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基本方法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

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精神。这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梅格纳德·德塞所说:“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的，但他同样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能改变、创新和适应的。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必须从资本主义的最大优点所包含的不足中去寻找——也就是说，用辩证的方法去寻找。只有当资本主义不能进步时，它才能达到自己的极限”。⁽¹²³⁾也正如克里斯托夫·阿瑟在《资本主义的内在总体性》一文中指出的，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既不是经验主义的，也不是思辨哲学的，而是辩证的总体性方法。⁽¹²⁴⁾

众所周知，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自己为批判旧世界特别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理论准备的过程。这一过程鲜明地表现出了他辩证地对待黑格尔哲学的科学态度，实际上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精神。

列宁曾经指出，在写博士论文时，“马克思就其当时的观点来说，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¹²⁵⁾然而，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理论追求却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冲破黑格尔哲学体系。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一样，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态度是把它的辩证方法和保守体系区分开来，历史已经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在黑格尔哲学中，那被保守的体系所隐蔽着的辩证发展的观点有着更为本质的意义，这一点恰恰又是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所不及甚至有所忽视的。他批评老年黑格尔派无批判地对待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在他看来，黑格尔之所以从自己的哲学中做出了保守的结论，其根源恰恰在于他的辩证法的不彻底性，作为黑格尔的学生就应该努力阐发他的哲学的内在本质即辩证法，这一点恰恰又是马克思超越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之处。那么，如何既批判又继承，既克服又保留地即科学地对待和改造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呢?当时马克思用的是个别自我意识的原则。在黑格尔哲学中，虽然包含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作为二者的统一的绝对精神，然而作为人的象征的自我意识，却始终充当着绝对精神的不自觉的工具，因而黑格尔哲学极度忽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没有给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留下充分的余地，这也使他对希腊后期的自我意识哲学十分轻视，而这一点也就成了黑格尔哲学的致命缺陷。为了把哲学变为反对专制制度和争取自由解放的武器，马克思认为必须提高作为人的自由的象征的个别自我意识在整个哲学体系中的地位。

同时，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哲学应该转向世界，实现自身，成为改造现实的有力武器。黑格尔虽然把绝对精神描绘为某种能动的过程，但这仅仅是一种脱离主体的抽象思维的能动性，它只是对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的构造才是适用的。绝对精神的这种抽象的能动性，只有转化为意志，转化为个别自我意识才能进入实践的领域。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只是感到它们同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有矛盾，但却始终不知道它们自己的努力只是为了实现黑格尔哲学的个别环节。

马克思在揭示出青年黑格尔运动与黑格尔哲学这种既对立又继承的关系后，进一步分析了从黑格尔哲学解体中产生出来的各个学派，这就体现了马克思既尊重客观现实又全面合理地分析的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后德国哲学内部的斗争，主要是在批判哲学和实证哲学之间进行的。一个要求转向世界，另一个要求转向哲学本身。前者是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力图利用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方法和理性概念来批判基督教和专制主义的现实，从中得出革命的结论，所以只有它才能带来真正的进步。后者是以费舍尔为代表的实证哲学，它把主要的批判锋芒对准黑格尔的理性内容(绝对理念)，而对于基督教信仰持调和态度，结果出现了颠倒和混乱。

虽然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一样，都是从黑格尔出发转向自我意识哲学的，但他们却是存在着根本分歧的。因为鲍威尔等人在摆脱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之后，只是简单地恢复了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而马克思则珍视黑格尔哲学的积极内容即辩证发展的观点，这一点恰恰是青年黑格尔派其他成员没有做到的，这是真正的唯物辩证法的辩证否定的生动体现。在马克思那里，自我意识只是客观精神所采取的主观形式，因而它必须具有精神所固有的一切环节如普遍性、个别性和否定性。马克思认为这一切环节在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那里分别地得到了充分的表述，只有把这些体系合在一起才形成自我意识的完备的结构。因此，黑格尔以后的自我意识哲学不是要回到上述体系中的哪一种，而是要发展出集各个环节于一身的自我意识的完备结构。

从1840年开始，由于普鲁士王国政府变本加厉的反动，青年黑格尔派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了反对反动当局的公开的政治斗争中去。继费尔巴哈之后，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先后被驱逐出大学，这就从根本上堵死了马克思最初想当大学教授的希望。因此，在完成博士论文后，马克思就不再从事纯理论的研究工作，转而开始了以哲学为武器，积极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从而进一步为他的“批判旧世界”特别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特别强调理论批判要联系实际政治，开始探索哲学的客观基础，逐渐认识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早在《博士论文》里，马克思就主张哲学必须与世界处于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通过对海尔梅斯以及柏林“自由人”的斗争，更加强了他的理论批判必须联系实际政治的观点。

海尔梅斯在《科隆日报》社论中，针对《莱茵报》叫嚷道:“通过报纸传播哲学和宗教观点，或者在报纸上攻击这些观点，都是不能容许的。”他反对报纸谈论哲学，实际上也就是反对哲学与政治相结合。

马克思认为，哲学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然而它充满了现实的社会内容，“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¹²⁶⁾，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¹²⁷⁾

马克思指出，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它在用双脚立地以前，先是用头脑立于世界的。他相信，“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¹²⁸⁾尽管海尔梅斯之流想借助政府的命令来阻止哲学与现实的联系，然而哲学已进入沙龙、教士的书房、报纸的编辑室和朝廷的候见厅，进入同时代人的爱与憎，就是哲学的敌人的内心也受到了哲学的感染，他们要求扑灭思想烈火的呼救的狂叫就暴露了这一点。哲学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走出纯粹思辩的天地，同具体的现实打交道，充分发挥它的战斗作用。从敌人的叫喊声中，充分显露出了哲学的现实战斗力，“哲学是被它的敌人的叫喊声引进世界的”⁽¹²⁹⁾。马克思在谈到这种新时代的哲学时，庄严地宣告:这种“哲学思想冲破了令人费解的、正规的体系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¹³⁰⁾

从上述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从强调哲学必须同现实世界紧密联系的角度，触及到了新哲学的人民性和战斗性。

在普鲁士反动政府的压力下，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越来越远离政治斗争，走上了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道路。1841年底，他们成立了一个以鲍威尔兄弟、梅因、布尔、施蒂纳等人为核心的所谓“自由人”的无神论组织。他们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宣称必须对宗教展开公开的斗争。他们尽唱高调，企图完全摆脱阻碍个性发展的任何权威。这种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使得批判哲学走向极端，越来越把批判变成目的本身。他们把《莱茵报》看成是自己唯命是听的机关报，要求来稿必登。

马克思坚决反对“自由人”这种脱离社会实际，醉心于抽象的理论批判的倾向。他把“自由人”的那些一大堆毫无意义却又自命能够扭转乾坤的作品，或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文章，当作废料淘汰掉，并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¹³¹⁾对宗教的批判要更多地在批判政治状况当中进行。对马克思的这些忠告，“自由人”根本听不进去，梅因反而写信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从此马克思就同“自由人”分道扬镳了。

马克思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中逐渐认识到，由于一定时代的实践需要而产生的哲学，又对现实的实践有所反应并且指导它们的发展，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有无限生命力的。这恰恰是真正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因此，他告诫我们说;“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迸发出的火花就越灿烂。”⁽¹³²⁾

经过《莱茵报》时期政治斗争与理论斗争的社会实践锻炼之后，马克思开始从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角度更进一步为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作准备。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实际上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观点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进行了批判改造。

马克思首先通过对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中介”观点的批判，阐述了矛盾的辩证法思想。在黑格尔看来，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以及国家机构内部存在着差别和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可以通过一种“中介”力量而最终实现同一。马克思在分析批判中，肯定了黑格尔关于矛盾存在的思想，认为黑格尔的深刻之处也正是在于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出发，并把这种对立加以强调;同时，他也指出，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本质的理念中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矛盾的本质不是存在于理念之中，而是存在于客观现实的过程之中。所谓立法权自身的矛盾(立法权中各种不同原则的冲突)，只不过是政治国家的矛盾，因而也就是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

马克思还指出，正因为黑格尔不是从现实矛盾出发，而是从抽象的理念出发，因而得出对立面的“中介”把对立面导向同一的论点，用“中介”来调和对立面的斗争。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这种观点时，把现实的对立面分为两类:一类是同一本质的对立面，如磁的南极和北极、男性和女性等等，它们不是作为敌对双方而彼此对立，而是既相互排斥又互为前提的;另一类是本质不同的对立面，是“真正的极端”。马克思认为，这后一类对立面是不需要任何中介的，也不能被中介所调和，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互相对立的。他写道:黑格尔“把现实对立面的鲜明性以及这些对立面之形成为极端看作必须尽可能加以阻止的事情或有害的事情，而这种形成不外是这些对立面的自我认识，以及它们对决战的渴望”⁽¹³³⁾。在这里，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调和矛盾的错误观点，强调矛盾双方对立、斗争的作用。但是，他对矛盾双方的同一，在当时尚未给予必要的注意。

黑格尔虽然提出了关于从量变转化为质变的思想，但是一旦接触到现实政治问题，他的德国庸人的习气又使他往往否认质变、飞跃。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他认为国家制度是不断变化的，前进运动的，但是“这种前进的运动是一种不可觉察的无形的变化”，“从外表看来是一种平静的觉察不到的运动。久而久之国家制度就变得面目全非了。”⁽¹³⁴⁾这就完全否认了国家制度发展中的质变、飞跃和革命。马克思指出，这种观点是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诚然，全部国家制度总是这样变化的: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一场真正的革命。”⁽¹³⁵⁾这样，马克思就肯定了国家制度的变革同样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加深入和彻底地贯彻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精神，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辩证地分析和研究劳动和异化劳动，科学地对待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特别是科学地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问题上。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实际上论述劳动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时，严格说来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指异化劳动，由于异化劳动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两极化、简单化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全面展开和逐步加剧，最后必然导致私有制的被扬弃，资本主义社会被批判、被否定和被消灭;另一方面则是对象化的劳动过程即人对自然界的积极改造和合理占有。这种对象化的劳动过程从根本性质上来讲是不同于异化劳动的。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观点，它体现的恰恰是人类对自身的生活和历史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过程。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的这两种性质令人不可思议地荒谬地结合在一起，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的对象化变成了劳动的异化，对自然界的占有变成了自然界的丧失。

但是，尽管劳动具有这种异化性质，劳动还是人类自我生成、自我创造的唯一的推动原则，马克思在这里正是充分体现了辩证分析的科学态度。以往的历史理论都忽视了这一点，它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仅仅把宗教或者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这些抽象普遍形式的历史，看做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和人的类的活动。但是，在马克思眼中，实际上，“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而“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¹³⁶⁾马克思在这里对劳动的分析实际已经转向实践的观点，正在逐步接近实践的唯物主义。

实际上，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进程中，劳动的性质一方面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即生产力状况的制约。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异化劳动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历史制约性而造成的。只有在不仅消灭了私有制，特别是批判、推翻和消灭了私有制的最后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社会，而且生产力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和提高的历史前提下，才能谈得上那种被当作生活的乐趣和“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劳动活动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类必须在各种既定的艰苦的劳动条件下，逐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积累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以便逐渐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从自然界的奴隶变成自然界的主人。正是这种不断的劳动(实践)和创造，以及由它所推动起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一科学观点，由于受到异化理论的限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尚未完全形成。

在这样一个剧烈转变的过程中，马克思开始了对人类历史辩证发展过程的艰难的探索历程，这就促使他势必转向在他之前的辩证法发展的最高形式——黑格尔辩证法。然而，黑格尔辩证法在其现成的抽象的唯心主义形式下又是不能适用于解释历史和对资本主义现实发展状况进行批判的，因此，对其加以批判和改造就势在必行了。

马克思在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后，还将其具体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他认为，在人的自我创造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借助于生产(马克思将“生产”总称为“工业”)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历史可以归结为工业的发展。马克思对工业的发展作了辩证的分析。他指出，在私有制范围内实现的工业进步，确有其消极的一面，它促使人的异化和非人化日益加深;但也确有其积极的一面，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工业发展的最重要最主要的结果，只能是一方面造成资本积累的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是工人的贫困化程度日益加深，最终导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化，这就为共产主义革命创造了最为深厚和坚实的基本条件。可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其本身的客观的辩证运动过程而最终决定了其自身的被批判、被否定和必然走向灭亡。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必将在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后代之以共产主义制度，从而最终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剖析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前文已有论及，在此不再赘述。

在真正开始为自己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奠定科学的世界观基础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同样体现出真正的唯物辩证法精神，这一点特别突出地体现在他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将科学的自然观与科学的历史观统一起来的艰辛的理论探索之中。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的观点同时也是唯物辩证的观点，它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始终。在此基础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体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为崭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提供了雏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创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一次全面、深刻和科学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十分充分而深入地贯彻着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给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批判、推翻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最坚实最牢固的理论基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阶级、国家与社会革命诸问题，并且论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这一革命同以往革命的本质区别。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矛盾，得出了实质上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的结论。在这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第一次被运用于认识社会现象，从而克服了以往所有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他们第一次提供了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完备的科学的理解，并创立了研究历史的真正科学的方法。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历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完成的革命变革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使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历史观成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马克思进一步更全面更深刻更科学地批判资本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中，进一步揭示了辩证法的客观性。他指出:“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¹³⁷⁾而“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¹³⁸⁾在马克思看来，一切事物的运动，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经济范畴的辩证法、概念的辩证法，是由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决定的。客观事物、人类历史是按照其固有的规律运动变化的，这就决定了反映客观事物、人类历史运动变化的概念、经济范畴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因此，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对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而不能允许像蒲鲁东那样任意地、主观地运用范畴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

作为马克思主义问世标志的《共产党宣言》则更是自始至终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分析了历史上的社会形态，特别是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他们的分析表明，社会的发展是由社会的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所推动的。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冲突，它们的斗争和转化，决定了资本主义由生气勃勃的上升时期走向了危机重重的没落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期，在探讨矛盾规律时，比较侧重于阐明矛盾对立和矛盾斗争的不可调和性。现在，他们在强调矛盾斗争不可调和的同时，还具体分析了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和冲突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有无产阶级最后战胜资产阶级，争得民主，这一矛盾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终被消灭。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指出这一点，还分析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矛盾斗争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资产阶级是依靠剥削无产阶级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又生产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对不断增加利润的追求，驱使资本家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而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又进一步扩大和锻炼了工人的队伍，加深了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以至发展到资产阶级再也没办法控制迅速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此时，资产阶级就必然由先前的革命者转化为反动者，而无产阶级则由社会的最底层起而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灭者、新社会的建设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具体分析，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最科学最有力的批判，生动地表明唯物辩证法是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

为了从根本上彻底地科学地批判资本主义，同时也是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从产生、存在、发展和灭亡以及必然要为另一个更高级的社会所代替的特殊的经济运动规律，给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最锐利的思想与实践武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历时整整四十年。《资本论》成为马克思历经千辛万苦、耗尽毕生心血所创作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它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它集中了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最卓越的成就，同时也最为典型和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而唯物辩证法是这种批判的基本精神或曰灵魂。

事实上，在所有称得上是经济学家的人们中间，只有马克思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伟大历史作用进行了最充分最合理最科学的评价。马克思说:“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但是，“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¹³⁹⁾

具体来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是通过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进行严格科学的考察和应用，并给予精确的、全面的定义和说明来实现和展开的。马克思结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及其运动规律的考察，特别详尽地探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辩证发展的内容，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和批判中继续贯彻和体现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精神。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科学地论证了生产关系怎样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每一步都是生产和交换发展的结果。商品、货币和资本代表着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状况。从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那一历史时期开始，商品生产才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才真正成为人类社会普遍的、典型的生产形式。新的生产关系一经产生，就成为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的原则。商品生产一旦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领域，价值规律就必然成为支配生产的根本准则，竞争迫使生产者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做首要的事情来抓。从简单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起，价值生产也就同时转化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推动原则，在为缩短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迫使资本家不能再用延长工作日的方法来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后，资本家就不得不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而剩余价值则包含着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实质，它是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钥匙。马克思根据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把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区分开来，深刻地揭露出劳动过程作为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的生产和价值增殖过程作为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是作为生产力的代表者，作为用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来使自然界服从于自己的需要的创造者而出现的，但是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或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价值增殖过程，却将人变成资本的一部分，变成为价值增殖的目的所驱使的没有意志的工具。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在这种无法摆脱的矛盾中发展变化的，而这种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被批判、被推翻和被消灭。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这种生产方式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来看，这个阶段同一切过去的形式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这个阶段又绝不是最后结果，而是相反，在它固有的对抗形式中，包含着它必然灭亡的历史发展趋势。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被证明为历史的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它看作是生产的绝对的自然规律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只能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超越私有制，实现新的社会形态更替，以及从人的奴役走向人的解放的现实运动和理论向度，构成了马克思一生的理论主题。也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对立的“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之前就会破灭”，因为“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存下去”。⁽¹⁴⁰⁾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研究，开辟了通向新社会的远景，开辟了通过对社会关系的革命性改造而建立新的社会形态的远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能构成向这个新社会形态的过渡阶段，它必然要受到批判，并且必然要被推翻和消灭。这一切，是那样地不可抗拒，就像当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的否定是不可抗拒的一样。马克思指出，“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¹⁴¹⁾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走向灭亡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最终归结为阶级与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理论，这可以说是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被运用于一个社会形态研究的最大成果。