～1847），英国两次侵略阿富汗战争（1839～1842、1879～1880），布尔白人殖民者同南非祖鲁人战争（1839～1840），英国侵略中国两次鸦片战争（1840～ 1842、1856～1860），美国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法国三次侵略越南战争（1858～1862、1873～1874、1883～1884），西班牙侵略摩洛哥战争（1860、1884～1885），法国侵略突尼斯战争（1881），中法战争（1883～1885）、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等。列强以种种牵强的借口为自己的殖民侵略寻找所谓正当的理由。在《新的对华战争》一文中，马克思揭露了当时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是借口反对俄国而发动阿富汗战争的”^[49]，他“为入侵阿富汗辩护的理由是：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曾建议采取这种行动，认为这是挫败俄国在中亚西亚的阴谋的适当手段。但是，亚·伯恩斯爵士所做的恰恰相反”^[50]。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及其无赖嘴脸：“英国人在为鸦片走私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为保护海盗划艇进行了第二次对华战争之后，为达到一个高潮，就只有在公使常驻首都这个使中国大为其难的问题上，再来一次对华战争了。”^[51]马克思愤怒地揭露了英国侵略者在战争中对中国和平居民横施的暴行：“当时英国士兵只是为了取乐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由于受宗教狂热的驱使，也不是由对傲慢的征服者的仇恨激起的，更不是由英勇的敌方的顽强抵抗引起的。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这些并非由中国官吏而是由英国军官亲笔记载下来的暴行，完全是恣意的胡作非为。”^[52]恩格斯在分析第一次对华鸦片战争的原因和目的时，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这次战争中自始至终是极端残忍的。“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53]

资本主义列强在殖民地的统治同样运用了暴力、欺骗等等卑鄙无耻的手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荷兰、英国等殖民国家的疯狂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54]“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从1757年到1766年，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职员让印度人赠送了600万镑！在1769年到1770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55]在关于1856～1857年的英国—波斯战争、1839～1842年和1856～1858年的两次对华鸦片战争、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着重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罪行。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马克思写道：“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56]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主义剥削、掠夺的本质在殖民地表现得最为露骨。“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幅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57]在谈到英国人对印度的侵略后果时，马克思指出：“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58]

尽管资本主义列强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殖民统治客观上打破了这些地方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带来了新的生产力，为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促进了当地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产生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促进了落后民族与国家的社会变革，“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59]但资本主义列强殖民政策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对殖民地进行掠夺，资本主义列强“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60]。为了达到掠夺的目的，殖民侵略者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使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手段。这种侵略和掠夺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与痛苦，对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破坏，因而殖民主义所起的破坏性作用是主要的。残酷的殖民主义奴役和压迫必然激起亚、非、美洲广大地区的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抗。它们高举民族独立、统一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旗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斗争，如北美独立战争（1775～1783），拉丁美洲独立战争（1810～1826），阿富汗抗英战争（1838～1842、1878～1880），伊朗巴布教徒武装起义（1848～1852），中国太平天国革命战争（185l～1866），印度反英民族大起义（1857～ 1859），南非祖鲁人反英国殖民者战争（1879～1887），埃塞俄比亚两次抗意战争（1887、1895～1896）等等。这些斗争尽管都失败了，但有力地打击了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侵略行径，加快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进程。马克思在评述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时曾强调指出，“这次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61]。而印度民族解放起义“与亚洲各大国对英国统治的普遍不满同时发生”^[62]，极大地牵制了英国的大量武装力量，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者。

2.资本主义列强对欧洲弱小民族与国家的宰割瓜分

在近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中，西欧的英国、法国、荷兰等走在前列，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外殖民扩张迅速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而直到19世纪，东欧、南欧乃至西欧的一些落后国家仍处在周边一些强大的民族和国家的统治和压迫下。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压迫和俄、普、奥对波兰的宰割瓜分。残酷的民族压迫与剥削必然造成民族国家间的敌视与仇恨，为动荡与战争埋下种子。恩格斯以东南欧为例深刻地指出：“散居和杂居在喀尔巴阡山以南的种族庞杂的各个民族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比起波兰争取独立的斗争和确定波兰与德国的边界问题来，要复杂得多，要以更多的鲜血作代价，要引起更多的纷争和内战。”^[63]

自12世纪英国侵入爱尔兰后，组织了多次掠夺性进军和血腥远征，对爱尔兰的征服和压迫持续了几百年的时间。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在以往镇压爱尔兰人民起义的基础上，克伦威尔又发动了侵占爱尔兰的殖民地战争，以残暴的手段征服了爱尔兰，“流血，破坏，使整个整个的郡荒无人烟，将它们的居民移居别处，把许多爱尔兰人卖到西印度群岛做奴隶”^[64]，掠夺了爱尔兰的大片土地和大量财富。1801年，英国将爱尔兰合并。马克思、恩格斯对爱尔兰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恩格斯还曾三次（1856、1869、1891）到爱尔兰实地考察，相互间进行了诸多探讨。对于英国统治带来的恶果，恩格斯在1856年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可以把爱尔兰看做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而且是这样一个殖民地，它由于靠近宗主国，仍然被直接用旧的方式统治着，在这里已可看出，英国公民的所谓自由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迫上的。……这个国家由于英国人从1100年到1850年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这种战争以及戒严状态的确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从大部分废墟可以看出，这是由于战争的破坏造成的。……爱尔兰人曾多少次想尽力取得一些成就，但是每次都遭到了惨败，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工业方面。他们由于老受压迫，已经被人为地变成了一个完全赤贫的民族；大家知道，他们现在的专业就是：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输送妓女、短工、龟奴、小偷、骗子、乞丐以及其他游民。”^[65]1859年，马克思在《伊奥尼亚群岛问题》一文中也指出：“如果我们看看事实，我们就会看到，伊奥尼亚群岛的例子，就和印度和爱尔兰一样，仅能证明：约翰牛要自己国里自由，就得到国外去奴役别国人民。”^[66]1869年11月，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再一次指出：“英国除了依靠最残酷的恐怖政策和最卑鄙的收买手段以外，是从来不会，而且也决不可能依靠别的手段来统治爱尔兰的。”^[67]

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深受压迫，爱尔兰人多次进行民族独立战争，反抗英国的统治。1698年“莫利纽的小册子拥护爱尔兰议会（即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地）脱离英国人而独立。这样就开始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地和英格兰民族的斗争。同时，也展开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地和爱尔兰民族之间的斗争。”^[68]1798年爱尔兰起义被镇压后，英国通过收买和欺骗的方式实现了对爱尔兰的合并。马克思就此指出：“英国政府挑起了爱尔兰人的起义，并且通过收买达到了合并。合并给刚刚复苏的爱尔兰工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69]强行合并后，英国废除了爱尔兰已经建立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其商品倾销摧毁了爱尔兰工业的生命力。英国把爱尔兰变成了自己工业品的倾销地、原料和食品的来源地，只生产谷物和棉花。爱尔兰农民的处境也日益恶化，很多农民失去土地，被迫背井离乡、流亡国外。而爱尔兰民众的损失就是英国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获利。马克思指出：“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堡垒。……至于英国资产阶级，它首先是和英国贵族有着共同的利益，都想把爱尔兰变成一个纯粹的牧场，向英国市场提供最廉价的肉类和羊毛。他们也都想用驱逐佃户和强制移民的办法使爱尔兰的人口尽量减少，少到能够让英国资本（租佃资本）‘安全地’在这个国家里发挥作用；他们都想清扫爱尔兰领地，象过去清扫英格兰和苏格兰农业区的领地一样。……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在爱尔兰当前的经济中还有更重要得多的利益。由于租地日益集中，爱尔兰就不断为英国的劳动市场提供自己的过剩人口，因而使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降低，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恶化。”^[70]爱尔兰人民的反抗尽管一次次遭到残酷镇压，但他们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1848年7月，爱尔兰同盟宣布起义，主张武装斗争，脱离英国，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最后被英国政府镇压下去。50年代末，爱尔兰成立了秘密组织“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自称为“芬尼党人”，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武装起义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1867年，芬尼党人组织武装起义，又被英国当局残酷镇压。马克思于1867年12月在《关于爱尔兰问题报告的提纲》中指出：“从1846年以来，压迫的形式虽然不那么野蛮了，但实质上却是毁灭性的，而除了或者英国自愿给爱尔兰以自由，或者作一场殊死的决战之外，别的出路是没有的。”^[71]而英国统治者是决不会把自由送给爱尔兰人民的，因此，爱尔兰人民只有为民族独立与自由而坚决斗争。

波兰长期处于欧洲最反动的强国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统治之下。1772年、1793年和1795年先后三次被俄、普、奥瓜分，失去了国家独立，处于灾难深重的民族压迫之中。“波兰人从被奴役的那一天起，就起来革命，从而使自己的奴役者更牢固地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72]波兰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重建统一的波兰，曾多次举行武装起义。1830年11月，在法国七月革命影响下，波兰人民在华沙举行了反对沙皇俄国的武装起义，一度解放了华沙，宣布废黜了沙皇尼古拉一世兼任的波兰国王。但由于封建大贵族的妥协投降和沙皇俄国的血腥镇压，起义遭到了失败，最后在华沙建立了沙皇的军事独裁制度。1830年以后，俄、普、奥对波兰的压迫更加残酷，激起了波兰人民的强烈反抗。1846年2月，在俄、普、奥共管的克拉科夫爆发了以爱德华·邓波夫斯基为领导的起义并成立了“国民政府”，但最后被俄、奥联合绞杀。在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暴中，波兰再一次举起了反抗旗帜。革命失败后，波兰又被第四次瓜分，其中波兹南3/4的土地被并入德意志联邦，进一步激起了波兰人的愤怒与反抗。1848年11月，恩格斯在《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一文中说：“自从波兰第一次被瓜分以来，波兰人和德国人（特别是和普鲁士人）之间的仇恨似乎已达到了顶点。”^[73]恩格斯鲜明地指出列强对波兰的数次瓜分都是出于私欲的掠夺，揭露了德国（主要是普鲁士）恣意欺骗民众以掩盖自己罪行的嘴脸：“善良的德国人！你以为进行这几次瓜分是为了把你的德国同胞从波兰统治下拯救出来吗？是为了用波兹南要塞来保护你不受一切侵犯吗？是为了保护尤斯特林、格洛高和勃罗姆堡的通路或涅茨运河吗？多么错误的想法！他们可耻地欺骗了你。他们几次重新瓜分波兰，不是由于什么别的原因，而只是为了充实普鲁士的国库。1815年以前对波兰的最初几次瓜分是武装掠夺领土；1848年的瓜分是盗窃。”^[74]“在两个月期间对波兰进行的4次有名的瓜分，其真正原因就是这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某一民族的要求，也不是所谓战略上的考虑；占有领地的愿望和普鲁士政府的贪心，——这就是确定边界线的唯一根据。”^[75]恩格斯深切同情波兰人民的命运，坚决支持波兰人民的斗争，主张“建立波兰国家和调整波兰与德国的边界”，使波兰真正成为“一个有生命力基础的国家。波兰至少应该拥有1772年时代的领土，它不仅应该管辖本国各大河流经过的地区，而且应该管辖各大河流的出口地带以及广大的沿海地带，至少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带”^[76]。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等大的压迫民族在对邻近的弱小民族实行统治和压迫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它们不仅做法相同，而且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彼此勾结、相互支持，明目张胆地瓜分弱小国家。反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列强通过维也纳会议使这种瓜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马克思曾揭露说：“维也纳会议在1815年瓜分并卖掉了欧洲……各民族反对拿破仑的普遍战争，是各民族的糟拿破仑践踏的民族意识的反映。为了报答这一点，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国君们和外交家们更加无耻地践踏了这种民族意识。最小的王朝比最大的民族还受重视。德国和意大利又被分割为各个小邦，波兰第四次被瓜分，匈牙利仍然被奴役。甚至不能说，这样对待这些民族是不公道的。”^[77]恩格斯也指出：“从1815年开始，某些方面甚至从法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开始的欧洲反动势力，首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立在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神圣同盟的基础上。而这个同盟是靠什么结成的呢？靠瓜分波兰，这3个同盟者从瓜分波兰中取得了利益。这3个强国对波兰进行的瓜分的路线，乃是一根把它们互相连结起来的链条；共同的掠夺用团结的纽带把它们联系起来了。”^[78]1853年，马克思在《帕麦斯顿勋爵》一文中又提醒人们应当注意英国在支持资助俄国对1830年起义后的波兰实行统治时所起的作用。1863年1月，波兰再次爆发了反对沙俄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起义。沙皇政府对起义进行了镇压，英国、法国和奥地利政府则扮演了帮凶角色。马克思、恩格斯愤怒地谴责“欧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关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宰割英勇的波兰”，他们把沙俄看做是“头在圣彼得堡而爪牙在欧洲各国内阁的野蛮强国”，其“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79]再一次证明了欧洲列强在瓜分弱小民族方面是狼狈为奸的。1872年恩格斯在《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的发言中又指出：“英国征服和压迫爱尔兰达七百年之久是现存的事实……爱尔兰同英国的关系，就像波兰同俄国的关系一样，是不平等的。”^[80]欧洲列强对欧洲弱小民族的联合压迫和各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为恢复自由独立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决定了在它们之间没有真正的和平可言。

资产阶级在进行殖民侵略掠夺的时候，也同样惯用“文明”、“和平”等辞藻进行粉饰。对于资产阶级假惺惺的“和平”幌子，马克思、恩格斯在大量文章中进行了揭露批判。针对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侵略行径，马克思在《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一文中指出：“不列颠政府用公司的名义进行战争有两百年之久，直到最后才达到印度的天然边界。现在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在这整个时期内英国的所有党派对这件事抱着默然纵容的态度，其中还有一些人决心要在统一的英属印度帝国arrondissement〔边界完整〕大功告成之后用假仁假义地号叫和平的喊声盖过所有的人。”^[81]马克思还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国和英国的条约》、《新的对华战争》等文章中对英国以和平为幌子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揭露，谴责了英国以和平为伪装的掠夺行为。针对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强迫中国签署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要求战争赔款的情况，马克思说：“英国虽然一直声称同中国处于和平状态，却因此而不能不迫使中国偿付连英国现任大臣们都认为是由英国自己的海盗行为所造成的耗费”^[82]，揭露了英国假惺惺的和平托词下的掠夺罪行。1859年9月马克思再次指出：“当英国硬逼天朝人签订了天津条约而受到普遍祝贺的时候，我曾试图说明：实际上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英国根据条约所得到的商业利益是很微小的；同时，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将使战争必然重起。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个看法。天津条约已成过去的事情，在战争的严酷现实面前，表面上的和平也已经消失。”^[83]武力强迫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仅不能带来和平和巩固和平，反而会进一步刺激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野心，势必挑起新的侵略战争。对于英国在非洲的殖民扩张，马克思同样进行了强烈谴责。1882年，英国挑起和埃及的冲突，并残酷镇压了阿拉比率领下的埃及军队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将埃及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马克思在1883年1月致爱琳娜·马克思的信中说：“事实上，还有比征服埃及——在一片和平景象中征服——更无耻、更虚伪、更伪善的‘征服’吗！”^[84]和平在英国资产阶级那里只不过是掩盖他们侵略的遮羞布而已。法国的殖民侵略同样是和平掩盖下的残暴。恩格斯在《阿尔及利亚》一文中就法国的殖民侵略和统治指出：“所有重要的城市——君士坦丁、崩港、布日伊、阿尔泽、莫斯塔加内姆、特累姆森——都是被强攻占领的，它们遭受了强攻所带来的一切灾祸。……每个新总督上任无非是为了重复他的前任的一切暴行；文告中表示的是最善良的意愿，但是占领军、部队的调动以及双方的骇人的残酷行为，都推翻了关于和平和善良愿望的声明。”^[85]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采用了同样的伎俩。“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86]沙俄利用中国清政府的腐朽和英法等对中国的侵略以所谓保护者与和平调停者的身份攫取了中国大片领土。1858年10月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中针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写道：“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一场代价巨大的斗争时，俄国保持中立，到战争快结束时才插手干预。结果，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的战争只是让俄国得到了好处。……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而法国也希望捞到一点好处而同英国联合起来的时候，俄国——尽管就在此时夺取了中国的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加在一起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竟能以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人的无私保护人身份出现，而且在缔结和约时俨然以调停者自居；如果我们把各国条约比较一下，就必须承认：这次战争不是对英、法而是对俄国有利，已成为昭然若揭的事实。”^[87]

（三）资本主义列强的争霸斗争不会导致和平

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的。而这一前提是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实现的。工业资本家“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88]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仅有对内强制剥夺农民土地以使劳动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对外运用暴力手段侵占和掠夺殖民地以搜刮财富，还有各国资产阶级之间围绕着市场和原料产地而进行的激烈竞争。尽管资本主义列强在共同侵略奴役弱小民族与国家方面利益的一致决定了它们在维护殖民统治和压迫方面相互勾结，但另一方面，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尖锐的矛盾冲突。资本主义野蛮的原始积累、获取原材料产地以及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89]。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争夺殖民地、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海陆霸权，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通常表现为以暴力为后盾和手段的霸权争夺，同样不会导致真正的和平。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国家间激烈争夺的历史进行了概括和阐述。与过去“各国只要彼此有了联系，就互相进行和平的交易”不同，当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时，“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进入竞争的关系，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90]。接下来，“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新发现的土地的殖民地化，又助长了各国之间的商业斗争，因而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广泛和更加残酷了”^[91]。“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92]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彼此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这一时期是从航海条例和殖民地垄断开始的。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但是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93]。

霸权争夺在资本主义列强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霸权，英国先后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展开了激烈斗争。1586～1604年战争揭开了英国与西班牙争霸的序幕。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树立海上霸权。1625～ 1630年、1655～1659年的英西战争进一步使英国确立了优势，西班牙走向衰落。17世纪开始，英国积极在海外进行殖民扩张，英荷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17世纪中后期，英荷为争夺海洋霸权和欧洲、东南亚、美洲、非洲市场的贸易垄断权以及各殖民地尤其是印度的统治权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战争（1652～1654、1665～1667、1672～ 1674），结果英国获胜，荷兰丧失了北美殖民地新尼德兰等地，贸易、经济实力等下降，失去了大国地位。此后，英国和法国成为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的主要对手。1701～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是英法两国争夺霸权的第一次大冲突，英国夺取了直布罗陀和梅卡诺岛，巩固了它在地中海的地位；在北美，从法国手里夺取新斯科舍，又迫使法国承认纽芬兰和哈德逊湾为英国所有。1740～ 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英法又成敌手。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则是英法争霸具有决定性的战争，最终英国获胜。一系列争霸战争的结果，使资产阶级英国取得了海上霸主地位，成为世界殖民大国。

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列强为争夺霸权和获取廉价的原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市场展开了激烈角逐。进入19世纪，它们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的斗争也更加激烈。英国凭借自己的经济及军事实力，制定了维持欧洲各国之间相互牵制和争斗、防止一国称霸的外交政策，即大陆均衡政策，随时根据利益需要变换对外关系，以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随着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崛起并通过战争直接或间接统治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地区而成为欧洲霸主，英国担心法国强大后会与它争夺欧洲和海上霸权，就积极联合欧洲各国组织反法同盟，以削弱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因而英国与拿破仑的战争，实际上是两国资产阶级争夺世界市场和霸权的战争。正如1845年10月恩格斯在《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二封信》中指出的：“就英国方面来说，战争是由惊惶失措的贵族发动的，并且得到了财阀的支持。这些财阀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利润泉源：接二连三的借款；国债的增长；以及他们有可能渗入南美市场，在那里倾销自己的工业品，夺取他们认为能使自己的腰包塞得更满的、原属于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他们力图使不列颠威镇四海，以便能够打垮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如果这个国家的竞争能够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障碍的话。最后，他们竭力维护自己从供应欧洲市场取得巨额利润的权利，和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分庭抗礼。这就是当时英国统治阶级进行这次长期战争的真正原因。”^[94]这一时期俄国与法国的战争也是要争夺欧洲的霸权。英、俄、普、奥等国先后组织了七次反法同盟，于1814年彻底打败法国，重新确立了英国的霸主地位。其间为了破坏美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地位，防止美国向英国的加拿大等领地扩张，还爆发了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结果美国的独立进一步巩固，英国被迫放弃了征服美国的企图。英、俄、普、奥等在反法战争后胜利后召开了维也纳会议“以便分配赃物和奖金，并商讨能把革命前的形势恢复到什么程度。民族被买进和卖出，被分割和合并，只要完全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就行。在出席会议的国家里面，只有三个国家知道它们要些什么。英国想保持并扩大自己的商业霸权，想保留掠夺殖民地所得的最大部分，并削弱其他各国。法国想尽量减轻自己的不幸，并削弱其他各国。俄国想增强自己的实力，扩张自己的领土，并削弱其他各国。……结果法国打乱了德意志各大邦的计划；俄国获得了波兰的最好的一部分。英国用签订和约的方式比用战争的方式更加扩大了它的海上霸权，并在所有的大陆市场上占了优势，——这对英国人民来说毫无利益可言，但是对英国资产阶级来说却是大发横财的泉源。”^[95]

列强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并没有减少它们的重重矛盾，尤其英俄的霸权争夺日益激烈起来。俄国利用有利的战略地位，不断在土耳其、伊朗、中亚西亚和中国等地区扩张，力图建立庞大的斯拉夫帝国，获取世界霸权。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使它进一步夺取了大片领土，在黑海沿岸树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在欧洲和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成了英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随着力量的恢复，法国也很快又走上了争夺霸权的道路。为了抵制俄国对土耳其的控制和扩张，英、法、土同沙俄进行了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战败后的俄国被迫进行了农奴制改革，但其侵略扩张野心依旧。谋求统一和争夺欧洲霸权也是普鲁士的对外政策。1866年的普奥战争使普鲁士获得了德意志的统治权并将奥地利排除出了德意志统一进程之外。由于法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阻挠德意志的统一，彼此间的尖锐矛盾导致了1870年普法战争的爆发。法国战败后，德国完成了统一，吞并了法国的亚尔萨斯和洛林，作为新的强国迅速崛起。德国想继续削弱法国，继续夺取法国其他地区，实现自己在欧洲称霸的美梦，同时夺取比利时、北欧、巴尔干和奥匈帝国的土地，再夺取英、法、葡、比在亚非拉的殖民地，以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因而同英、俄、法等在欧洲和全世界展开了对霸权和殖民地的争夺。德国力图通过一系列结盟关系来维护自己的地位，1872～1873年间同俄、奥签订了三国军事协约和协定，形成了“三皇同盟”。在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斗争中，德奥为了共同对抗俄国、孤立和打击法国，于1879年10月签订了同盟条约。1882年，意大利在与法国争夺突尼斯中失败，加入了德奥集团，形成“三国同盟”。战败后的法国则力图向德国复仇，收回亚尔萨斯和洛林，并进而吞并德国的鲁尔矿区，为此不断寻找政治盟友。法德矛盾愈演愈烈，而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德国与俄国的矛盾也日益发展，彼此使用各种手段遏制对方。德俄关系日趋恶化，法国和俄国在反对德国利益上的逐渐一致导致了1891年法俄缔结协定，表示一旦发生战争危机，要互相协商。1892年法俄军方签订了“军事协定草案”。1894年法俄同盟正式建立。德国的迅速崛起与扩张直接威胁到了英国的利益，随着英德矛盾进一步发展，英国逐渐向法俄阵营靠拢。列强间的矛盾斗争和不断的分化组合造成了欧洲政治版图的巨大变化，也使局部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的危险一步步增加。恩格斯指出：“欧洲分裂为现在的两大军事阵营。德国的吞并把法国变成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者，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把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变成德国的同盟者。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96]资产阶级国家普遍实行了征兵制和预备兵役制，建立了庞大的陆海军，并展开了疯狂的军备竞赛。资产阶级的争霸不仅无法导致真正的和平，反而是导致战争、破坏和平的根源。

对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以“和平”口号掩盖自己争霸扩张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在很多著作中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抨击。英国资产阶级为了防止拿破仑法兰西帝国建立起欧洲大陆霸权后同自己分庭抗礼，用“法国革命威胁着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口实，以所谓拿破仑的垮台才能有“永久和平”、“公共福利”等动人心弦的词句作为号召，联合其他国家结成数次“反法联盟”打败了拿破仑。而且在战后“用签订和约的方式比用战争的方式更加扩大了它的海上霸权，并在所有的大陆市场上占了优势”^[97]。为遏制俄国在巴尔干扩张，维持大陆均势与自己的霸权，英国与法国以“保卫”土耳其独立、反对“专制”、争取“自由”和“文明”为由支持土耳其对俄国宣战，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英法既想除掉俄国这个在近东和中东的对手，削弱俄国的军事实力，又不想摧毁沙皇俄国这个欧洲宪兵和反革命势力的支柱，动摇欧洲反动的、旨在镇压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统治秩序。因此其追求的真正政治目的“不是废除维也纳条约，而是通过把土耳其补加到1815年的议定书中来巩固这个条约。有人希望，从这时起保守主义的千年王国就会开始，各国政府将能够仅仅为了使欧洲思想界‘平静’而作共同的努力。”^[98]为了防止这一冲突演变成欧洲人民反对沙皇制度和其他反革命势力的战争，引燃普遍的革命烈火，英法统治阶级“为了局部目的而进行局部战争”，使战事局限于克里米亚半岛，并在战争初期施行绥靖政策，消极避战。因此，马克思称这场战争是一场“虚假的对俄战争”。1856年4月初他在《卡尔斯的陷落》一文中写道：“卡尔斯的陷落是虚假的对俄战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没有卡尔斯的陷落，就不会有五项条款，就不会召开会议，就不会有巴黎条约，一句话，就不会有虚假的和平。”^[99]克里米亚战争最后以《巴黎和约》的签署结束。但并未使西方列强在土耳其问题上的矛盾得以解决，而且孕育着新的、更尖锐的矛盾。因此，《巴黎和约》带来的和平只能是一种“虚假的和平”。

法国长期以来力图确立在欧洲大陆的霸权，拿破仑战争后法国的力量一度削弱。大金融大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上台后，谋求欧洲霸权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又开始了对欧洲霸权的积极争夺。但他高呼“帝国就是和平”以掩盖其谋求欧洲霸权的目的，并以“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这样的理论蛊惑人心，在五、六十年代为了满足金融贵族和工业巨头追求市场和原料产地的贪欲以及维护自己的军事官僚统治，多次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深入揭露批判。1859年3月马克思在《历史上的类似现象》一文中写道：“七年过去了，一切都变了。拿破仑第三说的那句话永远不能收回或遗忘。……如果今后仍然‘帝国就是和平’，那末这就是明乔河或多瑙河上的和平，是他的绣着帝国之鹰的旗帜在波河和阿迪杰河上胜利飘扬的和平，要不然就是莱茵河和易北河上的和平，这将是把铁制王冠戴在他的头上的和平，把意大利变为法国总督管辖区的和平，把大不列颠、普鲁士和奥地利变成绕着法国运转的、沐浴着查理大帝的新帝国这颗位居中央的巨星的光泽的简单卫星国的和平。”^[100]1861年1月恩格斯在《法国的武装力量》一文中也指出，法国在路易－菲利浦时期每年征召的军队的实际人数也仅在4～6万人之间。而波拿巴上台以后，则每年“征召8万人，甚至征召10万人和10万人以上。意味着和平的帝国，比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所需要的炮灰却要多一倍”^[101]。对于“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这样的荒谬理论，马克思批判指出：“在当代伪善政策的一切信条中，没有一条像‘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这一信条那样，闯下了这么多的灾祸。这个以包含着大谎言为主要特征的大实话，是一个战斗号召，它呼吁全欧洲武装起来，并且使那些雇佣兵产生了这样一种狂热，以致每一个新和约的签订都被看做是一次新的宣战，都成为进行有关的各种投机活动的对象。现在欧洲各国都已变成兵营，兵营内的雇佣兵都渴望互相厮拼，以便为了和平而互相割断咽喉，这样，在每一次新战争爆发之前必须弄清楚的就只剩下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站在哪一边。一旦负责外交的议员们借助于《sivispacem，parabellum》〔‘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这个经过考验的例律，满意地解决了这个次要的问题，一次文明战争便开始了；这种文明战争，按其残酷野蛮的程度来说，应该是强盗骑士阶层繁荣鼎盛时代的东西，而按其阴险诈伪的背信弃义性质来说，又毕竟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最新时期所特有的产物。”^[102]在意大利统一问题上，为了削弱奥地利、增强法国实力，波拿巴同意与撒丁王国共同对奥作战。但由于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他假意同意召开欧洲会议来讨论意大利问题。1859年4月恩格斯在《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一文中指出：“这个会议只要召开，就只不过是一种‘骗局、笑柄和圈套’，而不是认真地、至少不是真心诚意地维护和平；恐怕用不着怀疑，所有列强现在都完全相信，整个这件事情虽只是空洞地走走形式，但必须进行到底，才能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和掩饰那些还没有公开暴露的真实企图。”^[103]法、撒对奥战争爆发后，波拿巴又背信弃义与奥地利单独媾和，使意大利统一运动受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波拿巴从自身维持霸权的角度极力阻止，导致了普法战争的爆发，也最终赢来了垮台的命运。马克思在《法国在裁军》中总结说：“周期性地向法国国外实行袭击，以战争的胜利来使居民陶醉，从而克服他们的敌对情绪——这就是复辟帝国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把法国拖到全欧战争的边缘以后，又俨然装成使法国免遭这场战祸的救主——这就是十二月政变的英雄存在的第二个条件。”^[104]“战争是使他能够保住皇位的条件，但是，由于他毕竟只是一个假波拿巴，所以看来战争将始终是徒劳的，是在欺骗的借口下发动的，是浪费鲜血和物质财富而不会给他的臣民带来任何好处的。”^[105]

普鲁士作为当时德国最强大的邦，一方面与奥地利争夺德国统一领导权，另一方面积极争夺欧洲霸权。当然，这种争夺也是离不开“和平”幌子的。对于普鲁士以和平旗号掩盖自己的反动政策，1849年3月恩格斯在《第二议院的奏折草案》中讽刺道：“‘普鲁士’将不惜‘任何牺牲’，必定要以不同于弗里德里希大帝兼并西里西亚的别种方式来兼并小德意志的土地。在‘掠夺’方面，现代的普鲁士不愧是‘和平进步’的维护者。”^[106]1855年3月马克思在《议会新闻：上院关于普鲁士的辩论》中论述道：“像普鲁士这样的大国是不能把自己关在德国这个狭窄范围内的。有人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普鲁士提出警告，反对过这种态度，但普鲁士却总是回答说：它的政策就是和平。而实际上它的政策‘既非欧洲式的，又非德国式的，也非俄国式的’；与其说它是要威胁俄国，不如说它是要妨碍奥地利。而且一旦有人拿欧洲的重大利益作为赌注的时候，普鲁士毕竟不能长期坚持它的闭关自守的政策。它不能站到俄国方面，因为这同普鲁士和德国的民族感情有抵触。普鲁士十分清楚地懂得：如果它站在俄国方面反对奥地利，它就会成为俄国的附庸。而支持奥地利普鲁士又不愿意。”^[107]当普鲁士用种种手段迫使法国挑起普法战争并击败法国后，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又以所谓防止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永久和平的保证”为幌子掩盖其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行径，马克思怒斥在德国资产阶级那里，“甚至掠夺行为也从未来战争的原因变成了永久和平的保证”^[108]。“发明了这种永久和平保证的恶棍和傻瓜们，应该哪怕从普鲁士的历史中，从拿破仑为提尔西特和约付出惨重代价的例子中知道：用这种强力手段来压服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民族，其结果将和预期的目的刚刚相反。”^[109]在《欧洲能否裁军？》中恩格斯又一次明确指出，普法战争后德国对亚尔萨斯—洛林的兼并的结果就是“法兰克福和约对法国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正如提尔西特和约对普鲁士那样”^[110]。后来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断的正确性。

沙皇俄国同样打着和平的旗号极力扩张，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1848年革命中沙俄充当了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并以假惺惺的和平愿望为旗号极力控制德国以巩固其霸权。对于沙俄的和平欺骗，恩格斯在1848年8月《俄国的照会》一文中揭露道：“虽然有典型的‘先生们，准备马吧！’的说法，虽然华沙警察局局长阿布拉莫维奇流露了真情，发表了反对德国人民的恶毒言论，虽然（确切些说是由于）彼得堡发出了威胁性的别有用意的照会，俄国政府却仍然力争‘和平与和解’。俄国仍然是‘真诚爱好和平的，并且抱着防御的态度’。”^[111]恩格斯辛辣地讽刺道：“俄国外交家要全世界向他的皇帝的爱好和平与宽大为怀的精神跪拜。”^[112]“既然旧制度将继续保留下来（虽然它涂了一层现代的色彩），既然由于‘一时的陶醉和兴奋’而脱离了俄国和‘历史的’轨道的德国又将驯顺地进入这个轨道，那末俄国将是‘真诚爱好和平的’。”^[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